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茶的推广和普及，以及中国茶文化的形成与佛教有着紧密的联系。

茶的特点是‘清”，古人说它是‘清虚之物”，而把品饮茶的嗜好称为‘清尚”。这一个“清”字，宜于同人世间摆脱了名利枷锁的“清’字相配，所以古人常说“茶如隐逸，酒如豪士”。既然茶是至清之物，就不可避免地为主张清心寡欲、六根清静的佛门所认同了，所以，自西汉之际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茶很快就成了僧人坐禅所不可缺少的饮料。佛教规定：在饮食上遵守不食肉，戒荤食素；在思想上求清虚，离尘脱俗。茶之清苦之性正是适应了佛教的这种禁忌。佛教认为茶有三德：（一）坐禅时可以通宵不眠；（二）满腹时，帮助消化；（三）茶为不发之药（抑制性欲）。于是喝茶就成为佛教僧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之事。

一、关于佛教与茶文化的形成

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逻辑发展过程：食用→药用→饮用。传说中的神农时代，茶作食用为主，尔后逐渐向药用方向发展，约于春秋时期开始作为日常饮料，西汉时期已有饮茶之事的正式文献记载，列魏晋南北朝时期，茶适应了当时以清淡之风著称的玄学思潮的需要，开始以文化的面貌出现，许多玄学家、清淡家都极力推崇饮茶，在他们那里，茶之清苦之味与精神上的虚无玄远有异曲同工之妙，饮茶被当作精神现象来对待。到了唐代，饮茶之风盛极一时，全国上下皆以饮茶为乐。以陆羽之《茶经》刊行为标志，中国茶文化终于形成。溯其成因，除了唐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外，还主要有于以下几个特殊因素：

（一）唐代的科举制度。朝廷以茶来解除考生和监考官之疲惫，于是饮茶便在土人中广为流行。

（二）唐代诗风之鼎盛。茶常作提神助兴之物，于是在以诗人为核心的文化圈中茶得到大力普及。

（三）佛教的发展。茶作为坐禅必备之物而被广为推行。

以上三条，尤以最后一条最为关键，笔者认为，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应主要归因于唐代佛教的发展，理由有三：

第一，从历史背景上看，佛教的政治地位是中国茶文化形成的前提条件。隋唐之际，佛教在中国得到迅速发展，当时的高僧大多生于旧的豪门大族，是一些‘家世儒宗”、“博通经史”的人物，通过宗教上层建筑的经营，又使他们得到皇权的依赖和尊宠，重新取得某些现实的权势，某些高僧甚至被封为“国师”，出入宫廷，参预政治，拥有大量的寺院庄园和优越的物质条件，统治阶级以佛教为“国教”，把其作为一种统治工具。禅宗盛行后，佛教的政治地位更是得到了进一步提高，据记载，武则天经常邀请当时的禅宗宗师慧能入宫，与之商讨国事，佛教之盛行，由此可见一斑。僧人中的上层人士，不仅享受世俗地主高堂锦衣的优裕生活，而且比世俗地主更加闲适。饮茶需要耐心和功夫，将饮茶变为艺术又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僧人是专门进行精神修养的，加之当时僧人优越的物质条件，将茶与精神结合的重任便历史地落在了僧人的肩上。

第二，从佛教自身特点上看，其与茶的紧密联系是茶文化形成的必然因素。佛教促进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其中又以禅宗为甚。禅宗形成于隋朝初期，经过一代宗师慧能的大力推行，于中唐时期达到鼎盛，禅宗的教义为“心即真如”、“顿悟成佛”，把彼岸之“真如”世界与现实世界对立起来，迂回地论证彼岸世界的真实性和此岸现实世界的虚幻性，从而教化众生抛弃世俗生活，去顿悟“般若”之玄机，“般若”意即最高的智慧，和“真如”本体一样，是佛教徒苦苦追寻的精神家园。如何才能达到这个“般若”呢？禅宗的基本方法便是“坐禅”，提倡静心、瞑思，方能豁然顿悟。坐禅讲究断食、沉思、去注一境，而且必须跏跌而坐，头正背直，不委不倚。长时间的坐禅会使人产生疲倦，精神不易集中，同时吃饱了容易产生睡意，故必须减食，或放弃晚饭，为此，需要一种既符合佛教戒律，又可以消除疲劳和作为不食晚饭的补充物，茶便是最佳选择。

