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里洛的盒子》 安迪·沃霍尔

撰文:老言 策划:黄颂豪

近30年来，不断有人宣称，艺术批评死了。

自从20世纪初疯子哲学家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之后，在文化领域（当然也包括政治与经济领域），关于“什么死了”，作为一种句型，几乎不停地出现。几十年前，德国艺术史家贝尔庭写过一本影响深远的小册子，叫《艺术史死了》，讨论现代艺术观念冲击之下的史学写作，感叹史无定论、人云亦云、最终还是靠权力与资本说了算。

稍后，美国的艺术哲学家丹托，也写了一本同样影响深远的小册子《艺术终结之后》，用大量篇幅讨论一个可怕而简单的问题：“艺术死了”。

当然，他主要谈论的是20世纪初叶以来的现代主义艺术死了，并提出“艺术之后”，并追问，在这个一个“之后”的时代，艺术家及其理论家还能做点什么。

为了证明其所论之正确，丹托以1964年为“艺术死亡”之年代标志，其理由是，这一年，美国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摆弄了一件现成品，叫《布里洛的盒子》，用几只包装布里洛商品的普通纸盒堆叠起来，放到展厅去，从而成就了一件天价的“艺术品”。丹托说，自那以后，艺术批评所要讨论的问题不再是“艺术是什么”，而是“艺术品和现成品究竟有什么区别”。

不管丹托是否说清楚这个区别，反正，“艺术死了”的说法，一直受到先锋或前卫艺术家的拥护与同样先锋或前卫的艺术理论家的关注，而“什么死了”这样一种句型，更成为鼓励新来者勇往直前抢夺话语权的响亮口号。

从这一点看，我提醒人们千万不要过度关心“艺术批评”之类是否真的死掉的问题，更不要浪费笔墨去论证艺术批评“死”了还是没“死”，因为不会有让所有人都信服的结论，哪怕你的论证已经很周详，很有说服力，也挡不住后来者的豪迈宣称：你已经“死了”，请带上你的周详论证也一起去“死”吧！

当然，其中也有例外，比如，通过权力所宣称的“死”或“没死”，就不能认真讨论，除非你不想活。权力者说，此人是“伟大的艺术家”，你就不能说他“不伟大”。同理，权力者说此人不伟大，那你就不能论证他“伟大”。

突然想起鲁迅说过的话：曾经富贵的要复古，正在富贵的要维持现状，未曾富贵的要变革，历来大抵如此。

按照鲁迅这样一种太过绝望的历史观，宣称艺术批评“死”了的人，大抵上都是未曾富贵过、正在谋求富贵的那一群人。同样，宣称艺术批评“未死”，不仅“未死”，而且还正在发挥“伟大效力”的人，就是正在富贵的人。

这倒也说明，关于“死”了还是“没死”，其实还是可以讨论的，其基本内容是，谁、在什么环境下、基于什么理由，提出了“死”或者“不死”。

比如，大概有一些艺术家，天生就觉得自己“天下第一”，天生就觉得自己必须受到“关注”，天生就以为，艺术批评要对自己的“伟大创作”做有分量的表扬。如果艺术批评没有宣称自己是“大师”，甚至说自己不能在美术史中“青史留名”，那么，这就意味着，艺术批评“死了”，其死在不关心“艺术现状”。

其实，所谓“现状”，这是潜台词而已，真正含义就是自己，以及自己那些下三滥的作品。尤其是，当这些个“自己”突然成为了什么“长”、什么“主席”之后，就更加膨胀，更加以为，不关心自己的艺术批评的确是“死了”！

从这个意义来看，艺术批评的确是死了，货真价实地死了。只是，我要对此死亡事件欢呼。这样的艺术批评，死得好，死了更省事，耳朵根子更加清净，免得整天被“伟大的艺术”弄得睡不好觉，吃不下饭，连通俗地欣赏也失去了“艺术”的兴致。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