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浙江湖州人，是元代最显赫的画家之一，也是最卓著的书法家之一，在中国书画史上具有广泛影响。这位赵宋世家的没落贵族，入元后被征召为官，后屡经升迁，成为元朝“荣际五朝，名满四海”的宠幸，加上他在诗书画论上的全面才识，也就当之无愧地成了元代文人画的领袖人物。对此，史书上难免留下诸多争议。他的绘画标榜复古，提倡笔墨法趣，刻意摹唐人笔意，而轻视南宋院画末流；他的书法最佳为楷书、行书，集晋唐书法之大咸，兴复王羲之、王献之书风，有“赵”体之称。《元史》上说他“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足见其在书史上的地位。由于其妻管道昇、其子赵雍均在书画上名冠一时，元仁宗曾把他们三人的书法合装成帙，秘藏于宫中。“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赵孟頫的这首题画诗已成为我国书画界的座右铭。

宋元变革影响下的元代绘画

公元1279年，蒙古铁骑终于如汹涌的钱江潮水闯进了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以元代宋的鼎革之变，数百年的分裂局面结束了。元初统治者挟军事上的威力，将中国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等级，厉行野蛮的专制统治，而且还废除科举制度，杜绝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途径。读书人的地位一落千丈，以致出现“十儒九丐”的局面。

因此，许多江南文人将自己的才能发挥于诗文书画之中，使北宋苏轼倡导的文人画得到弘扬，写意画成为风尚，渐渐取代写实的宫廷画、民间画工画，成为元初画坛的主力军。这些江南文人，虽然不能恢复中原，只好在强悍的元蒙贵族统治下忍辱偷生。但在艺术上，他们却自立崖岸，俨然以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自任。

当时的画坛流行着两股潮流：即辽金以来的北方艺术及其继承者元代宫廷、官府的工丽写实艺风，随着蒙古铁骑的扩张而南下；而南宋宫廷院体末流过于精丽巧密的画风仍在南方泛滥。二者皆以突出的装饰特点趋于合流。

对于这种画坛新趋势，江南文人十分反感。他们在思想感情上很难接受与辽、金、蒙古的统治密切相连的北方文化与绘画；与此同时，在反省亡宋教训时，他们往往把南宋末年的院体画和宋廷腐朽没落、玩敌致亡相联系，譬之为残山剩水的亡宋之兆，予以摈斥。

恰在此时，国家的统一，分裂的结束，使“靖康之变”后沦没于金朝的唐代、北宋绘画有条件辗转流传到江南，也使许多南人有机会在北方见到相违已久的唐代、北宋绘画，加上南宋皇室的一些珍藏亦因宋亡而流散民间，使较多的文人能接触到它。这些古画所体现的优秀传统大大开拓了江南文人的艺术视野，启发他们找到了既能抵制元朝统治所带来的北方文化，又能摆脱衰颓的南宋院体遗风的良策。为了不使传统文化因宋元之变而断绝，他们以“师古人”为口号，提出远师唐人、北宋，存心与时流立异对抗，从而创造出一种既与北方宫廷画风迥异，也摆脱南宋院体末流影响，重在抒写情怀，而且在技法上强调以书法入画的新画风，形成元代绘画中最具特色的文人画流派。江南文士钱选、任仁发、赵孟頫等就是在此种情况下另辟蹊径，转向师法唐人和北宋传统的。

赵孟頫有着深厚的学养功力，不仅正式提出“师古”的主张，并且还把它和“不求形似”的士大夫画主张相结合，融以“师法自然”的过硬技巧，奠定了元代文人画的理论基础；同时在人物、鞍马、山水、花鸟、竹石等各种画类中全面实践他的文人画主张，成为转型变革时代开元初画坛风气最有影响的一代宗师。

自写小像

故总管张公墓志铭

仕隐两兼的一生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水精宫道人等，南宋理宗宝祜二年(1254)生于风光如画的浙江吴兴(今属湖州)，系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一世孙。元时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封魏国公，谥文敏。故而人们每以其籍贯、官职、谥号等称之为赵吴兴、王孙、鸥波、荣禄、集贤、翰林、承旨、魏公、文敏等。

