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最后一位大书家柳公权（778——865），字诚悬，陕西耀县人。他继承了前辈书体结构，自创所谓“柳体”，并为后世百代楷模，直至进入印刷体时代。其书体化身万千，流传于民间，甚至国外。他的字在唐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一直受重视。他官居侍书，长在禁中，仕途通达。文宗皇帝称他的字是“钟王复生，无以复加焉”。穆宗帝问他怎样用笔最佳，他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这句名言被后世传为“笔谏”佳话。“柳体”与“颜体”齐名，并称“颜筋柳骨”。

生平经历

大唐文化瑰丽堂皇，书法艺术名家辈出。初唐有欧、虞、褚、薛；盛唐有张旭、颜真卿、怀素诸人；中晚唐有柳公权、沈传师诸大家。柳公权从颜真卿处接过楷书的旗帜，自创“柳体”，登上又一峰巅。后世以“颜柳”并称，成为历代书艺的楷模。

1．皇家侍书生涯

公元778年，唐代宗大历十三年，柳公权诞生于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字诚悬。其祖柳正礼，唐邠州士曹参军，其父柳子温曾任丹州刺史，其兄为唐名臣柳公绰。

宪宗元和三年（808），三十一岁的柳公权进士及第，当年宏词登科。从此，柳公权开始了漫长的仕途生涯，竟然历仕七朝：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

在宪宗时，柳公权任秘书省校书郎。“李听镇夏州，辟为掌书记”（《旧唐书》）。李听与柳有此交谊，故柳晚年还为其书过碑。

穆宗即位，柳公权入奏事。穆宗召见柳公权，说：“朕于佛寺见卿笔迹，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迁右补阙，司封员外郎。从此他在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一直侍书禁中。皇帝的宠幸、生活的优裕，并不给柳公权带来欢乐。他内心却有无法排遣的苦闷与隐隐的羞愧。他酷爱书法艺术，但他不想以此作为自己全部的生活；建功立业的进取雄心，时时跃动在胸间。而随从皇帝的侍书，其地位仅与“工祝”一类相等。因此其兄柳公绰曾写信给宰相李宗阂，云：“家弟苦心辞艺，先朝以侍书见用，颇偕工祝，心实耻之，乞换一散秩。”于是改为右司郎中，累换司封、兵部二郎中，弘文馆学士。

唐文宗颇爱柳公权书法，又召为侍书，迁谏议大夫，后改中书舍人，充翰林书诏学士。开成三年又转工部侍郎，累迁学士承旨。

武宗朝，罢内职，授右散骑常侍。宰相崔珙用为集贤学士、判院事。

宣宗时，左授大子詹事，改宾客，累迁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河东郡开国公。复为左常侍，国子祭酒，历工部尚书。

懿宗时，咸通初年，柳公权改为太子少傅，改少师；在咸通六年（865）卒，赠太子太师，时年八十八。

柳公权仕途通达，只是在八十二岁那年，因年老力衰，反应稍迟钝，在上尊号时不慎讲错，御史弹劾他，结果被罚了一季的俸禄。各朝皇帝都爱他的书法，爱他的诗才，甚至他的谏议也乐意接受。柳氏的一生，除了少许时间在外任官，基本上都在京城，在宫中，在皇帝身边。其一生，一直在不断地为皇家，为大臣，为亲朋书碑。柳公权颇像一只关在禁笼中的金丝雀。这样的生活使他缺少壮阔的气度、宽广的视野、浩瀚的生活源泉。颜体一碑一碑曾不断地变，柳体在其成熟以后变化较少；颜真卿像奔腾咆哮的洪流，柳公权却似流于深山老林的洞水。这是两种不同的生命情调。

2．高尚的人品素养

柳公权从小接受《柳氏家训》关于“德行”的教导，因此终身以德行为根株，“博贯经术”。他于人生、书艺都具儒家风范，柳公权的“笔谏”，成为后世士大夫的一种“典范”：

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改容，知其笔谏也。（《旧唐书》）

穆宗怠于朝政，柳公权以书喻政，由此及彼，巧妙地进谏。从此“心正笔正”说一直流传至后世。柳公权在“侍书中禁”时敢于直言或婉言进谏的行这，于此可见一斑。

柳公权当着皇帝、臣子的面表现书法，又是他“侍书”生活的另一个侧面。其诗才、书才，使帝王“奇惜之”。

尽管如此，柳公权的心灵并不偏溺于这一端。外部的荣耀，消不去内心的苦闷。他“博贯经术，于《诗》、《书》、《左氏春秋》、《国语》、《庄周》书尤邃，每解一义，必数十百言”（《新唐书》）。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研习儒学之时，又同时研习《庄子》，而且深得精微。柳公权同时从儒、佛、道中汲取心灵之滋养，求得互补与平衡，求得某种超脱。他对于佛、道方面接触颇多，并有多种书法创作。《金刚经》他多次挥写过，如今虽只见敦煌拓本，但前人著录柳书《金刚经》者颇多。另外公权还书有《阴符经序》，以及《清静经》、《度人经》等。他对唐代僧人的碑志、塔铭多有挥写，其《大达法师玄秘塔铭》即此中最为著名者。柳于佛寺庙观也多书碑，有名者如《迴元观钟楼铭》、《复东林寺碑》，即此中佼佼者。柳公权既有佛道慰藉心灵，故在滚滚红尘中颇能超脱。他甚至对于钱财不屑一顾。他给人写碑，每年有巨额收入，家奴海鸥与龙安常盗用其钱财器物，他都淡然处之。

