《兰亭序》与《祭侄稿》之比较
《兰亭序》与《祭侄稿》之比较王德志
在中国书法史上，若提及最为著名的行书法帖，恐怕没有人能绕开王羲之的《兰亭序》和颜真卿的《祭侄稿》，将其二者放在一起来加以欣赏比较，别具意味与启迪。
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时任会稽内史、右将军的王羲之，农历三月三日上巳节与当地名士孙绰、谢安、支遁等41人聚会修禊，曲水流觞，赋诗书怀，共作诗37首，结纂为《兰亭集》，王羲之欣然命笔为之序，遂有了这千古一帖的《兰亭序》，史称“天下第一行书”。传说，此帖真迹被酷爱王羲之书法的唐太宗李世民做了昭陵随葬之物，目前人们所能见到的是被称作“下真迹一等”的唐人冯承素的摹本。拜观《兰亭序》，如对高人雅士，如沐清风，如临秀松，无人间火气、霸气，一派自然气象。真可谓清丽绝尘，真水无香，令人叹服，玩之不倦。其用笔清利遒健，变化多端，顾盼呼应，笔姿活脱，诸法悉备。“参差之趣得于挥洒，险夷互彰来自映衬”(欧阳中石评语)。尽管1965年郭沫若先生在《文物》第6期上发表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由此引起书坛上著名的“兰亭论辩”结果莫衷一是，但这种考据丝毫无损《兰亭序》在书法史上的辉煌地位。许多历代书法大家都有《兰亭序》摹迹传世。如唐代的褚遂良、虞世南，元代的赵孟兆页，清代的八大山人，当代的沙孟海、沈尹默、陆维钊等。或许是王羲之挥毫时“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得天时之祥瑞；或许是“茂林修竹，流觞曲水”，惹人怡然陶醉；或许是“群贤毕至，老少咸集”，令人意兴勃发；或许是王羲之一觞一咏，酒意诗兴交集等原因所致，事后他曾数度誊清，均不及原草稿的书法气息纯正，遂有传涂抹笔迹的《兰亭序》于世。
唐玄宗末年，安禄山发动叛乱，当时颜真卿和他的从兄常山太守颜杲卿分别在山东、河北抵抗叛军。不久常山陷落，杲卿及其幼子季明被杀。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颜真卿命人到河北寻访季明的首骨携行。作了流芳千古的祭文———《祭侄稿》。鲁公此时联想到颜氏家祖“巢倾卵覆”，心情极度悲愤，提笔疾书，血泪与笔墨交融，激情共浩气喷薄。随着感情的起伏，笔墨跳跃跌宕。特别是到了“贼臣不救，孤城围逼”，再也抑制不住百感交集的愤激。像火山爆发，狂涛倾泄。字形忽大忽小，行距忽宽忽窄，用墨或燥或润，笔锋有藏有露，连绵起伏，笔势飞动，心手两忘，一泻千里。此稿随情挥洒，任笔涂抹，大有惊天地，泣鬼神之艺术魅力。元代大书家鲜于枢跋《祭侄稿》曰：“唐太师鲁公颜真卿《祭侄季明文稿》，天下行书第二(第一为《兰亭序》)。”也有人认为此稿的艺术性高于《兰亭序》。
当我们将王羲之的《兰亭序》和颜真卿的《祭侄稿》放到一起进行比较，发现有如下异同。二者都是文稿，也就是说还不是“成品”，但它们都有着极高的艺术感染力，都是神来之笔。非刻意而求之，少人工之安排，王羲之事后的几次誊清失败说明了书写艺术的不可重复性。正如宋朝黄庭坚《黄州寒食诗帖跋》中称赞苏东坡《黄州寒食诗》所指出的：“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恐怕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一个书家书法的性情、情感的表达力，草稿最易见得。元人张宴跋《祭侄稿》云：“告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起草。盖以告是官作，虽端楷终为绳约，书简处于一时之意兴，则颇能放纵矣。而起草又处于无心，是其心手两忘真妙见于此也。”这就告诉我们，优秀的书法作品常常出自于“无意于书”之时，而往往得之于“无意于佳而佳”。二者都存在涂改添加现象。《兰亭序》共28行，324字。有添加一处，删涂一处，涂改五处。《祭侄稿》共25行，234字。有添加一处，删涂七处，涂改七处(严格讲有九处)，这一现象恐怕是草稿的特点之一。我们发现这些涂改和添加与其各自的通篇书风是极为吻合的，体现了作者一次性的生命流程。王羲之的涂改，大都在被废弃的字上用加粗笔画的形式为之，字形虽然粗了、大了，但依然体现了不激不厉的闲雅情调，得之于安稳。而颜真卿的涂改则大都在废弃的字上划圈后在旁边添字，有的地方圈了添，添了再圈。有的地方圈的笔道厚重浓润，但大部分却是以飞白笔道出之。充分反映了作者心绪的变化。通过比较，《祭侄稿》虽然比《兰亭序》在字数上少了90个字，但其涂抹和涂改之处却高于后者，这充分说明了前者海浪迭涌的愤激情绪。因此，后者的书风在不激不厉的心绪中首尾贯之，可谓“清风出袖，明月入怀”。而前者随着心绪的跌宕，其书写呈现了浓淡、勾连、迟速、涂抹圈画、穿插增补等的急剧变化，临近终篇草体渐渐地多了起来，大有心手两忘，我写我心之境。二者的心境不同，但同样为我们创造了千古不朽的艺术精品。王羲之写《兰亭序》岁在暮春之际，行的是与友人修祓禊之礼，作诗兴乐，“五合交臻，神融笔畅”，不亦乐乎?而颜真卿写《祭侄稿》，则是沉浸在从兄颜杲卿、从侄季明的“父陷子死，巢倾卵覆”、“扶而首榇”的极度愤激之中，难免“独怆然而氵弟 下”的心境。唐人孙过庭在其传世之作《书谱》中，提出了著名的“五乖五合”说，并进而言之，天时合适不如工具合适，工具合适不如心情舒畅(“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这一观点在王羲之书《兰亭序》时的良辰、美景、赏心、乐事所一一应对，而对颜真卿书《祭侄稿》时的心境却大相径庭，但颜鲁公依然写出了千古仰视、令人叫绝的名帖。因此我们是否可以对孙过庭的“乖合之说”提出一点点质疑呢?其“达其性情，形其哀乐”足矣。二者其时的心境迥异，但都采用了行书体(颜真卿的《祭侄稿》，时人或称为行草书)。它告诉人们在表达情感方面，行草书是最为合适之体。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书概》里说过：“观人于书，莫如观其行草”，此言信矣。二者的用笔不同，是两大书风的典型代表。王羲之写《兰亭序》，用笔以内 为主，大都露锋起笔，变化多端，转折灵动，利落洗练，纯出自然。因此，王羲之在前人的基础上创造的书风，遒美劲健，流美中正，写得劲媚、清丽、活脱多变(此帖中，笔画极简单的“之”字有20个，王羲之写的字字有别，决无雷同)，在中国书法史上功莫大焉。颜真卿书《祭侄稿》，用笔以藏锋为主，纯用外拓法，骨力遒劲，柔中见刚，时现渴笔，郁勃苍劲，铁画银钩，有篆意，一改初唐士人风靡“二王”之习，将篆书和草书的意趣纳在了行书之中，其在“二王”之外独辟蹊径，有继往开来之功。
至此，我不仅突发感慨：当初的王羲之和颜鲁公未像时下一些书家以扭捏做作为审美取向，斯乃中国书史之大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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