他的一生历宋元之变，仕隐两兼，大致可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一、青少年时期(一岁至三十三岁)。赵孟頫青少年时期是在坎

坷忧患中度过。他虽为贵胄，但生不逢时，南宋王朝其时已如大厦将倾，朝不保夕。他的父亲赵与告官至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善诗文，富收藏，给赵孟頫以很好的文化熏陶。但赵孟頫十一岁时父亲便去世了，家境每况愈下，度日维艰。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七，又系偏房丘氏所出，在封建大家庭中地位较低。虽然刚成年时赵孟頫以父荫补任真州(今属江苏镇江)司户参军，可是连这顶微不足道的乌纱帽也没戴多久，便随着南宋的灭亡而丢失。二十三岁正值壮志凌云之际，他却闲居里中，无所事事。

在其母亲的激励下，赵孟頫向当地名儒敖继学习经史，向钱选学习画法，经过十年的发奋努力，学问大进，成为“吴兴八俊”之一，声闻遐迩，达于朝廷。

其时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当尖锐，尤其江南为南宋故地，知识分子反元情绪异常炽烈。元世祖忽必烈接受御史程文海的建议，让他到江南搜访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委以官职，借此笼络江南汉族知识分子，缓和矛盾，稳定民心。赵孟頫这个有学问的宋室后裔自然成为元廷笼络的重点对象。他盛情难却，而且此时他已闲居里中多年，为生活所困，亦有施展抱负之愿。于是在半推半就中告别妻小，登上北去的旅途。

二、出仕元朝和总管济南府时期(三十三岁至四十一岁)。初至京城，赵孟頫立即受到元世祖的接见，元世祖赞赏其才貌，惊呼为“神仙中人”，给予种种礼遇。然而赵孟頫高兴得未免太早，他的得宠引起许多蒙古族大臣的妒忌；而且元世祖对其特殊礼遇，只不过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已，并非真心实意。赵孟頫被任命为从五品官阶的兵部郎中，两年后任从四品的集贤直学士，仅为文学侍从一类的闲职。随着元世祖的年迈，皇室政局莫测变幻，为了躲避是非，免遭奇祸，赵孟頫力求出任外官，终于在至元二十九年 (1292)出任济南路总管府事；在济南路总管任上，赵孟頫尽力想做个好官，他平冤狱，办学校，以德感人。但仍受到蒙古官员的中伤，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元贞元年(1295)，因世祖去世，成宗需修《世祖实录》，赵孟頫乃被召回京城。可是元廷内部矛盾重重，他能否进入史馆亦成是非之争。为此，有自知之明的赵孟顺便借病乞归，夏秋之交终于得准返回阔别多年的故乡吴兴。

三、休病江南时期(四十二岁至四十六岁)。

赵孟頫在江南闲居四年，无官一身轻，闲情逸致寄于山水、诗文、书画，颇感自在。他时常到山清水秀、人文荟萃的杭州活动，与鲜于枢、仇远、戴表元、邓文原等四方才土聚于西子湖畔，谈艺论道，挥毫遣兴。有时则隐居于管夫人家乡德清，在东衡山麓的“阳林堂”静心欣赏文物书画，阅读前人佳篇，朝起听鸟鸣，日落观暮霭，过着与世无争的宁静生活。

这四年赵孟頫在暂时摆脱宦海风波后，艺术修养、书画技艺却与日俱增。他以唐人、北宋古画为楷模，为友人写山水、绘人物、作花鸟、画鞍马，抒发胸中纵横逸气，妙趣蔼然；他为佛寺道观书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行楷多王羲之笔意，如花舞风中，云生眼底，潇洒遒劲；他还考订编辑了《书今古文集注》，并将自己历年诗文辑成《松雪斋诗文集》。戴表元评之曰：“古赋凌厉顿迅，在楚、汉之间；古诗沉涵鲍、谢；自余诸作，犹傲睨高适、李翱云。”虽然朝廷曾任命他为太原路汾州知州，但赵孟頫对此离乡背井的官职毫无兴趣，托人说情后，没有去上任。只是应召一度赴京书写《藏经》，完成任务后又力辞翰苑之任，悄然南返。