此外柳公权还“性晓音律”，但“不好奏乐”，常云：“闻乐令人骄怠故也。”（《旧唐书》）柳公权有多方面的学识素养，因而由其心灵滋养而出的书艺也是摇曳多姿。其性刚毅正直和超尘脱俗的佛道风范，都熔铸于柳书的风骨之中。

柳体之路

在柳公权面前，久已名家林立。如何超越前人，如何在新的历史时空创造出一种新的书体来，这是柳公权面临的严峻挑战。他并不畏缩，而是以积数十年的不倦磨炼之功，广泛熔铸，终于创造出自具新理异态的“柳体”，在唐中晚期一新面目，一展风采。

1．通向绝顶的跋涉

柳公权书学上的成功，决非一蹴而就，可分四期将其历程粗略扫描（此仅述其楷书情况，行草见“柳书流观”部分）。

（一）早期：望尽天涯路。

这一时期是从二十几岁到六十岁。宋赵明诚《金石录》载：贞元十七年（801），柳公权二十四岁时已书碑《河东节度李说碑》；此碑由郑儋撰文，原石在洛阳，已佚，但或可想象其为年少妍华之书。元和十五年，四十三岁时柳书《左常侍薛苹碑》；长庆四年（824），四十七岁时书《大觉禅师塔铭》等。虽然这些书迹都已不存，但可以看到他二十多岁时的书艺已为社会重视，否则是不会被这些权贵所青睐的。柳在五十岁以前的作品，今只有《洛神赋十三行跋》、《金刚经刻石》（敦煌本）可睹风采（见下文介绍）。从中可见其学锤繇、王羲之的书体，仿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陆柬之的体态。

柳公权五十岁以后的作品，据《金石录》载，有：《涅槃和尚碑》（五十一岁），《李晟碑》（五十二岁），《王播碑》（五十三岁），《将作监韦文恪墓志》（五十四岁），《太清宫钟铭》（五十四岁），《升玄刘先生碑》（五十六岁），《大唐迴元观钟楼铭》（五十九岁），《赠太尉王智兴碑》（五十九岁）等。柳五十岁以后，只有《李晟碑》、《大唐迴元观钟楼铭》以及墨迹《送梨帖跋语》，可见其楷书概貌，虽能看到又有进境，但尚未大成。康有为说：“柳诚悬《平西王碑》学《伊阙石龛》而无其厚气，且体格未成，时柳公年已四十余，书乃如此，可知古之名家，亦不易就，后人或称此碑，则未解书道者也。”（《广艺舟双揖》）如果柳公权不能享高寿，那末六十岁之前，虽有很好声名，但终未能成一书坛巨擘。

（二）鼎盛期：柳体之大成。

六十岁以后的十年中，柳书进入鼎盛时期，如丽日当空。这一时期，文献载有《冯宿碑》、《检校金部郎中崔稹碑》、《淮南监军韦元素碑》、《义阳郡王苻磷碑》等等将近二十通碑，而以《玄秘塔碑》和《神策军碑》为柳体的典型，声名最为卓著。

至《玄秘塔碑》、《神策军碑》柳体已大成。它一变中唐肥腴之风，用笔骨力深注，爽利快健，以方为主，济之以圆，且在蹲锋与铺毫之间显示瘦硬劲挺之线条，这便是“柳骨”（下文再作阐述）。在笔画之间已有自家面目，横之长者瘦挺舒展，横之短者粗壮有力；竖画较之横画为粗，以为主笔，求其变化；其撇，长者轻，而短者重；其捺必重，显示矫健力度；其钩、踢、挑必顿后回锋迅出。柳体在结字上，也似颜真卿书正面示人，左右较匀衡，但纵长取势，且中密外疏。在整体书风上，柳体如“辕门列兵，森然环卫”（岑宗旦书评）：“书家谓惊鸿避弋，饥鹰下（韦冓），不足喻其鸷急”（王士禛《池北偶谈》）。柳体法度森严，面目又变颜体之肥，而为清劲挺拔，瘦硬通神，在唐晚期以一种新的书体及其劲媚之美引起了人们对柳体的赞赏。

（三）中期：斜阳的魅力。

七十岁以后的十年中，柳公权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此阶段书碑记载很多，即据《金石录》所载，便有七十岁时书写的《商於新驿记》、《山南西道节度使王起碑》等，七十一岁书有《牛僧孺碑》、《太子太傅刘沔碑》，七十三岁书《普光王寺碑》等近十通。今天仅见《太子太傅刘沔碑》与《魏公先庙碑》、《高元裕碑》等。

从以上这些碑中，可以看到柳公权似乎想继《玄秘塔碑》和《神策军碑》淋漓尽致地表露柳体之后，再辟一新的境界。欲以淡拙渗透笔法，以平易渗透结体，以古雅渗透气韵。因此中期那种刀切钢铸般的用笔就有所收，抛筋露骨的结体有所隐，森严峻峭的风棱有所敛。清杨守敬对此悟识尤深，云：“《苻璘碑》、《魏公先庙碑》、《刘沔》、《冯宿》皆敛才就范，终归淡雅。”（《学书迩言》）他甚至认为，“《高元裕》一碑，尤为完美”。虽然《苻璘碑》（六十一岁）、《冯宿碑》（六十岁）都为七十岁前所书，但七十岁以后的变化，其思想之根早已潜伏于彼。不过“柳骨”已经过数十年千锤百炼而成，柳公权也终未能再化出全新的另一番面目来。我们只看到柳书在这一时期冉冉斜阳的一种魅力。

