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半狄电影《让熊猫飞》在豆瓣上得分只有2.4。(受访者供图/图)

这个时代，辨别艺术的含量其实非常困难，太难了，不仅仅是公众难，艺术创作者都难。

布置个展时，赵半狄看到了自己1987年的画作《涂口红的女孩》。画中气氛静谧，蓝衣女孩举着小镜子涂口红，里屋床上似乎躺着一个男人，正专心看报。2015年中国嘉德秋拍，《涂口红的女孩》以1380万元成交，这幅油画他已30年未见过。

大约30年的创作历程中，赵半狄转了个大弯。他先因“现实主义”油画著称，1991年底结识荷兰学者、策展人和收藏家戴汉志(Hans van Dijk)后，对西方艺术现状了解加深，不久即赴德国参展。

在戴汉志等人的“怂恿”下，赵半狄自1996年起创作以熊猫为主题的作品。2007年，他在北京举行“熊猫时装秀”，为二奶、性从业者、贪官、网红等社会角色设计了“熊猫时装”。

“熊猫时装秀”被动植物保护专家赵志龙形容为“恶搞”，后来有报道称，成都准备起草相关法律条例，禁止类似行为。

“一个人做出一件艺术作品，另一些人觉得侮辱了什么，这涉及多少层面？”赵半狄这样向记者记者发问。但在“熊猫时装秀”一年后，2008年6月中旬，赵半狄也公开抵制了即将上映的电影《功夫熊猫》，声言“不容许好莱坞在劫后余生的中国捞金”。他认为，“5·12”汶川地震后不久，上映美国娱乐电影并不妥当。最终，这部电影在成都推迟上映一天。

2013年，赵半狄导演了电影《让熊猫飞》。这是艺术慈善项目 “用创造力换一座孤老院”的副产品。孤老院顺利建成，电影在豆瓣仅得到2.4分。他因项目“累得一塌糊涂”，熊猫时代就此结束，其后几年，赵半狄陷入人生最迷茫的时光。

赵半狄后来重归油画。2016年，他举办了池边聚会“水下肖邦”，百余名宾客参加。一架钢琴置入池中，黑衣少女连续弹奏两小时肖邦名曲，腿始终浸在水里。赵半狄在池中用油彩和画布记下当时的灵感。

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田霏宇提议下，赵半狄在尤伦斯举行了名为“赵半狄的中国Party”的回顾展，从2017年8月5日持续到10月22日。展品包括时装秀、电影、油画等重要作品。

那次“水下肖邦”的聚会视频在展览现场循环播放，文字说明写道：“风度翩翩的宾客沉醉在音乐和美酒间，一切很美妙，却令人不安。”

展厅门口陈设的小型装置作品《一个童话》创作于1994年，那时赵半狄放弃绘画不久。装置简单，一个小玻璃杯盛着鸡血，一根动物骨头插到血中，另外一头则固定着几张钞票叠成的纸花。作品标题与外观反差强烈，赵半狄认为，自己在其中平衡了优雅与残忍。“这个作品表达的并不是美，是对美的询问。”赵半狄说，它还询问了价值和方向感。

赵半狄装置作品《一个童话》。(受访者供图/图)

不知道干什么但知道躲什么

记者：你说最近三年“人生最迷茫，没有方向感”，具体怎样表现？

赵半狄：我觉得我是很有态度的一个人，虽然迷茫，不知道干什么，但知道躲什么。艺术界有主流意识，比如现在多媒体盛行，各种说法：AR、VR、浸入式的艺术……大家觉得好像先进的艺术，我一定得躲。其实我都做过，1998年悉尼双年展邀请我在悉尼港做巨大的户外霓红灯装置，我做了，想和悉尼歌剧院遥相呼应。我觉得要做一个诗一般的口号，“我的心在颤抖”。做完之后，我接到两个大展的邀请，放弃了。我觉得那不属于我。如果做的话，我可能还是一个重量级的霓虹灯艺术家。

这个时代，辨别艺术的含量其实非常困难，太难了，不仅仅是公众难，艺术创作者都难。我想到佩斯北京的展，浸入式的花朵，艺术家们都很努力，大家排队观展。对公众来说，什么是美，都很简单，自拍出来艳丽、光鲜、五彩缤纷的，可能那就是美。

G20在杭州的晚会，西湖做的声光电，多媒体和现实穿梭，我看到芭蕾时直接就走了。这是对西湖的浸入式演出，美丽的西湖，美丽的芭蕾，无法分辨。

我相信创作者本身真的要创作美，但非常艰难。所以我会躲，不会轻易干这件事。最安全的是拿起画笔，画笔和时代有点距离，它落后。我宁可创作看起来有点落后的作品，我绝对反对未来主义。

记者：你起初画油画，后来转向和熊猫有关的行为艺术，现在重新开始画油画，这是不是一个国际化继而寻找本土的过程？

赵半狄：我没有寻找本土，我寻找我自己。有些人认为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关注现实，但我永远不是现实主义者。我想建立自己的空间，那是对现实另一种角度的看法。我放下熊猫，画了一两张画，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浪漫主义者，画面是我脑子里已经有的。我在美院上学的时候，那三年的作品真的在写生。画里1980年代的好莱坞的挂历，我都不动，不是我布置的。

记者：你时常会动情地回忆学者戴汉志，如果他还在世，对当下的中国艺术界会有什么感觉？

赵半狄：凭我对他的理解，应该不会舒服，应该不高兴。戴汉志先生是我关于前卫艺术的启蒙老师，和一个怂恿者，敲边鼓。你干什么事，他说“我帮你”；他从来没说“接着画”，一句话没有，都是乐着说：“好呀，你尝试。”

