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软实力”目前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高频词汇”。电影、电视、音乐、歌舞、动漫、互联网几乎所有的文化载体都在建构与提升国家文化“软 实力”的要求下面临着一次历史性重组，抑或是一种文化品牌的重新建构。不过，“软实力”并不是所有文化产品精神价值的代名词，而是特指那种“通过吸引而非 强迫或收买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所以，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问题即成为一个与诸多艺术问题相互关联的时代命题。文化软实力是国家利益与国家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软实力”（soft power）一词最早出现于1990年3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为美国《大西洋》杂志撰写的一篇名为《衰落的误导性隐喻》的论文里。他说“我们需要 在‘软实力’上增加投入，而不是在‘硬实力’即昂贵的新武器系统上增加投资。”在此后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中，约瑟夫•奈进一步指出，如果一个国家可以 建立并且主导国际规范及国际制度，从而左右世界政治的议事日程，那么它就可以影响他人的偏好和对本国国家利益的认识，从而具有“软实力”，或具有“制度实 力”( institutional power)。后来，在其著作《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的前言中，约瑟夫•奈把 “软实力”明确定义为“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它源自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约瑟夫•奈把国家的“软 力量”归于三种主要资源：一是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文化；二是能真正实践的政治价值观；三是能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和道德威信的外交政策。可见，约瑟夫•奈的 “软实力”理论包括了文化、政治、外交三个组成部分。作为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约瑟夫•奈的文化理论自有他提出的战略意图与历史语境，在此我们不再赘述。由于不尽相同的话语体系与社会政治背景，我们今 天所强调的国家文化“软实力”，与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并不完全一致。我们所强调的国家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指那些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具有精神的感 召力、社会的凝聚力、市场的吸引力、思想的影响力与心理驱动力的文化资源。我们的着眼点是落在文化的基本层面上，更加注重的是主流文化自身的积极建构，是 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而不是把文化仅仅作为一种实现经济与外交目的的次等手段来对待。另外，我们强调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带有鲜明国家意识 形态属性，它是我国政体的文化显现，是我国国家利益的独特呈现方式，这都与约瑟夫•奈的文化理念存在实质上的区别。所以，我们寻求的不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 软力量，而是一种体现国家利益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关键在于全面建构主流文化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利用流行文化产品在进行商业贸易的同时来传播自己的文化价值观。2001年，塔利班政府在阿富汗垮台后，印度外长飞赴喀布尔向新的临时 政府表示祝贺的时候，随机带去的并不是武器和粮食，而是满载好莱坞电影和音乐的流行文化产品。韩国电影在2006年的市场占有率达到74.1%，他们能够 以70多部韩国电影博弈200多部进口好莱坞电影，靠的不仅是政策保护，靠的更是电影蕴含的浓重的怀乡情结和爱国精神。韩国人对自己的家乡、民族、国家始 终怀有深深的眷恋和无限的忠诚，这是其电影中最动人心魄的地方。尽管韩国电影的特技不如好莱坞电影那么逼真，视听效果也远不如好莱坞电影那么强烈，可是其 电影依然风行亚洲、远销欧美。韩国人没有把他们的传统艺术长鼓舞推向世界，日本人也没有把代表其传统文化的国粹——歌舞伎推广到美国，而是将其最时尚的动 漫产品打入美国市场。如今，日本动漫产品在美国的销售收入超过50亿美元，是日本钢铁在美销售额的4倍。中国人了解日本文化同样是通过铁臂阿童木、聪明的 一休和姿三四郎这些来自于流行文化领域的大众艺术形象。日本在这些作品中从来就不会去追求那种古奥的哲理与深邃精神，而只是把那些容易被人识别与认同的文 化意义表达出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实现民族振兴、增强综合国力和赢得国际竞争力的必然要求”。现在，相对于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文化发展速度已经滞后，特别是文化自 身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影响力还不能够与经济增长的实力相媲美。在经济领域，贸易顺差为我国带来了巨额的物质收益；而在文化领域，我国却出现了明显的贸易逆 差。我国输出的文化产品与我国的经济地位不相适应。所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在于主流文化本身的全面建构。我们不能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简 单地理解为是一种对文化的宣传、包装与推广策略，而应当把它作为一种文化的自我建构战略来落实。另外，任何文化精神的传播都必须要找到相应的媒介形式才能 够真正实现——不论这种媒介是书刊杂志、网络影像，还是舞台表演。总而言之，文化“软实力”必须借助于特定的媒体形式才能够进行有效的传播，单纯的文化理 念并不能够直接地转变成文化的“软实力”。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要路径