第三，从佛教中茶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来看，其加速了中国茶文化的形成。古代印度无茶饮，僧人坐禅时常用槟榔树的果实制成的饮料来消除疲倦，提神醒脑，但它没有茶叶的效果好，佛教传人中国后，茶便受到广大僧徒的欢迎，成为最理想的饮料。到禅宗盛行时，坐禅时饮茶得到了进一步普及，正如唐人封演所说：“开元（713－741）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不寐，又不餐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煎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封氏闻见录》卷六《饮茶》茶圣陆羽在《茶经》中也说道：“茶味至寒，最宜精行修德之人。”由于禅宗的提倡，寺院僧人饮茶成风，一些僧人嗜好饮茶竟到了“唯茶是求”的地步。据《旧唐书·宣宗本纪》记载：“大中三年（公元849年），东部进一僧，年一百三十岁．宣宗问服何药而至此，僧对曰：“臣少也贱，素不知药，性惟嗜杀，凡履处唯茶是求，或遇百碗不以为厌’。”茶竟有如此长寿之功用，其被推崇之甚也可以想象了，到后来居然到了神秘的地步。据佛教传说，茶叶乃为禅宗之祖达摩所造，当年达摩祖师为了不致在坐禅时打瞌睡，便割下自己的眼皮，遗弃在地上，一夜之间，眼皮变成了茶树，从此，茶就有了提神少眠的作用。唐朝禅宗发展很快，随着佛教弟子的足迹，茶也遍及全国各地。

总结以上三点，佛教的历史地位、佛教自身的特点以及茶在佛事中的广泛应用，三者是唐代茶风盛行的重要原因，进而促进了中国茶文化的形成。

二、关于释皎然与陆羽

开元之后，江南出现了一个才僧——释皎然，他嗜茶如命，也善于品茶，留下许多有关赏茗之诗篇，也正是他开始将茶理与禅理结合起来。其一首《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中云：“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破烦恼”是佛门欲通过修行而达到的解脱状态，皎然竟认为通过饮茶也可以达到这种境界，可见茶之神妙。茶能便‘情思爽朗”，并能“清神”“得道”，那么饮茶不正与禅宗求“真如”相通了吗？故皎然感慨道：“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孰知茶道作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皎然所言饮茶“稍与禅相近”，主要指茶能清人之思，从而保存人性之“真”，禅宗追求的是“真如佛性”，可见，通过饮茶亦能认识到自己的佛性并保持这种“佛性”。那么，饮茶便和参禅有了同等的作用，都能达到‘真如佛性”的本体境界。

茶圣陆羽与释皎然关系十分友好，两人常在一起饮茶，在《与陆处士羽饮茶》中，皎然写道：“九日山僧院，东篱菊也黄。俗人多泛酒，谁解助茶香。”（《释皎然集》卷三）。俗人只知在热酒中求乐，高逸之雅士，则是在香茶中悟道，这是二人心理上的默契。陆羽虽不是僧人，却出身于寺院，他一生的行迹几乎没有脱离过寺院。陆羽三岁时就被湖北天门西当寺智积禅师收养，智积禅师嗜好饮茶，陆羽去为他煮茶，久之练成了一手高超的采制和煮饮茶叶的手艺。成年后，他又遍游各地名山古刹，采茶、制茶、品茶，结识善烹煮茶叶的高僧和道人，并不断总结自己的经验，吸收前人的成就，著成《茶经》一书。可见，陆羽能够著成《茶经》，亦与佛教密不可分。