是不是侮辱熊猫是多么艰难的讨论

记者：你曾提到，自己那些兼顾优雅和戏谑的作品，可能令很多人不习惯。不习惯的究竟是什么？

赵半狄：有人觉得我首先考虑社会效果，他们错了。效果到一定程度，我的作品甚至让一些善良的人不舒服，那不是有意识的，而是美的底线产生了压迫感。

世界是多层的。我要追求自己的世界。我尊重宗教，它在现实层面上开辟出另一层世界，然后就是艺术，有能力的艺术家应该开辟一个层面。所谓“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梦想”。现实主义告诉我只是一个世界，只有一种方式，但我觉得艺术是这世界的另一个维度。

我的熊猫时装十周年，是这个展览很大的动因。优雅、戏谑是我的本质，我认为两者将产生化学反应，这个空间开始膨胀，挤压别的空间。某一天早晨起来，新浪副总编辑侯小强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赵先生，你看一下今天早晨新浪的新闻。”四川的熊猫专家抗议熊猫时装秀，认为我侮辱了熊猫，因为时装秀里涉及二奶、三陪小姐这些角色。他们和熊猫每天相处，心目中有熊猫的形象，这一刹那他无法忍受，我的空间挤压到他审美的、道德的部分了。这是善良的，爱熊猫的人，我最不想伤害这部分人的情感。

是不是侮辱熊猫，这是多么艰难的讨论。一个人做出一件艺术作品，另一些人觉得侮辱了什么，这涉及多少层面？我想建造自己的秩序、自己的世界时，想象力没有到专家那里，但专家是第一个站起来抗议的，紧接着引起成都有些方面的反应，要开始一个“禁止侮辱熊猫法”。我的第一反应，真以为我的职业生涯遇到了瓶颈，某种法律可能会限制它，但这个法律后来不了了之。艺术超出边界、挤压边界很有意思，这里没有善恶问题，有非常复杂的人类学的、艺术的、道德的种种问题。这段事情对我的艺术很重要，我因此考虑到艺术的边界问题：我做出了一定影响，我的审美挑衅了一些固有的东西。记者：相较自己因时装秀被批评，公开抵制电影《功夫熊猫》上映时，你的位置一样吗？

赵半狄：“5·12”地震，我是第一批支援者，飞到映秀，惨烈之极。整个灾区非常悲凉，那种悲凉是无声的，人们说话的声音都很小。

回到北京接受《新京报》采访。有一个话题是谈即将上映的《功夫熊猫》。那时我很敏感，知道所有的娱乐节目是暂停的。我从灾区来的，一片悲情，认为现在娱乐期还没到。他们说理解我的感觉。我说，理解我就停映或者推迟。好莱坞这么大一个公司，我希望他们有人文关怀，应该自己撤出，那是多妙的选择。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任何合同都可以重新考虑。梦工厂没有这么做，太让我失望了。我觉得我的支持者很少，都没法站队。

2007年，赵半狄在北京举办“熊猫时装秀”。图为时装秀上的“贪官”。(受访者供图/图)

我鼓励“炒作”自己

记者：你为什么认为，“所谓炒作，是穿越封锁线所需要碰出的火花”？

赵半狄：这句话不适用于《功夫熊猫》。我去灾区，出于人格完善的考虑。发生这么大的事，在北京坐不住。我回来后，觉得自己发怒了，要说出来。我以为会挺简单：他们做错了，我点出来，他们就心虚了。

记者：你对“炒作”的判断，适用于哪些事例？

赵半狄：每个人都有宣传自己的成分。我鼓励“炒作”自己，在法律的框架内，有问题吗？有些时候不是炒作，就像我的熊猫时装秀，你的世界在膨胀，别人受不了了。

我在放弃熊猫的一刹那，觉得整个沟通有很大的问题。之前我不觉得，我很膨胀，觉得应该一往直前。

记者：为什么放弃熊猫项目？

赵半狄：我觉得我的构思，电影推广，鼓动机制，媒体监督，各方面已经设置得够完美了，编织这个剧本已经很牛了，但累得一塌糊涂。

我看不到明天的东西，也不相信有任何英雄能改变，所以我做完这么一个小小的项目，热情也就完了。

记者：电影《让熊猫飞》豆瓣评分只有2.4，和疲惫有关系吗？

赵半狄：电影是我一个项目的副产品，不符合电影工业的要求，也没有必要符合。我没有电影梦。在屏幕上勾画，起承转合，我觉得没趣，不精彩。我是一个行为艺术家，相信一次性、偶发。你的心理自己揣摩最好，揣摩观众的心理干吗？

有人说：“你能不能做得深刻一点？”我完全拒绝这种说法，我不一定要承担那些风险。我碎片式的、可爱的创意，能在现实中改变一点点东西，我基本是用最后的能量“裹胁”很多资源(此处指艺术慈善项目“用创造力换一座孤老院”)。全国两万多青少年给我创造作品，多少老师进来了，因为我是熊猫艺术家。

我喜欢这个阵势，谁的表演精彩，我们就随时把他塑造成主角。270小时的素材，尽量按照电影工业组合。闲的时候，我在爱奇艺这些网站看我的电影，点击率也不是很低，加起来能有1000万，留言几千条。我自己经常笑得不得了，评价认为我最low的点，全是我最嗨的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