（四）晚期：柳书的晚霞

八十岁以后的八年中，柳公权进入人生和书艺创作的晚期。他依然让生命与书艺交互滋养：生命在书艺创作中前行，书艺又为生命润色辉映。他至八十七岁仍书有《太子太保魏謩碑》（《宝刻类编》著录）。从其代表作品《复东林碑》可以看到他以生命最后一段晚霞映染在碑的字里行间。那种风采已不是朝阳般的充满蓬勃生机的光辉，也不像灼灼当午的炎日，而是一片灿烂的晚霞；笔锋的利铦转入内部，气韵与自然贴近，通篇之旨趣与大化亲和，是宗匠晚年的心智所悟，老笔所致。柳公权就像一位得道之人向青山深处走去，攀上极顶，又终于消逝在山阿里，将书魂凝刻进书学的峰峦中。

2．站在巨人的肩头

柳公权成功的桂冠既是由辛勤刻苦的荆棘编成，又是站在巨人的肩头上去摘取的。他善于吸取书艺大家的智慧与成果，变化成自己一家书艺。

（一）从锺书、王书中化出。柳公权学锤繇书，《金刚经》中可见一斑，柳玭早已有所指。唐人多学“二王”书，但柳公权学王书能取其神而离其形。王世贞曾云：柳公权“所书《兰亭》帖，去山阴室虽远，大要能师神而离迹者也。”（《书林藻鉴》）而董其昌最为知音，他从柳公权学王书中看到其形与王离，神与王合，悟用笔之古淡，由柳法而趋右军（《书林藻鉴》）。其实从柳公权的行草书札中，可以看到一些作品不仅得王的血脉、风神、韵趣，且字形结体也类王书面目。从王书中汲取书学营养，是柳书生命源泉之一。

（二）从欧、褚中化出。柳书从欧阳询、褚遂良书中化出，论者颇多。米芾认为，柳师欧。康有为说：“诚悬则欧之变格者。”康有为还认为，崔浩是瘦硬派，其后褚遂良、柳公权、沈传师均属此派（《广艺舟双揖》）。刘熙载认为柳与欧、褚密切，即如《沂州普照寺碑》系后人集柳书成之，然刚健含婀娜，乃与褚公神似焉（《艺概》）。欧书的筋骨显露，结体谨严，褚书用笔的蹲锋纤劲、流利秀美，给了柳公权有益的启示。

（三）从颜书中化出。柳书从颜真卿书中所得最多。苏轼云：“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东坡题跋》）朱长文云：柳书，“盖其法出于颜，而加以遒劲丰润，自名一家。”（《续书断》）从具体书作而言，有的说“《玄秘塔》出颜之郭家庙”（刘熙载《艺概》）；有的说鲁公《臧怀恪碑》“最为开张”，“柳谏议学颜即是由此入手”（郭尚先《芳坚馆题跋》）；有的说颜的《李元靖碑》“结体与《家庙》同，道劲郁勃，故是诚悬鼻祖”（王世贞《弇州山人稿》），如此等等。柳学颜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学颜之法度。颜真卿楷书在笔法、结字方面，法度甚备，柳在此基础上损益，使之更加完备。二是学其雄媚之书风，变其雄中有媚为自己的秀中有雄。三是学其人格与书品的结合。颜的高尚人格与颜书的风格二美并具，柳公权亦是书美、人美契合的典型。四是学颜之变法精神。颜在王书的樊篱之外，另拓一恢宏境界，不仅比肩王羲之，而且为盛唐创立属于自己时代的书风，奏响了盛唐之音。柳则又变之，创元和以后的新书体，丰富了大唐之音。

当然柳公权所学极广，他不仅向其他书家学习，也向民间书艺（例如北碑）汲取养料，例子很多，不一一列举。

特别要指出的是柳公权的成功还在于拥有一个群体，互相切磋砥砺，取长补短。如长于柳公权十岁的沈传师，以及小于公权十三岁的裴休，都被视为与柳公权同一类型的书家：尚“清劲”、“命新体”。柳公权的名碑《玄秘塔》即是裴休撰文，裴休的名碑《圭峰定慧禅师碑》即由柳公权篆额。而裴氏此碑，可见柳书的影响，“细参之，其运笔之操纵，结体之疏密，与诚悬昕合无间”（《语石》）。柳公权之兄柳公绰也精书法，相互影响也在情理之中。

柳公权能够化身为巨人，既需一颗慧心，取质、取量、取度，炼形、炼神、炼韵，加以冶铸，又需要不凡的身手，刻苦的磨炼，尤要以自己的性灵和人格去化入。柳公权之所以成为柳公权，也正在于此。

柳书流观

颜真卿书碑累累，足以建成一座碑林，而柳公权所书碑碣同样可以环立成林。不过，颜体一碑有一碑不同面目，柳体则一碑与一碑有相同面目。如果自其同者观之，那末颜体在异中有其大同，正因为如此，才表现出颜体的总体风貌。反之，自其异者察之，那末柳体在同中又有不同。只不过柳书同多异少，这或许与他专写别人撰写的碑文有关，也与他作则立规、定型示法的心态有关，又与他狭小的生活空间有关。但是柳书也有各种风华、多样美妙。