三、关于佛教茶事

佛教对饮茶的重视，使得饮茶逐渐成为寺院制度的一部分。寺院中设有“茶堂”，是禅僧品尝香茗、辩论佛理、招待施主的地方。寺院中的茶叶也有别于其他，称作“寺院茶”，一般有三种用途：供佛、待客、自奉，其中上等的茶叶用于供佛，是下等的则自奉。佛教寺院中的这种每日例行的饮茶习惯，对当时整个社会的饮茶之风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唐宋品茗之风已由僧人发展到士大夫阶层。《封氏闻见录》第六卷中记道：“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税明当时品茶已成为一种正常的文化活动，是品位与志趣的象征。

饮茶成为佛教僧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些僧人中精于茶事的更是不乏其人。在宋代，浙江余杭经山寺经常举行由僧人、施主、香客参加的茶宴，进行鉴评各种茶叶质量的“斗茶”活动，并发明了把幼嫩的优质芽茶碾成粉末，用沸水冲泡调制的“点茶法”。另外还有一种名为“茶百戏”的表演，将茶倒入碗中，然后用茶匙把茶场调成各种物象。据传僧人福全最擅长于此，“福全生于金乡，长于茶海，能注汤订茶成一句诗，并点四瓯共一绝句，泛乎汤表，小小物类垂手办耳。”（《清异录》卷下《生成盏茶》）。又另有一位南屏谦师，也可以使“茶得之于心，应之于手，非可以言传学到者”。由此可见，佛教徒对于茶事的鉴赏研讨可谓精妙绝伦。

四、关于“茶禅一味”

饮茶本身也很富于禅理精神和禅趣，它每个步骤的清静精洁就好像清芬飘度、妙香流溢的佛事。以“茶禅一味”闻名的日本茶道，其创造和体现出的意境便是这种禅理与掸趣。茶道是日本人民创造的，但它的基本思想是来源于我国的禅宗。禅宗茶文化具有佛家“苦”，“集”、“灭”、“道”四谛法则的特点，讲究以茶助禅，明心见性，以助“顿悟”；道家从茶中追寻一种空灵虚无、“无为而无不为”的意境；儒家则希望冀从茶中培养一点超脱的品质。但道家和儒家却不及禅宗来得彻底，虽说三家都在茶中求一个“静”字，求豁达与理智，但道人们却过于疏散，而儒士们又大多红尘难了，难以摆脱世俗炎凉与人间的烦恼，禅僧们在追求“静”悟方面却执着得多，完全能够超脱现实生活的桎梏，在茶中追寻豁达、理智方面走得更远，故“茶道”二字应是由禅僧首先提出来的。可以这样说，禅宗是日本茶道的母体，是源。

观日本茶道，可以发现其饮茶方式与我国唐宋时期佛教寺院中的茶宴、点茶、茶室有许多共同之处。这进一步说明日本茶道是源于禅宗的。在唐代，日本传教高僧最澄于唐德宗二十八年（公元804年）来到浙江天台国清寺学佛教，次年回国时带回茶籽，同时也带回了中国佛院的饮茶方法，这是中国茶文化通过佛教传入日本的最早记载。公元806年，日本另一位高僧定海法师来我国学佛，归国后大力推行中国式的制茶、饮茶方法，在朝廷内专门设立“制茶所”，掌管茶叶生产。日本人民有“拿来主义”之优点，又善于创新，在我国茶文化的熏陶下，对茶的饮用和制作方法加以提高，为后来日本风行的茶道奠定了基础。南宋时，日本禅宗领袖荣西曾两次来中国，到过浙江天台、四明、天重等佛教圣地，对佛教尤其是禅宗造诣很深，被宋孝宗赠予“千光法师”称号，荣西大力提倡饮茶养生之道，著有《吃茶养生记》一书，书中曰：“饮茶消食，频饮茶则气力强。”“茶是养生之仙药，迎年之妙术。”他把中国佛院中的饮茶方法引进到日本，并制定了日本的饮茶仪式，形成了具有日本独到风格的茶道。另一位日本高僧南浦绍明也曾于宋代到中国学佛，他就学于杭州净慈寺，同时也学习了中国的茶礼，归国时将中国的七部茶典一起带回了日本，其中《茶道轨章》、《四谛义章》两部为后人合并抄为《茶道经》，现代日本茶道所信奉的“和”、“清”、“静”、“寂”即是来源于其中。（西部文静《茶与禅》）。日本茶道正是这样在中国禅宗的向外传播和影响下得以形成，所以有“茶禅一味”的说法。