四、任江浙儒学提举时期(四十六岁至五十六岁)。大德三年 (1299)，赵孟頫被任命为集贤直学土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官位虽无升迁，但此职不需离开江南，“统诸路府、州、县学校、祭祀、教养钱粮之事及考校呈进著述文字”(见《元史·百官》)，与文化界联系密切，相对儒雅而闲适，比较适合赵孟頫的旨趣，他一直干了十一年。

在江浙当文化官员，无疑对赵孟頫书画诗文技艺的发展增添了许多更为优越的条件。他利用公务之暇，广交文人学士、书画家和文物收藏家，遍游江浙佳山秀水，心摹手追，创作进入旺盛时期。他在江南文化人中的声望也随着“儒学提举”之职而更为隆盛，许多人依附其门下，求教问艺，赵孟頫俨然成为江南文人首领。尽管元廷没有重用他，多年不见升迁，但赵孟頫乐此不疲，为三教人土作画书碑，兴儒学，跋古画，访文物，诗酒雅集，兴味盎然。四方文士来浙者，亦以能登门造访、结识赵孟頫为荣。

五、再次赴京时期(五十七岁至六十五岁)。至大三年(1310)，赵孟頫的命运发生了变化。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对他发生了兴趣。这年冬天赵氏夫妇来到北京，赵孟损拜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朝夕与商琦、王振鹏、元明善等才艺之土相处，侍从于皇太子左右，谈论儒学文艺，颇为相得。次年五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是为仁宗。他登基后不久，立即将赵孟頫升为从二品的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管夫人亦被封为吴兴郡夫人。皇庆元年(1312)，仁宗又借改元之庆，封赠赵孟頫父、祖，并“恩准”赵孟頫返乡为先人立碑修墓。同时，夫人管道异也回家建造了“管公孝思楼道院”。

延祜三年(1316)，元仁宗又将赵孟损晋升为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官居从一品，“推恩三代”；管夫人也被加封为“魏国夫人”。至此，赵氏政治地位达到了一生中的顶峰。元仁宗把他譬作唐朝的李白、宋朝的苏轼，称他“操履纯正，博学多闻，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见《元史》)，并屡赐钱钞及贵重裘皮等物，以示恩宠。有些蒙古族官员不理解仁宗有意宣扬赵孟頫来缓和民族矛盾的用心，结果往往遭到仁宗的训斥。

由于仁宗的青睐和赵氏艺术的出类拔萃，赵孟頫晚年名声显赫，时时在皇帝左右活动。其妻也经常出入内廷，成为皇后的座上客。赵氏的门生，如虞集、杨载、唐棣、朱德润等，在其荐举下也纷纷进京做官，而许多政治地位较高的北方书画家，包括色目人、蒙古人书画家如高克恭、康里子山、李仲宾等，多与他有交往，一些较年轻的画家，如黄公望、商琦、柯九思等，也拜在他门下。外国使臣、僧人，则以能求得赵氏墨宝为荣。

赵孟頫虽官居一品，但仍须经常奉敕亲自撰写大量的制、表、经卷、墓志、碑文、颂词等，还要忙于日常书画应酬，忙忙碌碌，几无闲暇。他对自己的双重处境颇有感慨，扪心自问，不禁悲从中来，曾写下《自警》诗曰：“齿豁童头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唯馀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

赵孟頫认为，自己因出身亡宋宗室，政治上受元廷摆布，成为“花瓶”，做了一些没有选择余地的违心事，或许也不为同代人所理解，心情矛盾而惭愧；但是在艺术上，他通过自己辛勤努力，诗文书画作品却可流传后代，颇堪自慰。管道昇也认为丈夫这种忙忙碌碌、受人使役的处境没有意思，曾填《渔父词》数首，劝其归去。其一日：“人生贵极是王侯，浮名浮利不自由。争得似，一扁舟，吟风弄月归去休!”