一、心赏斑驳碑碣

柳公权一生书碑特多，在此，就他的一些代表作品作些介绍：

1．《金刚经刻石》（824年，四十七岁　图1）

柳公权正书，刻为横石，共十二块，每行十一字，原石毁于宋。唯一唐拓本发现于敦煌石窟，现藏巴黎博物馆。此为柳书早期代表作。其下笔精严不苟，笔道瘦挺遒劲而含姿媚；结体缜密，以纵长取形，紧缩中宫，开展四方，清劲而峻拔。“柳骨”于此可初识，而柳集众书于此亦可知。宋董逌云：“诚悬书金刚经，柳玭谓备有锺（繇）、王（羲之）、欧（阳旭）、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之体。今考其书，诚为绝艺，尤可贵也。”（《广川书跋》）

2．《李晟碑》（829年，五十二岁　图2）

碑在陕西高陵县，碑连额高一丈四尺二寸，宽五尺八寸二分，三十四行，行六十一字。裴度撰，柳公权正书，并篆额。此碑明代已多漫漶，近拓石花满布。清孙承泽《庚子消夏记》云：“字虽剥落，然一看挺拔不群之概，尚可扪而得之也。”与《金刚经》相比，加强了斩钉截铁、棱角分明、点画爽利森挺、挺拔不群之概。但是有些地方结字显得拘谨，局促。

3．《迴元观钟楼铭并序》（836年，五十九岁　图3）

石横置，四十一行，行二十字，邵建和镌刻。1986年11月出土于西安市和平门外。此碑风神烁烁，一笔不苟，其用笔重骨力，以方笔为主，辅以圆笔，劲利清健。其结构往往错位中求变化，比如左右结构的字“蹲”、“钟”、“楼”等将左边偏旁往上挪，形成左短右长的结字法，在不平衡中求韵趣。柳书向又一纵深渐进。

4．《冯宿碑》（837年，六十岁　图4）

王起撰，柳公权书并篆额，正书，四十一行，行八十三字，石存西安碑林。其书爽利快健，神采飞扬。似乎在预示一种更为精炼的“柳体”即将孕育而出。就在此后的五六年中，《玄秘塔》、《神策军》便相继问世，成为千年楷书的典则。《庚子消夏记》引杨用修语云：“诚悬《冯尚书碑》亚于（虞世南）《庙堂碑》。”《石墨镌华》云：“此碑柳书结字小差胜《玄秘塔碑》，尚不堪与薛稷雁行。杨用修云亚于《庙堂碑》，过矣。”

5．《苻璘碑》（838年，六十一岁　图5）

李宗闵撰文，柳公权书并篆额，邵建和镌字。三十一行，行六十二字，碑高一丈，宽四尺五寸三分，为柳碑中最显要者。石在富平县，“十年动乱”中被毁。此碑历代享有盛名，《金石录》、《宝刻类编》、《集古求真》等均有著录。此碑与《冯宿碑》字虽较小于《玄秘塔碑》，但同样魄力雄浑，字法深厚，结构缜密，神理骏发。孙承泽《庚子消夏记》云：“其书亦带有婵娟不胜罗绮之致。”此谓雄浑中有秀媚之色。

6．《玄秘塔碑》（841年，六十四岁　图6）

裴休撰文，柳公权书并篆额，邵建和、邵建初镌刻。共二十八行，行五十四字，石存西安碑林。清王澍《虚舟题跋》云，“诚是极矜炼之作。”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稿》云：“此碑柳书中最露筋骨者。”其骨力矫健，筋骨特露，刚健遒媚；结字瘦长，且大小颇有错落，巧富变化，顾盼神飞，行间气脉流贯。全碑无一懈笔，可谓精绝。

7．《神策军碑》（843年，六十六岁　图7）

此碑崔铉撰文，柳公权奉敕书，记唐武宗李炎巡幸左神策军事。碑立于皇宫禁地，不能随便传拓，因此流传较少，北京图书馆藏有北宋之拓本。此碑和《玄秘塔》相隔二年，总体风格相近，法度谨严，精魄强健，然而也有细别。《玄秘塔》极劲健，此碑则雄厚；前者极露筋骨，后者凝炼温恭；前者较遒媚，后者则较端重。此碑刻工也极精，或认为柳书传世最佳者。孙承泽说：“书法端劲中带有温恭之致，乃其最得意之笔。”柳公权的楷书中以《神策军碑》、《玄秘塔碑》影响最深远。

8．《刘沔碑》（848年，七十一岁　图8）

柳公权书，韦博撰，元度摹勒并篆额，楷书三十七行，行六十五字。此碑字体偏小，但书体劲秀。杨守敬《学书迩言》注意到其“淡雅”特点。细察其碑多用圆笔，如“国”字，右角转换既圆，右直下也呈弓弩形。“司徒”之“司”，右侧遽然下弯，有拙态，“神道”之“道”字的结体也错互示拙。七十岁以后，柳公权书也在变化。此碑与其相近风格者如《苻磷碑》、《魏公先庙》、《刘沔》、《冯宿》均有“敛才就范，终归淡雅”之风范。

9．《魏公先庙碑》（852年，七十五岁　图9）

唐崔玙撰，柳公权书，正书三十六行，行六十字，原在西安。碑断石散，磨泐不全，初拓仅五石。立碑年月不明，王昶《金石萃编》以为在咸通末（874），《宝刻类编》以为大中六年（852）。此碑崔文庄雅，柳书遒劲，细看已达淡雅之境。其笔画颇有俯仰之态，如“上”字、“五”字之横；结字颇取倾仄之势，如“事”、“国”重心偏右；又如“食邑五百”这行，让左避右，均可玩味。