关于“茶禅一味”的个中禅趣，明代陆树声的一段描写可谓之经典：“其禅客过从余者，每与余相对跏跌坐，吸茗汁，举无生活。终南僧明亮者，近从天池来，饷余天池苦茶，授余烹点法甚细……大率先火候，其次候汤，所谓蟹眼鱼目，参沸沫浮沉，以验生熟者法皆同，而僧所烹点味绝清，乳面不黟，是具人清净味中三味者。”小小斗室中除茶具外别无他物，品饮者盘腿对坐，静听风炉、茶铫之鸣声，注视火候和汤面的变化，这种充满禅趣的风味，“非眠云跂石之人，末易领略”。

五、关于寺院茶

佛教离不开茶，因而许多佛寺都种植茶树。由于寺庙多建立在岗峦苍翠、烽谷幽奇的风光胜地，自然条件优越，特别适合茶树的生长。从南北朝到明清，无数寺庙都辟有茶园，以供自身使用。从陆羽《茶经·八之出》中可以看出，全国名茶大多出于山谷，山谷大多建有寺庙，名山名寺名茶，可谓相得益彰。

当今我国众多名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源于寺院茶的。“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四川雅安蒙山出产的蒙顶茶，相传是汉代甘露寺普贤禅师吴理真亲手所植，饮之延年益寿称作仙茶，晋朝开始作贡茶。《名山县志》记载：“蒙顶茶味甘而清，色黄而碧，酌杯中，香云罩覆，久凝不散。因此，自古以来有蒙顶石花，天下第一之称。”福建武夷山出产的武夷岩茶是乌龙茶的始祖，它以当年佛寺天心观生产的大红袍最为著名，僧徒们还根据不同时节将采回的茶叶分别制成“寿星眉”、“莲子心”和“凤尾龙须”三种名茶。著名的太湖‘碧螺春”，也是北宋时江苏洞庭山水月院的山僧所制，当时以寺庙命名为“水月茶”，历来是朝贡的佳品。它外形优美，白毫显露，色碧味香。清朝康熙皇帝饮后，赞不绝口，赐名‘碧螺春”。明朝隆庆年间，有一位名为大方的僧人，制茶甚为精妙，其茶人称“大方茶”，名扬海内，这就是现在皖南茶区“屯绿茶”的前身。浙江云和县惠明寺的“惠明茶”，具有色泽绿润，久饮香气不绝的特点，这种茶曾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一等金质奖章。此外，普陀山的“佛茶”、黄山“云雾茶”、天台山的“罗汉供茶”、杭州法镜寺的“香林茶”都是当年有名的寺院茶。

综上可见，佛教僧徒不仅促进了饮茶之风的普及，而且在茶叶的种植、焙制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通过以上关于佛教与中国茶文化紧密联系的几个方面可以看出，在中国茶文化形成的过程中，佛教有着不可磨灭的促进作用。从开始茶作为坐禅之提神之物，通过唐代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兴盛而使饮茶得到普及，到佛教把禅理与茶理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一门艺术，并最终成为一种蔚为壮观的文化现象，中国茶文化方得以形成。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不可否认也有佛教以外的一些因素的推动，但笔者认为佛教应占有主流的作用。佛教在茶叶的种植、焙制、普及和向外传播中有巨大的贡献，并以精湛的饮茶艺术丰富了我国的茶文化，成为我们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