延佑五年(1318)，管夫人脚气病复发，经赵孟頫多次请求，次年四月，方得准送夫人南归。五月中旬，途经山东临清，管夫人病逝舟中。赵孟頫悲痛万分，相濡以沫的管夫人撒手西去，给了赵孟頫很大的打击，他对官场的虚名，也因此彻底看破。

六、晚年居家时期(六十六岁至六十九岁)。由于丧偶，长途跋涉，操理丧事，赵孟頫晚年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延佑七年，仁宗特遣使臣赐衣缎，并召赵孟頫返京，但此时赵孟頫因病不能长途跋涉了。次年英宗即位，再次遣使召赵书写《孝经》，赵以年迈体弱要求致仕，终于得到朝廷的应允。此时赵孟頫耳鸣眼花，颓然老矣。但他倾心于佛、道之旨，以书写经文为乐，并写下许多书画作品和题跋。他认为“人谁无死，如空华然”，因而在平淡中度过光阴。英宗至治二年 (1322)六月，他逝于吴兴。临死还观书作字，谈笑如常。享年六十九岁。

一代书画大家经历了矛盾复杂而荣华尴尬的一生，终于安息了。赵孟頫死后，其子赵雍等将他与管夫人合葬于德清县东衡山“阳林堂”别业东南侧。

至顺三年(1332)，元政府又追赠他为荣禄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追封魏国公，谥文敏。后至元五年(1339)，赵雍将其诗文《松雪斋集》辑集付梓。

二羊图 多才多艺的美术家

在中国美术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赵孟朋都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杰出人物。他的绘画，山水、人物、竹石、鸟兽，均享有盛名；此外，赵孟頫善于诗文、考据学，精通音乐，并在篆刻艺术、鉴定古器物上皆有一定的成就。其书法篆、隶、楷、行、草，无所不精，更为一代之冠。

赵孟頫所作诗文清俊有致，记事、抒情相得益彰。《松雪斋集》所收四百余首诗歌，风格流转圆润，直抒胸臆，大多表达了他对祖国山川景物的热爱和追求自由的情感，较为奔放、疏散。

可以说赵孟頫的诗歌既是他矛盾人生的折射，也是他文学修养的高度反映，因此倪瓒对赵氏诗作有“珊瑚玉树，自足照映清时”之誉。

赵孟頫还善于填词，除写闲情逸致之外，也有歌颂新朝的应制之作，风格和婉，格律优美，如美女簪花，典雅清丽。

诗文词赋之外，赵孟頫笃于儒家经史典籍，曾对《尚书》进行专门研究，收集《尚书》今文、古文及前人注解，编成《书今古文集注》，以明其复兴儒学之意。他还针对儒家礼崩乐坏的事实，专研音乐，自操“大雅”古琴，探究琴理声学，著《乐原》、《琴原》，对乐律作丁总结。可惜这些文献今皆亡佚，仅有序言收录《松雪斋集》中。

赵孟頫还是篆刻高手，他汲取汉魏古朴典雅质朴之风，融以当时流行的九叠篆书体多变之美，而成柔中有刚的“圆珠体”(亦称“元朱体”)，以其明显的时代特色而在元初印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还涉猎篆刻印稿，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依《宝章集古》之古印样式钩摹了二卷本《印史》，对宋末元初士大夫徒以“新奇相矜”的俚俗之弊大加纠正，以倡导古雅质朴之风。他的《印史》从书法、章法、刀法、风格上收录三百四十方古印，以作范例。这种“印中求印”的研究方法对后世编选印谱起到有益的启迪作用。

在文物鉴赏上，赵孟頫因宦游南北、出入内廷，故所见甚广，三代钟鼎彝器，魏晋书法碑帖，隋唐古画，两宋砚印，寓目极多，收藏甚丰。他为古代书画文物写下了许多题跋识语，颇具功力。