10．《高元裕碑》（853年，七十六岁　图10）

柳公权书，萧邺撰文，在河南洛阳，碑高一丈一尺余，广四尺，楷书三十三行，行七十九字。额篆书“大唐故吏部尚书赠尚书右仆射渤海高公神道碑”，四行，二十字。康有为曰：“《高元裕碑》有龙跳虎卧之气。”（《广艺舟双揖》）清杨守敬《学书迩言》云：“《高元裕》一碑，尤为完美，自斯厥后，虽有作者，不能自辟门户矣。”“龙跳虎卧”是喻其书法之雄强有力。后者称其完美，已达炉火纯青之境界。

11．《复东林寺碑》（857年，八十岁　图11、12）

柳公权正书，崔黯撰文，石在江西庐山。此碑宋时就因遭火而剥落，清代断裂，元朝有摹刻本。此碑虽是柳骨挺拔，但风棱已由外射转入内蕴。随着年岁的增长，斩钉截铁外露的锋芒也相应减少。此碑字间空白颇多，一种心灵之光仿佛荡漾在字里行间。

柳公权是为帝王、大臣书碑，刻工选择极严。比如多次为柳书刻碑的邵建和、邵建初兄弟，就是两位造诣精湛的雕刻家。柳书的体骨风韵，在他们的刻刀下逼真地得到再现。观赏《送梨帖跋》（图13），就可以体会到他的笔墨风神。这是柳公权五十一岁时在王献之《送梨帖》后的跋，小楷四十三字。此跋没有碑版中字的拘谨，而自然映带；没有怒张之筋骨，而笔致含蓄；没有平正均匀之苛求，而自有真趣。此跋世人誉为“神品”。在此以前，又有《洛神赋十三行跋》（图14），两者血脉相承，形神相近。他的小楷作品还有《太上老君常清静经》（图15），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二、行草珍珠一斛

柳公权的行草书艺也有卓越成就，兹举例赏析。

1．《蒙诏帖》（821年，四十四岁　图16）

此帖也称《翰林帖》，曾刻入《快雪堂》、《三希堂帖》等，墨本藏于故宫博物院。用笔雄健，气势豪宕。第一行“公权蒙”三字联绵出之，字硕大，笔力纵横，如见柳公权血气方刚，精魄四射。其后三行笔走龙蛇，曲折连环；行间大小错落，锋出则破空杀纸，游丝则刚柔兼济，气势一泻无碍。后三行，虽字由大而趋小，随手变格，转换出瘦劲面目，然而气脉贯通，豪气流荡至于终篇。

《蒙诏帖》的真伪争论颇多。近人谢稚柳考证后，认为意态雄豪，气势道迈，不仅为柳书的结构，也为唐代法书中的典范风格（《鉴余杂稿》）。

2．《兰亭诗》（图19）

此为柳公权书王羲之等人兰亭宴会上所赋诗篇，故宫博物院藏，绦绢本，乌丝栏，行书。宋《宣和书谱》中著录，明代曾刻入《戏鸿堂帖》，后入清乾隆内府，为《兰亭八柱帖》之第四柱。

此帖笔力遒逸，郁勃顿挫；结字意态烂漫，每于险中生态；而枯润纤秾掩映相发，干笔、湿墨多韵趣。锋劲处如剑光凛冽，游丝细笔亦似铁铸钢浇，中间杂以小楷，“似无意发之，绝得晋人心印”。王世贞说：“骤见之恍然若未识，久看愈妙”，“乍看之亦似有一二俗笔，而久之则俗者入眼作妩矣。”

3．《赤箭帖》等（图17、18）

《赤箭帖》（图17、18）、《伏审帖》（图20）、《辱问帖》（图21）、《紫丝靸鞋帖》（图22）等相近，除少数两字联绵外，大多每字独立，行笔流丽，字取纵势。宋周必大云：“公权《赤箭帖》，字瘦而不露骨，沉着痛快，而气象雍容，欧、虞、褚、薛不足进焉。”《尝瓜帖》（图24）在流动的行草中时取横势，颇有特色。《十六日帖》（图23）则属行楷，以楷为主，但挥洒自然，无拘谨之态。《圣慈帖》（图25）较之以上诸帖，草书成分更多，笔势回复往来，可以看到柳公权步趋王右军，颇得其精髓。

书论命题

柳公权的著名书论命题当属“人正笔正”，学书者几乎无人不晓；“颜筋柳骨”之评语，也广为人知。

1．“心正笔正”

“心正笔正”，是柳公权对唐穆宗的委婉谏言。这句名言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去理解它的含义。

首先是从伦理观去解析人格与书法的关系。

儒家重伦理道德，在儒学的文化座标中，书法被视为一种“心学”。刘熙载《艺概》即云：“故书也者，心学也。”这一渊源出自汉代。扬雄《法言·问神》云：“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所以动情乎！”扬雄看到“书”与内心世界相沟通，君子可以从“书”这一“心画”中流美，而小人也可以在“心画”中显现其真面目。三国时锺繇在《笔法》中又云：“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柳公权则又丰富发展了这一思想。他的“心正笔正”说，以新的命题将人格、伦理与书法的关系联通起来，不仅是这一唐代书家巨擘自身的写照，而且成功地进行了一次“笔谏”，收到了某种效果。这使后代文人大感兴趣，赞颂备至。宋代苏轼在诗中曾云：“何当火急传家法，欲见诚悬笔谏时。”（《柳氏二外甥求笔迹》）元代赵岩诗云：“右军曾写《换鹅经》，珠黍仙书骨气清。看到柳公心正处，千年笔谏尚驰名。”（《题唐柳诚悬楷书＜度人经＞真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不仅如此，后人又将此说加以阐发光大。明代项穆就曾由“心正笔正”开掘，组成正心一正笔一正书的书学次序，并认为“正心”当“诚意”、“致知”、“格物”。然后通过“笃行”，达到“深造”，书法也就可以出新意、妙意、奇意（见《书法雅言·心相》）。哲学史上有“心学”，宋陆九渊、明王守仁都把“心”看作宇宙万物的本源，提出“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项穆认为书法，也是一种“心学”的历程，其逻辑起点当以“正心”出发，而最终就会达到“自由的王国”。清代刘熙载又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艺概》）这些都与“心正笔正”有血肉联系。

