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相传为秦朝程邈所创。程邈为县狱吏，因得罪秦始皇，被关押于云阳狱中。其时政务多端，文书日繁，小篆不便于速写。程邈身为狱吏，深知小篆难以适应公务，便在狱中创造了隶书。这种隶书特点是扁阔取势，结构简单，笔画平直，有了波磔，与小篆相比，书写方便，易于辨认。秦始皇看后大喜，不但赦免其罪，还提升其为御史。这种字因是徒隶所创，又首先在徒隶中使用，所以称之为隶书。其实，据出土的文字资料来看，早在秦始皇推行小篆之先，就有隶书萌芽。程邈只是做了一番整理工作。但历史一般认为程邈是隶书的创造者。可惜他没有书迹留下来。

隶书始用于秦代，盛行于西汉，鼎盛时期在东汉后期。

在隶书著名书法家中，程邈之后，最负重名的要算东汉末蔡邕。他博学多才，精通经史、音律、天文，善辞赋，工书法，以隶书最为著名。清代陈思说他“得八分之精微，体法百变，穷美尽妙，独步古今”。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蔡邕奉诏写定“六经”文字，书丹上石，刊刻于洛阳太学门外，世称这些刻石为《熹平石经》。石经用当时标准隶体书写，结体平整端庄，浑厚凝重，深受时人喜爱。当其建立之始，乘车来观览、摹写者日余千人，填塞街衢，足见其声誉之高。他的女儿蔡琰也是中国历史上博才多学的第一个有书法作品传世的女书家。其他如萧何、曹喜、师宜官、梁鹄等也是写隶书高手，可惜他们的书迹没有流传下来。

隶书书法，除民间流存下来的帛书、竹简外，汉代刻石，保存也较为集中。不过，西汉刻石，较为罕见，而且不少石刻仍是古隶，如《五风二年》刻石，《菜子侯》刻石，都略带篆书笔意。隶书成熟以后，在东汉碑刻中大放异彩。现存东汉刻石，以桓、灵之际为多，后世所谓“汉碑”，主要就是指这个时期的碑刻。为了便于介绍，把风格比较接近的归类如下：

清秀飘逸者：这类风格的为数最多，这主要因为字体纯熟首先要表现出一种秀丽俊俏。我们可以举《曹全碑》、《张景碑》为例。尤其《曹全碑》更为著名，此碑立于东汉中平二年（185年），原石现陈列于西安碑林。

端方工整者：这类风格以严整健稳见长，但从中透露着自然朴茂之质。我们举《衡方碑》、《封龙山颂》为例。《衡方碑》立于建宁元年，在山东汶上县。《封龙山颂》立于廷熹七年，是河北元氏县著名五碑之一。全碑隶书15行，每行26字。

遒健挺劲者：这类风格的多以遒劲清癯见长，但又不失洒脱。我们可以举《礼器碑》、《史晨碑》、《乙瑛碑》为代表。《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又称《韩敕碑》，无额，四面刻，隶体，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刻，《史晨碑》亦名《史晨奏铭》。此碑前后两面刻字，所以也叫《史晨前后碑》，立于建宁二年，现在山东曲阜孔庙。《乙瑛碑》全称《汉鲁相乙瑛置有石卒史碑》，亦称《孔酥碑》。于东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年）立，现藏山东曲阜孔庙。

朴茂凝重者：这类风格的字，以厚重朴实见称，给人一种雄健有力的感觉。我们以《张迁碑》、《鲜于璜碑》为代表。《张迁碑》立于东汉中平三年（186年），现存泰山岱庙。《鲜于璜碑》立于东汉廷熹八年（165年），碑两面刻字，共827字，现藏于天津历史博物馆。

奇纵恣肆者：这一风格的字，以奔放洒脱为人称道。我们可以举《石门颂》、《西狭颂》为例。《石门颂》刻于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镌刻在陕西褒谷石门西壁的一块摩崖石刻。共675字，每字约7—8平方厘米，被尊称为隶书神品。《西狭颂》亦名《武都太守李碑》或《惠安西表》，全名为《武都太守李西狭颂》，刻于汉建宁四年（171年）。

唐代隶书历来有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史惟则四家平分秋色。其中韩择木列四家之首，其隶书代表作是《祭西岳神告文碑》。史惟则，人称“史侍朗”，代表作是《大智禅师碑》。而蔡有邻、李潮鲜有作品传世。此外，唐代隶书作品，著名的还有徐诰的《嵩阳观记》，唐玄宗的《石台孝经》，李白的《上阳台》，杜牧的《张好好诗》等。

唐代以后隶书中衰，直至清代。清代所涌现的隶书书家之多，水平之高，阵容之大实弥补了唐宋以来的不足。其中以邓石如、伊秉绶最为突名。邓石如，不仅篆书精妙，隶书也很突出。他用篆书笔法写隶书，开创“篆从隶来，隶从篆出”的笔意。清代书法理论家包世臣称邓石如的隶书为“神品”。伊秉绶，字组似，号墨卿、墨庵，福建汀州宁化县人，人称“伊汀州”。他博学多才，篆刻、绘画、诗文无所不精。所以，在他的隶书作品中，还反映出浓厚的“金石气”和“书卷气”。他与邓石如并称“南伊北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