自五岁起，赵孟頫就开始学书，几无间日，直至临死前犹观书作字，可谓对书法的酷爱达到情有独钟的地步。他初学书法以王羲之《兰亭序》、智永辑王羲之《千字文》为宗，后学王献之、锤繇、李邕、宋高宗等，泛览百家，而一直以二王为本，追溯东晋之风。他曾说：“右军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传于献之，超轶特甚。”对王羲之十分崇拜。在赵孟頫的大力倡导下，宋代以来苏、黄、米、蔡“书札体”独领风骚的局面得到改观，王羲之不激不励、秀丽平正、蕴藉沉稳的乎和书风得到复兴。

在“赵书”各体中，成就最大者当首推行草，传世最多，对后世影响也最大。他的行草直人右军之室，形聚而神逸，秀美潇洒，宛若魏晋名士，风流倜傥，传世《归去来兮辞》(图2)、《兰亭十三跋》(现藏日本高岛菊物次郎)、《赤壁赋》(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可窥见一斑。他的草书纵横放逸，得心应手，气韵高古，笔法精熟，却无草率之弊，于其尺牍中可见之，有《与中峰明本书》、《与鲜于枢尺牍》《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等。

赵孟頫的楷书作品也很精彩，其中小楷尤为世人所重，书写佛、道经卷，儒学名篇，往往首尾万言，而字字结体妍丽，落笔遒劲，流畅绵延，气韵生动如一。有《法华经》、《心经》(现藏辽宁省博物馆)、《道德经》、《洛神赋》(现藏故宫博物院)等传世。赵氏的大楷则绝去唐人颜、柳顿挫之笔，而增以飞动之势与峭拔之力，风姿流动，深得晋人灵髓，如《瞻巴法师碑》、《仇锷墓碑铭》、《故总管张公墓志铭》等。

在赵氏所擅各体中，章草颇见特色。他主要临写《皇象急就章》，虽从刻帖中来，但由于其熟谙二王法度，故所作《急就章》(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毫无枣木之味，用笔刚劲有力；晚年所书，杂以苍茫，高雅古朴。虽然赵氏之章草与汉简章草朴拙之风不同，但从文人书法角度审视，其章草则有潇洒、精巧之风，颇具创意。他所写的《绝交书》、《酒德颂》等行草书中，亦融人了许多章草笔意，成为康里子山、俞和、宋克等元明书家秀逸章草流派之嚆矢。

赵孟頫还善于篆书，古朴大方，却不失典雅秀丽，将金石之味与笔墨之趣融为一体，如《故总管张公墓志铭》(见图3)等。其隶书法梁鹄、锤繇，肥瘦得体，平稳而蓄有灵动，舒展而富有筋骨，在《六体千字文)中即可领略其散朗而端庄之风韵。

综观赵氏书法，始终有遒媚、秀逸之特色。他在追取古人法度中，不论师法何家，都以“中和”态度取之、变之，锺繇之质朴沉稳，羲之之蕴藉潇洒，献之之流丽恣肆，李邕之崛傲欹侧，皆能融人笔端，但华美而不乏骨力，流丽而不落甜俗，潇洒中见高雅，秀逸中吐清气。这是赵氏深厚的功力、丰富的学养、超凡脱俗的气质所致。明人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称他为“唐以后集书法之大成者”；王世贞在《彝山堂笔记》中称他为“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复二王之古，开一代风气”，这都并非虚言。

像赵孟頫这样具有多方面艺术才能和文化修养的书画家，在中国美术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赵孟頫的绘画

在绘画上，赵孟頫是有元一代的泰斗。人物、鞍马、山水、花木、竹石、禽鸟，各种题材，下笔皆成妙品。犹如学习书法一样，他学画也是在复古的精神下博采众长，而后自成一格。尤其是他在书法、诗文、音乐、鉴赏和考据诸方面的学养，以及奔走南北的阅历，对他绘画风貌、艺术思想也产生深刻的影响。现分几个画种来对其绘画艺术进行分析：

一、人物与鞍马图。在赵孟頫的传世绘画作品中，以人物与鞍马，或人骑图为题材的比重最大，见于著录者有百件之多。

二、山水图。赵孟頫所画山水，大致有仿古与创新两类，前者所写山水，大致以实景为题材；后者所写山水，大致以虚景为题材。在绘画风貌上，他的山水作品并无一费的作风与格调，而是在追求广泛的古意，追求集大成的古意，汲取多方面的艺术营养，并融入自己的创新成分。同时力图以深秀、苍润、含蓄，来改变南宋刘、李、马、夏以斧劈木皴、墨块为特征的挺拨刚健的画风。