“心正笔正”强调书家的品格修养，后世多以人品高下作评书的标准之一。苏轼说过：“柳少师其言心正则笔正者，非独讽谏，理固然也。世之小人书字虽工，而其神情终有睢盱侧媚之态，不知人情随想而见，如韩子所谓窃斧者乎？抑真尔也。然至使人见其书犹憎之，则其人可知矣。”（《东坡题跋》）因此书史上宋代权奸蔡京被排斥在书家之外，因其人品卑劣。从创作的角度看，此一命题正是深刻揭示了书法与书家内心世界的复杂微妙的关系，也是书家人格在书法中的外化和表现。由此也可观照书家的心态，进而对其作品作出恰当的评价。

其次是从书艺技法本身去解析。

清梁同书《频罗庵论书·复孔谷园论书》云：“心正笔正，前人多以道学借谏为解，独弟以为不然，只要用极软羊毫落纸，不怕不正，不怕不著意把持，浮浅恍惚之患，自然静矣。”其实不仅梁同书，早在宋代，姜夔在《续书谱》“用笔”一节中说：“心正则笔正”与“意在笔前，字居心后”，皆名言也。清周星莲在《临池管见》中曾云：柳公权曰，“心正则笔正”。笔正则锋易正，中锋即是正锋。他又说：“古人谓心正则气定，气定则腕活，腕活则笔端，笔端则墨注，墨注则神凝，神凝则象滋，无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此正是先天一著工夫，省却多少言思拟议，所谓一了百了也。”这些都是从技法上生发出去，加以评述，不无道理。但其重要性不及“人品”说。

2．“颜筋柳骨”面面观

前人评颜真卿的字多“筋”，柳公权的字多“骨”，故有“颜筋柳骨”之说。宋范仲淹诔石曼卿文云：“延年之笔，颜筋柳骨。”

“骨”是指字刚猛有力，气势雄强。晋卫夫人《笔阵图》云：“善力者多骨，不善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书学史上多有论“骨”者。以“点如坠石”举隅，那是说一个点要凝聚过去的运动的力量，这种力量是艺术家内心的表现，但并非剑拔弩张，而是既有力，又秀气，这就叫做“骨”。现代美学家宗白华云：骨，就是笔墨落纸有力、突出，从内部发挥一种力量，虽不讲透视却可以有立体感，对我们产生一种感动力量《美学与意境》。

“筋”有多义，或指笔锋，或指执笔悬腕作书时，筋脉相连有势而言。筋也与肉联，称为“筋肉”。颜、柳并称，比较两人显著特点是：颜书筋肉较多，但也并非无骨，颜真卿书也重骨力；柳书露骨较著，但也并非无肉，仅是趋于瘦削而已，而柳公权特重骨法。“柳骨”一词尚可理解为：

（一）骨力。柳公权最醉心于骨力之体现，精心于中锋逆势运行，细心于护头藏尾，汲汲于将神力贯注线条之中。他增加腕力，端正笔锋，如“锥画沙”，如“印印泥”，其笔势鸷急，出于啄磔之中，又在竖笔紧之内；在挑踢处、撇捺处，常迅出锋铦；在转折处、换笔处，大都以方笔突现骨节，或以圆笔折钗股。真正的书法家都讲究骨力，颜真卿在《述张旭十二笔意》中就说过“（走歷）笔（指运笔快速）则点画皆有筋骨，字体自然雄媚”等等。柳书有许多作法即是从颜书中借鉴而来的，比如他的一些竖笔采用了弓弩之形，并左右形成向内包裹之形，其捺笔中也类有蚕头燕尾一波三折的力的表示方式。不过颜书的骨力隐在其丰腴的肉中，由肉中透现出来；柳书的骨力，却从瘦瘠的肉中直露出来，故以“柳骨”称之。

（二）骨体。柳公权用笔精致。准确、严谨，使他构字的每一“骨”都是无懈可击，而“骨”之间的联接都是一丝不苟。颜书是雄中有媚，宽博平正；欧阳询字是险中有妍，紧结严正。柳书的骨体则追求秀挺与雄健结合。其字骨体端正挺拔，以瘦长取势；中心紧攒，外部疏通；健体开张，横竖舒展；点画顾盼有秀气流露，撇捺挑踢如手足健朗。

（三）骨气。柳公权的书法立骨铮铮，炼气清健，在挺拔的骨体内部、笔画之间传出一种坚贞的力量，透出清健出俗的气韵。这是与他的审美情趣、学识、修养密切相关的，是他长期锤炼的结果，是从其血肉心灵中孕育出来的。

