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我因在军艺供职，鲜有外出采风的机会。偶尔抽暇出走几日，也多是来去匆匆。但不管是在南疆宁静的小镇，还是于北国喧闹的城市，只要走到街面，我总能见到出售宜兴紫砂壶的店铺与地摊。它们或挂有“百年壶珍”的招牌，或贴着“某某大师亲制”的标签，但过往行人却对其漠然视之。“百年”及“大师”的陶皿，即使砍价至10块钱，顾客也不屑解囊。

前些年，我在涉猎龙山黑陶文化时，旁及吴越陶史，得知宜兴紫砂乃中国陶艺中的“贵族”。昔日这高堂雅舍中的“贵胄”何以沦为今日的“街头乞丐”，我虽从与书画界朋友们的交谈中略知一二，但对个中缘由，却未作深究。

2001年暮春，我应邀到苏州同里镇参加为期两天的散文笔会，因紫砂的故乡距同里不远，便借机去了趟宜兴。

宜兴古谓荆邑，秦时易名阳羡；宋代改称宜兴。它东濒碧波万顷的太湖，南部、西部多山。这一带水沛雨丰，山温地暖，随处可见茶岭叠翠，幽泉溅珠，竹篁成荫，鱼米丝麻，莲藕菱芡，称得上是典型的江南仙乡。难怪苏东坡晚岁曾买田在阳羡归隐，且在膳萨蛮》词中吟道：“买田阳羡吾将老，从初只为溪山好。”

宜兴紫砂，是中国茶文化与陶文化相糅相融的产物。特别到了宋代，茶事与陶艺简直成了一双如影随形的“连体婴儿”。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茶的国度。神农《本草经》载：“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但茶作为一种饮料，始自东汉末年。至南北朝时，品茶啜茗还仅是上流社会的一种风雅，且局限于南方。而掌管北朝的游牧民族的士大夫们，对茶仍多有鄙视，将茶视为“奶酪的奴仆”。《洛阳伽蓝记》中云：“朝贵宴会，虽设茗饮，皆不复食。”北朝名士任瞻初抵石头城(今南京)赴宴时，见席中有茶，闻之清香扑鼻，便一饮而尽，并征问此乃茶乎茗乎。茶、茗本系一物，南朝墨客见北朝名士这等寡见少闻，竟忘却礼节，举座笑而喷饭。唐朝以降，茶才进入柴门蓬户，普及民间。当时不论京都大邑，还是路边驿站，皆设茶铺，过往行客，“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这时，上流社会对饮茶器皿也渐趋讲究。

唐人陆羽在《茶经》中，不仅对茶的种类给予详尽诠释，且对当时煮茶、烹茶、饮茶用的贮器、洁器、瓯、盎等也加以等级上的说明：“……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燕赵邢地的磁州，是享誉世界的古瓷都。1980年，美国曾召集诸多国家的学者(没邀中国参加)，在纽约专门召开了“磁州窑系研讨会”。当今，莫说汉唐时磁州窑的一完整瓷皿，即使一较大的瓷片，也会被洋人视为珍物。不知道吴越人士曾给了茶圣陆羽老先生什么好处，他竟那般扬吴越之瓷具而抑燕赵之茶皿。

宜兴的茶与吴越的瓷，在唐时曾一度齐名，彰昭神州。唐诗人卢仝在名作《徒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一诗中吟道：“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但宜兴陶业的肇始发轫，却远远早于茶树的栽植培育。

相传，越国大夫范蠡襄助越王勾践灭吴王夫差之后，功成身退，携绝代美人西施归隐宜兴，易名陶朱公，烧造陶器。历史上，人们常将范蠡称做吴越之地的“陶祖’。但建国后，宜兴大量的地下文化遗存无不佐证，宜兴之陶业与齐鲁的龙山文化，可谓同步异举。因从新石器时代始，陶皿就成为先民的主要生活用具，故而使得膏腴之地宜兴的制陶业薪尽火传，历年久而益昌。

紫砂茶具的行世，滥觞于宋代。此时，吴越人品茶之风日盛，且认定茶色以鲜白为胜，而黑中见紫的宜兴茶皿，最宜映衬茶色。当今，宜兴虽无宋代完整的紫砂传器什袭而藏，但其时的墨客骚人，却对紫砂多有咏唱。梅尧臣在《宛陵集》中有诗云：“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雪贮双砂罂，诗琢无玉瑕。”欧阳修亦有诗赞曰：“喜共紫瓯吟且酌。”元人蔡司沾在《霁园丛话》中也记述道：“余于白下获一砂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