三、枯木竹石与花鸟图。赵孟頫的枯木竹石，主要是继承了北宋文同、苏轼，南宋赵孟坚等人的画法，以写竹之潇洒，石之峥嵘，枯木之奇崛，不求形似，以意韵为胜，吐露自己的清高与独立人格。他在仕元之后惭愧不已，但聊可自慰的是，在官场中他并没有与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狼狈为奸，而是保持着廉洁与正直。因此赵孟頫要努力表白自己的清高，弥补仕元之憾竹子便成为他坚贞忠直的自喻。

四、走兽图。在赵孟頫的传世作品中，《二羊图》是唯一的除画马以外的走兽图，画左自题云：“余尝画马，未尝画羊。因仲信求画，余故戏为写生，虽不能逼近古人，颇于气韵有得。”由此可知这是一件乘兴之作。

若将赵孟頫传世画作按画科分类，会发现他孜孜以求的“古意”，大致以人马、山水、花鸟、竹石依次组合了一个由古趋近的序列。即人物、鞍马、走兽，以唐人风尚为旨，往往笔线雍容，赋色高华，造型精严，意趣峻拔。山水一类则以五代宋初风尚为旨，学董源、巨然、李成、郭熙，而又面目一新，以疏秀之淡墨干皴来代替繁复的乱云皴和大面积多层次的水墨渲染，具有清新而含蓄的文人气质；萧散、平和，力却南宋幽玄熟赖风规。花鸟一类，延接五代两宋写实传统，而尽洗院体工丽纤微的积习，笔法上融汇书法意味，色彩上讲求雅淡情趣。枯木竹石一类，有两宋文人写意传统，而存庄去谐，援书入画，重视笔墨韵味。可以说，赵孟頫是个集大成的高手。在这个由古趋近的序列中，既表现为从造境到写意的过渡，也呈示着从丹青到水墨的渐变，更透露出从诗意化向书法化的移替。

赵孟頫的绘画具有丰富美学技巧内涵，面对拘于形似的职业正规画，它揭示着士夫的寄兴写意精神；面对高人胜土的游戏翰墨，它又强调着绘画本体的功力修炼；面对严酷的技术标准，它关注着简率萧散的意兴；面对缺乏规则的竞争，它呼唤着传统价值的回归。从这些多元的表现上，我们可以看到赵孟頫绘画艺术的完美性。其成就可称得上是空前的。

一代宗师 四海扬名

明人王世贞曾说：“文人画起自东坡，至松雪敞开大门。”这句话基本上客观地道出了赵盂頫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无论是研究中国绘画史，还是研究中国文人画史，赵孟頫都是一个不可绕开的关键人物。如果说，唐宋绘画的意趣在于以文学化造境，而元以后的绘画意趣更多地体现在书法化的写意上，那末，赵孟頫在其间起到了桥梁作用。如果说，元以前的文人画运动主要表现为舆论上的准备，元以后的文人画运动以其成功的实践逐步取代正规画而演为画坛的主流，那末，引发这种变化的巨擘仍是赵孟頫。作为一位变革转型时期承前启后的大家，赵孟頫有以下几方面突出的成就为前人所不及：

一是他提出“作画贵有古意”的口号，扭转了北宋以来古风渐湮的画坛颓势，使绘画从工艳琐细之风转向质朴自然。

二是他提出以“云仙为师”的口号，强调了画家的写实基本功与实践技巧，克服“墨戏”的陋习。

三是他提出“书画本来同”的口号，以书法入画，使绘画的文人气质更为浓烈，韵味变化增强。

四是他提出“不假丹青笔，何以写远愁”的口号，以画寄意，使绘画的内在功能得到深化，涵盖更为广泛。

五是他在人物、山水、花鸟、马兽诸画科皆有成就，画艺全面，并有创新。

六是他的绘画兼有诗、书、印之美，相得益彰。

七是他在南北一统、蒙古族人主中原的政治形势下，吸收南北绘画之长，复兴中原传统画艺，维持并延续了其发展。

八是他能团结包括高克恭、康里子山等在内的少数民族美术家，共同繁荣中华文化。

综观赵孟頫的画迹，并结合其相关论述，可以知道，赵氏通过批评“近世”、倡导“古意”，从而确立了元代绘画艺术思维的审美标准。这个标准不仅体现在绘画上，而且也广泛地渗透于诗文、书法、篆刻等领域中。

