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孤独的荷马

从前读初中的时候，在政治课本上第一次见识到所谓“资本家”的概念，关于它的本质，德国的马老先生以极富有文学色彩的笔调描述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里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分明就是一个中国传说中的“妖魔鬼怪”。探究“资本家”何以形象丑陋如此，政治课的老夫子则愤然教导曰：“因为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当时我在乡村读书，从没见过“吃商品粮”的工人，更不要提“资本主义”，所以对于“资本家”无喜亦无怒，只是时不时装模作样地把“资本家”三个稀里糊涂的字眼例行写到政治试卷上。

进到大学，置身于一个号称为“改革开放”“中华复兴”的伟大时代，西风东吹之下，于是对于中国的现状不禁有些愤愤然，每天狂学英语，万分景仰曼哈顿的自由女神，以为那才是中国必然趋向的道路。“资本家”在这时候对我而言，不是一个“剥削压迫”的代名词，而是一个在开放公平的氛围下自由奋斗最终有所成就的伟岸形象，如果那时我能触及到一个梦想，就是渴望在中国逐渐放大的新时代做一个实现自己抱负并且惠及其他社会群体的受人尊重的“资本家”。

但是走出校门没有多久，我就痛苦地发现，曾经的梦想往往不过是或大或小脆弱不堪的肥皂泡，不待狂风劲吹，钢针猛刺，在摇曳之间就已经灰飞烟灭。在闯荡社会的这段时期，直到今天，我被我的往日偶像——大大小小的资本家们“剥削压迫”甚至无耻地“欺诈”过一次又一次，如果每一次无形的伤害都可以转为有形，那么我确实已经“千疮百孔”、“伤痕累累”。

就是这样一群表面冠冕堂皇实则内心卑鄙恶毒的“资本家”，他们所借以标榜的“自由”、“公平”、“诚信”等等良好品格，通过我的经历和观察，已经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走向了反面。他们或侵吞公产，或恶意骗贷，或延长工时，或拖欠薪水，或背信弃义，或骄奢淫逸，全然不顾人类基本的道德底线，也全然不顾商业社会的基本游戏规则，只求举天下而供一身，至于他人（生意伙伴或下属）的哀怒生死，丝毫不在考虑之列。所以我开始逐渐相信在原始积累阶段的“资本家”——“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里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所以当老板拖欠我四个月的薪水，当我此刻口袋里只有七块五毛钱，当我远望着大厦楼下停放着老板的奔驰500，当我忍受着我的上司——老板的狗奴才对我吆三喝四，我不得不疯狂地表达出我的愤怒：“操你妈！万恶的资本家！”。

当年狄更斯写《双城记》，对于自己所属的时代大发感慨：“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而在我们这个光怪陆离的时代，作为一个彻底无产阶级的“穷光蛋”，我非常悲愤地只发现了后面的“时代”，所有品性良善惯于忍受的人们在这个王八蛋的时代里统统被有权势者推进了历史的绞肉机。

但当我冷静下来，我发现世界上所有（实质上）奔赴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国家里面，惟独中国的“资本家”们最为狠毒，奉行的是变相发霉的“市场经济”，在从基础就扭曲走样的所谓“改革开放”的蓝图下，他们群起架构起一个“少数派资本主义”的壁垒。在这样的格局之下，资本的作用只是在为自己为万代子孙积累家当，预存挥霍的本钱，完全没有顾及到资本必须按比例反馈社会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公平。因为社会绝对多数的财富不可能只是“资本家”单个人制造出来了，然而他们却占据了，归根结底，他们不过凭借自己的优势头脑或地位通过合理或不合理的游戏规则强占了更多人创造的财富。世界不允许存在完全的平等，但是也同样不允许存在完全的不同等，在当代中国，万恶的“资本家”正在以他们的权势和财力挟裹着历史的车轮朝更加甚至完全不同等的方向飞驰而去。

然而为什么资本主义在中国播下西瓜种子，却出人意料地结出南瓜来呢？政治体制的问题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最大的决定因素，从而饱受中外诟病。其实我们在此基础之上更可以纵深挖掘，在人创制的体制之上找出人本身的根源，因为只有人性本身发挥作用并引起连锁反应时，一切影响时代进步的外在束缚才可能瓦解消亡。在中国，五千年的封建文化所造就的根深蒂固的顺民意识从来就没有消亡，而顺民距离奴隶仅仅只有一步之遥，甚至有时候根本难以区别彼此。儒家的小丑们教我们相信明君有道（忠君），教我们放弃反抗连想都不要想，实在无法忍受就选择沉默（逃逸山林），教我们需要发泄自己愤怒的时候就找更软弱的人（三纲五常，所谓三纲就是皇帝可以欺负臣子，臣子要发泄就回家欺负老婆孩子，反正纲举目一定要张，不张就是大逆不道，敢叫板就会杀头示众），总之既定的强者的权威是绝对不允许挑战的。不但于此，层出不穷恶心无比的道学家们还教我们要有礼（通过日复一日的动作暗示牢固我们的懦夫信念），教我们要讲诚信（以君主为代表的强势人物却可以出尔反尔，从来不讲诚信，并且寡廉鲜耻地宣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教我们安贫乐道（宁愿穷死，宁愿遭受极端不公平待遇，也要安守现状，绝不妄想改动），总之只要全民集体懦弱没骨气没廉耻没出息了，就算天下大治，万世太平了。然而在诱导全民懦弱的同时，社会真正的“异端分子”们却并不懦弱，他们敢于攻伐斗争，驱使万民，流血成河，凭借“不忠不信不义”颠覆江山，改朝换代之后，身上的污点还没有洗净，转过头来却又在冠冕堂皇地教导全民忠君诚信，仁义礼节等等愚民的一套陈旧的花样了。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环境下，中国的朝代更换再换，推及至今，老百姓所受到的仍旧只是懦夫化教育，而所谓法律名为保护弱者，却实际上成为了强权者的杀威棒，到底它挥向谁的屁股，老百姓向来是没有质疑权的，他们已经习惯于战战兢兢，不敢发问，所以唯有承受而已。

所以，在这个到处标榜“人民”追求“和谐”的国家里，历史的遗毒直到如今仍然没有清除，五四的呼声截至目前依旧没有消失，也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民族环境里，“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资本主义传到中国，不论早晚，只要接触这片国土，就开始变相发霉，荒腔走板。因为在一个初步打倒君主制并且开始逐渐开放的国家里，民众一直以来压抑形成的懦夫意识并没有成为主流意识（如果是这样，那国家实行民主倒相对轻松许多），强势者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流氓意识反倒成为主流意识从而为所有具备或大或小野心的人所服膺，并且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所谓精英群体中“引领潮流”，政治奶养经济，经济反哺政治，于是中国的所谓“资本家”阵营宣布建立完成。然而如此一来，在中国，没有政治家，只有野心家，没有资本家，只有暴发户，在中国，我们像猪狗一样活着，还要早晚被拉出去屠宰，哪怕我们是“国家的主人”！

2006年4月29日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