“颜筋柳骨”不仅概括了颜体、柳体的主要特点，而且代表了唐楷最典范的楷法。如果把楷书的发展作一比喻，“那么汉魏萌其芽，两晋树其干，六朝发其花，隋唐结其实”（丁文隽《书法精论》）。而颜体与柳体便是最大的两个硕果。从同处看，颜、柳之书都讲究雄强的骨力，讲求伟丈夫的气概，都是盛唐气象在书法中的留影。颜筋之美和柳骨之美，成为唐代楷书的审美标准。在颜、柳之前，楷书尚侧取妍，颜柳尚正取健；前者尚雅取韵，颜柳尚俗取宜；前者法度内寓，颜柳法度外露，前者重自然天成，后者重人工安排；前者风韵流美，颜柳则气魄壮美。这便是颜柳创造的历史功绩。

若要将“颜筋”、“柳骨”分辨高下，历来的评论较多的是列颜于柳之上。比如宋朱长文的《续书断》就将颜真卿列为“神品”，柳公权列为“妙品”，次之。清冯班《钝吟书要》：“颜书胜柳书”。清周星莲《临池管见》云：“颜鲁公书最好，以其天趣横生，脚踏实地，继往开来，惟此为最。”今人商承祚曾说过：“欧阳询（信本）用笔拘谨，褚遂良（登善）清秀有余，刚劲不足。二者宜于小楷，不宜于写大字。柳公权（诚悬）骨胜于肉，太过露骨。四家中以颜真卿（清臣）为全能，其字骨肉停匀，气势磅礴而安详，字再写大都能站得住，从其入手，有利无弊。”（《书法经验谈》）确实颜书恢宏的境界，与他的壮阔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在“安史之乱”的时代背景下，颜本身由书生——斗士——统帅，由立朝——外黜——立朝的不平凡的经历，使他的人生体验更深，艺术体味更精，意象融铸更多。颜书不愧“博大精深”！柳公权在这些方面当然不及颜真卿。若分高下，其原因在此。

前人论书又有贬“颜筋”、“柳骨”者。宋代米芾说：“大抵颜柳挑踢，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宝晋英光集》）他对柳之正书贬之尤甚。清康有为说：“虞、褚、薛、陆传其遗法，唐世惟有此耳。中唐以后，斯派渐混，后世遂无嗣音者，此则颜、柳丑恶之风败之欤？”“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浇淳散朴，古意已漓，而颜、柳迭奏，撕灭尽矣！”（《广艺舟双揖》）如此等等。贬斥颜、柳，主要有两点：

一是斥为“俗”。“颜筋”“柳骨”都费心安排，法度严正，求人工之美，这与晋代以自然生动、洒脱风神为标准者，一“雅”一“俗”可见。但“尚俗”，是与当时时代风气相关联，并易为民众接受。清包世臣《艺舟双楫》中即云：“（颜）平原如耕牛，稳实而利民用。”而“柳书法度甚备，便初学。”《钝吟书要》从普及书艺的观点来看，利于民用，便于初学，“俗”又何妨！

二是斥为“古法由此亡”。颜、柳既为变法者，自然必有增损；死守古法之日，才是书法真正被扼杀之时。晚唐释亚栖《论书》对此颇具卓识：“凡书通则变。王变白云体，欧变右军体，柳变欧阳体，永禅师、褚遂良、颜真卿、李邕、虞世南等，并得书中法，后皆自变其体，以传后世，俱得垂名。若执法不变，纵能入石三分，亦被号为书奴，终非自立之体。是书家之大要。”这段话对于抱有“死守古法”的书家或评论来说，可谓当头棒喝。

巍峨丰碑

柳公权是时势所造就的又一代书杰，他高耸的丰碑有多重意义。一是楷书艺术到颜真卿、柳公权已大成，柳同颜一样以楷书嘉惠后学；二是柳与颜一样以人格和书艺相结合，成为后世书家的楷模。确实，“柳体”与“颜体”已成学习书法之津筏；“心正笔正”之说，为书法伦理标准之一；“颜筋柳骨”已是书法审美的一种类型。人们瞻仰这丰碑时，景行仰止，重其书，慕其人，故书与人并垂不朽。

1．唐宋蜚声播誉

柳公权在唐代元和以后书艺声誉之高，或世无第二人。当时公卿大臣家碑志，不得柳公权手笔者，人以子孙为不孝。而且柳公权声誉远播海外，外夷入贡，皆别署货员，曰：“此购柳书。”皇帝的重用，大臣的推崇，固然可以转易一时风气，但此并非柳公权声誉鹊起的主要原因。柳体以创造一种新的书体美，征服了当代，也赢得了后代，“一字百金，非虚语也”。

五代时杨凝式卓然雄立，对唐代颜、柳之书学多有继承并发扬。苏轼说：“自颜、柳没，笔法衰微。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风。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设者。”《邵氏见闻录》亦云：“凝式自颜、柳入二王之妙，楷法精绝。”这是唐以后学柳书而能自出机杼的一位承前启后的卓越书家。再如僧人应之，俗姓王，闽人，《南唐书》称其习柳氏笔法，以善书冠江左。这说明五代十国虽干戈纷扰，书学转入低潮，但唐之流风遗泽犹存，学颜学柳一脉未断。

宋代书学复兴，且从唐代的重法中走向重意的新境界，创造属于自己的时代书风。有宋一代非常推崇颜书、柳书，其学柳书者不可胜数。

石曼卿学颜，也汲取柳之风骨，正如范仲淹为他作诔文《祭石曼卿》中说：“延年之笔，颜筋柳骨。散落人间，宝为神物。”