在文化领域，并不是所有的文化活动与艺术作品都能够上升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层面上来考虑和讨论。茶楼酒肆里的戏曲清唱，街头巷尾中的秧歌表演尽管也不 乏特定的文化意义，但是并不能够提高到国家文化的层面上来考量，它们不能与那些耗资巨大的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相提并论，并不能与家喻户晓的电视连续剧同日 而语——正如一场风花雪月与一场革命风暴不能相提并论一样。我们现在特别要关注的，是那些在文化产业的核心层面上代表国家文化力量的产业集团的发展趋向；是那些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表现内容，以当下普遍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为创作主旨的艺术作品的思想导向；是那些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的宏篇巨作的文 化取向。这些是文化艺术领域构成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点所在。

目前，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要路径应当包括：增进主流文化的精神感召力，引领不同文化群体的价值取向，建构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增强流行文化的市场 吸引力，满足不同接受群体的消费需求，建构民族文化的心理认同机制；加强大众文化的社会凝聚力，整合不同利益群体的价值观念，建构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精 神信仰；扩展传统文化的思想影响力，缝合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取向，建构公众对于传统文化的普遍共识；汇聚无形文化的心理驱动力，弥合不同社会阶层的心理对 立，建构具有普适价值的话语体系。

构成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要资源

在我国，构成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要资源来自于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在政治文化领域体现国家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是我们国家的性质所决定 的。其中，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是“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是国家文化软实力 的关键祖成部分。二是在传统文化领域代表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思想体系，其中包括“和谐”、“仁爱”、“自然”这些集中体现个人、家庭、国家乃至人类社会 终极理想的文化价值观。它们既是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文化资源，也是推进中华文化不断发展、扩大中国文化国际影响的精神力量。三是在公共文化领 域引领行业发展、体现国家指导方针的一系列政策、法规、质量体系与评价标准。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纲领性的文艺政策，它不仅是体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的宏观指导方针，而且也是符合艺术普遍规律的具体创作原则，对于推动文化艺术的发展、促进艺术创作的繁荣具有重大的推进作用。四是在主流文化领域体现主流 意识形态、表现国家、民族形象的艺术作品。比如表现我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与重大现实题材的电影、电视剧、舞台艺术及美术、音乐作品。像影片《鸦片战争》 《生死抉择》《惊涛骇浪》《太行山上》，电视剧《长征》《西藏风云》《士兵突击》《亮剑》，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长征组歌》，歌剧《江姐》《洪湖 赤卫队》，交响乐《红旗颂》……这些作品中体现的爱国主义的精神信仰与民族情感是感化、陶冶、激励受众的一种重要的文化力量。包括那些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与个性化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也都能够体现当代国家的文化影响力。五是在流行文化领域具有普遍社会反响和市场效应的娱乐性、大众性文化产品。比如影片《少 林寺》《天下无贼》《墨攻》，电视剧《渴望》《便衣警察》《激情燃烧的岁月》《暗算》……这些在文化消费领域具有娱乐因素的大众文化产品，尽管并没有直接 表现国家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没有直接表现高层领袖人物的丰功伟绩，但是，这些作品中所具有的向善、向上的精神力量，不论对于扩大文化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还是 加强文化的心理吸引力都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资源。当然，更加完整意义上的国家文化“软实力”还应当包括政治、法律、外交、教育等诸多领域的相关内容。

文化，是社会的产物，而社会经济实力是文化发展与传播的根基。应当看到，中国文化现在之所以受到世界普遍的关注，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 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综合国力的提升。正是由于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才使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有了话语权，有了相对平等的谈判条件与相互磋商的议价能 力。约瑟夫•奈也认为“中国在经济上的巨大成就是‘软实力’得以提升的重要根源，是中国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的吸引力越来越大的根本原因。”以《文明的冲 突》而闻名的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也在强调“‘硬实力’决定‘软实力’，‘硬实力’是‘软实力’的基础，物质上的成功会使文化和意识形态更加具有吸 引力，而经济和军事上的失败则必然导致文化的自我怀疑和认同危机。”所以，尽管有时文化会成为社会舞台的主角，但是经济依然是文化繁荣与发展的基础，文化 的全面建设必然有赖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