历史上每遇沧桑变易之际，文化颇易失范，人们总是以史为鉴，从古代的启示中去寻找医时救弊的良方，如孔子的“克己复礼”、魏晋“竹林七贤”的返朴归真、唐宋的“古文运动”等，重视传统成为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赵孟頫提倡“古意”的出发点亦不例外，他引晋唐为法鉴，批评南宋险怪霸悍和琐细浓艳之风；不仅如此，作为一位士大夫画家，他还一反北宋以来文人画的墨戏态度，这是十分可贵的。作为价值学原则，赵盂频既维护了文人画的人格趣味，又摈弃了文人画的游戏态度；作为形态学原则，赵孟頫既创建文人特有的表现形式，又使之无愧于正规画的功力格法，并在绘画的各种画科中进行全面的实践，从而确立了文人画在画坛上成为正规画的地位。应该说，赵孟頫使职业正规画与业余文人画这两种原本对立或并行的绘画传统得以交流融汇，从此，一个以文人画家为主角，以建构文人画图式为主题的绘画新时代，拉开了序幕。

应当特别指出，赵孟頫的山水画不但将钩斫和渲淡、丹青和水墨、重墨和重笔、师古和创新，乃至高逸的士夫气息与散逸的文人气息综合于一体，使“游观山水”向“抒情山水”转化；而且使造境与写意、诗意化与书法化在绘画中得到调和与融洽，为“元季四大家” (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那种以诗意化、书法化来抒发隐逸之情的逸格文人画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述这些理论与实践，将赵孟頫推向了开元代绘画风气宗师的地位。

作为一代宗师，不仅他的友人高克恭、李仲宾，妻子管道异，儿子赵雍受到他的画艺影响，而且弟子唐棣、朱德润、陈琳、商琦、王渊、姚彦卿，外孙王蒙，乃至元末黄公望、倪瓒等都在不问程度上继承发扬了赵孟頫的美学观点，使元代文入画久盛不衰，在中国绘画史上写下了绮丽奇特的篇章。

“先画后书此一纸，咫尺之间兼二美。”赵孟頫书画诗印四绝，当时就已名传中外，以至日本、印度人士都以珍藏他的作品为贵，为当时的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尽管很多人因赵孟颊的仕元而对其画艺提出非难，但是将非艺术因素作为品评画家艺术水平高低的做法，是不公正的。鉴于赵孟頫在美术与文化史上的成就，1987年，国际天文学会以赵孟頫的名字命名了水星环形山，以纪念他对人类文化史的贡献。散藏在日本、美国等地的赵孟頫书画墨迹，都被人们视作珍品妥善保存。

1994年10月，在赵孟頫的家乡湖州还举办了“国际赵孟頫书学研讨会”；1995年3月，“赵孟頫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湖州分二段举行，上海书画出版社和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还在上海举办了赵孟頫书画展。德清赵孟頫、管道升合葬墓得到修复，并被列为当地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湖州市原赵孟頫的别业“莲花庄”也得到修复，还安放着赵孟頫的全身铜像。在这两次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上，中国及美国、日本、韩国、德国、新加坡等地的美术史家、学者、美术家，都对赵孟頫的美术成就表示敬佩。近年来各地还出版了《赵孟頫集)、(赵孟頫画集)、《赵孟頫研究论文集)、《赵孟頫国际书学讨论会论文集》等。

“赵氏王孙嗟宋亡，笔情墨趣寄惆怅。文人书画开风气，从此吴兴名更扬。”赵孟頫这位元代伟大的美术家，已走出国门，迈人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