宋四家学唐而各有所近，如蔡襄学颜，苏轼尤近颜，黄庭坚近柳，米芾近褚。其实宋四家都经历过颜与柳的书学殿堂，自得自悟，都能巧妙地化入自己的书艺中。

蔡襄（字君谟）瓣香颜书，但亦精柳书，认为《阴符经序》“善藏笔锋”，是柳书之最精者。董其昌曾说：“余曾见柳诚悬小楷《度人经》，遒劲有致。蔡君漠《茶录》，颇仿之。”（《画禅室随笔》）董乃深识柳书三昧者，此说可窥蔡学柳之一斑。

苏轼也为柳书知音，研习甚深，评论警策。他虽不以柳书为面目，但融取精蕴。《山谷题跋》云：“东坡道人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如柳诚悬。”

黄庭坚也学柳，结体紧结，实源于薛曜、柳公权。《寒食诗跋》自云“于无佛处称尊”，敢与其师分庭抗礼。“此跋即糅合柳书、《瘗鹤铭》的特色，参以己意，融气势、韵趣于一炉，纵横挥毫，而意志悠然”（侯镜昶《书学论集》）。黄庭坚学柳深得其蕴，钱泳《书学》中就说：“山谷学柳诚悬，而直开画兰画竹之法。”

米芾虽曾贬斥柳书，但他又赞扬“柳公权如深山道士，修养已成，神气清健，无一点尘俗。”（《书评》）两者似乎矛盾，但又确实存在于柳书之中。而米芾自己学书过程是由颜真卿而至柳公权，由柳而欧、褚，后研法帖，入魏晋之境。米芾说：“余初学颜，七、八岁也。字大一幅，写简不成，见柳而慕紧结乃学柳《金刚经》。”（《宝晋英光集》卷八）后来他偏激地贬斥柳书“丑怪恶札”，可谓数典忘祖。

宋僧中也多有学柳书者。如释梦英，正书学柳。明杨士奇云：“梦英楷法一本柳诚悬，然骨气意度皆弱，不能及也。”其书《夫子庙堂记》（石存西安碑林），可称柳书嫡脉。释正蒙，书得诚悬法《石墨镌华》；释梦贞，善柳书（《皇朝事实类苑》）；释瑛公，独杜门手写《华严经》，精妙简远之韵，出于颜、柳（《石门文字禅》）；释思齐，书师柳公权，有所书《放生池碑》在杭州（《书史会要》），如此等等，不复遍举。这可能与柳公权写的《金刚经》名闻遐迩有关。

在宋代，柳体像颜体一样，借助于刻书印刷而进入千家万户，家喻户晓。宋代刻书，在北宋大抵是用欧体笔法。南宋以后，则兼用颜体、柳体。当时的闽本，就多用柳体字；而江西刻本有的也用柳体，或用颜体；而蜀本就多用颜体。其时颜体较为时尚，而又以欧、柳二家书法刻版最为美观，可见柳书在唐宋书坛蜚声播誉，柳体又广泛地渗透于民间。

2．百代楷模

书学的高潮于金代暂时衰落，然学柳者却不绝如缕。刻于金皇统四年（1144）的《沂州普照寺碑》，乃集柳公权书所成，仲汝文撰，楷书二十四行，行六十二字。论者或谓：“虽为集缀所成，然字字挺拔，笔笔雄整，大似公权得意之作，比今所传《玄秘塔》与《李晟碑》直有雅俗天渊之别，学柳者能从此入，庶不为米芾所嗤。”（《碑帖叙录》）元代赵孟頫中年学锺繇“二王”，后又学李邕、苏灵芝。虽然不以柳为面目，但也取其骨，自铸赵体。刘宗海云：“从子昂翁笔砚之侧，知其下笔处颜筋柳骨、银钩铁画果是也。”（《书林藻鉴》）

明代董其昌对于柳书最有会心。他曾说：“柳尚书极力变右军法，盖不欲与《禊帖》面目相似，所谓神奇化为臭腐，故离之耳。凡人学书，以姿态取媚，鲜能解此。余于虞褚颜欧，皆曾仿佛十一。自学柳诚悬，方悟用笔古淡处。自今以往，不得舍柳法而趋右军也。”（《画禅室随笔》）董氏学一生，并能从柳书变法中得到启发，故其论柳，自然精警。

由明入清的行草名家王铎力学柳书，《拟山园帖》所书正书颇得柳体之精髓，而临作如《圣慈》、《紫丛靸鞋》则取神遗貌，自为心裁。

清代学颜名家辈出，而学柳者也可比列。书法名家梁同书、梁诗正都学柳。《鉴止水斋集》云：“（同书）公书初法颜、柳，中年用米法，七十后愈臻变化，纯任自然。”《国朝先正事略》：“（诗正）公书初学柳诚悬，继参文、赵，晚师颜、李。”此外如大臣左宗棠的行书，俱出颜真卿、柳公权。闺秀如王鉴（郝懿行妻）其书法欧、柳。

康有为虽对柳书有贬语，但他主张在科举中用柳体，说：“柳之《冯宿》、《魏公先庙》、《高元裕》最可学，直可缩入卷摺。大卷得此，清劲可喜，若能写之作摺，尤为遒媚绝伦。”柳体的生命不是“馆阁”所能牢笼的，但是因科举而习柳者却是大有其人。

在新的时代，人们正以新的目光研究柳书，学习柳书。柳体成为中小学生最通用的习字法帖。而书法家又正淘洗融冶，以其精华，以其书魂，去重建更辉煌的现代书艺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