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片不仅反映了摄影师的所见与抉择，也暴露了他们的情绪、迟疑和失败。——阿巴斯

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几个青年在河边放松享受午间休息，而一股浓烟正从曼哈顿下城遇袭的世贸中心升起。摄影：托马斯·赫普克© Thomas Hoepker/Magnum Photos

底片印样被比作摄影师的速写本、手稿，它们常常被封存、上缴而秘不示人。一旦有幸阅读底片，可从中汲取的信息相当丰富：一方面，在整卷底片的“前因后果”中观看被选中的图片，可凭借想象力体验摄影经典的诞生过程。它展现了摄影师的工作方式，包括观察视角、运动路径以及编辑手法，这是我所谓的底片的启发。而另一方面，底片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时间流，有时，尤其从没有被选中的图片中反倒可以洞察图像生产和传播的意图，我称之为底片的揭发性质。由此，似乎也可以更好地理解摄影师对底片的审慎态度。

托马斯·赫普克的彩色幻灯底片。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 Thomas Hoepker/Magnum Photos

秘不示人的底片印样

摄影大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在点评年轻摄影师作品时常常要求对方提供底片印样，而不仅仅是单幅作品;同时，他对自己底片印样谨慎保管，几乎从不示人。布列松认为，底片印样上满是被删减的内容、要素和被丢弃的碎屑。呈现一个摄影展览或出版一本书，就像是请人来家里吃饭，主人通常不会让客人把鼻子凑到调味罐、平底锅里，更不会让他们去嗅垃圾桶里的果皮……而从底片中选择一张好照片，就像是从地窖中精挑细选一瓶佳酿与来宾分享。

这正是展览“马格南手稿：摄影经典的诞生”之难能可贵。它和画册《马格南世纪经典：印相典藏》(中国摄影出版社)均源自一个叫作“马格南接触印样” 的项目。它是基于纽约摄影中心副策展人克丽丝滕·鲁本对世界上最重要的摄影师自治组织——马格南图片社成员的接触印相、反转片等档案的研究成果，及其由此发展出来的一系列出版和全球巡展活动。中国站策展人由郑梓煜担纲，在深圳大学美术馆展至10月22日。

1953年，法国巴黎，埃佛尔铁塔的油漆工扎组。摄影：马克·吕布© Marc Riboud/Magnum Photos

马克·吕布的底片印样。1953年，法国巴黎，埃佛尔铁塔。© Marc Riboud/Magnum Photos

该展集结了马格南图片社成员的70余幅底片印样与经典之作，时间跨度逾70年。作品既囊括马格南创始成员罗伯特·卡帕等的传世黑白经典，也选入“异类”马丁·帕尔、新秀埃里克·索斯和乔纳斯·本迪克森等最具代表性的彩色作品;展览也几乎是20世纪的图像史，盟军登陆诺曼底、巴黎“五月风暴”和“布拉格之春”仍历历在目，达利、切·格瓦拉、梦露、拳王阿里等20世纪的偶像也悉数登场。现场，作品与底片印样并置展出，并穿插文献，如图录、海报、信件等等，弥足珍贵。

2000年，俄罗斯阿尔泰边疆，村民在坠弃的飞船附近搜集废料，几千只白蝴蝶围绕着他们。环保主义者担心未来这一地区会受到火箭燃料毒性的危害。摄影：乔纳斯·本迪克森© Jonas Bendiksen/Magnum Photos

乔纳斯·本迪克森的底片印样。2000年，俄罗斯阿尔泰边疆。© Jonas Bendiksen/Magnum Photos

摄影经典的诞生与解构

成立于1947年的马格南图片社可以说是20世纪的见证者，成员摄影师记录了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西班牙内战以来的世界上绝大多数战争与冲突，对政治风云人物、大众文化偶像也有颇具时代性的刻画与描绘，这些图像已经成为了一种符号和共同记忆。

卡帕自传《失焦》封面上的那张《盟军登陆诺曼底》就在展厅一楼，尺寸并不大，是一张当时发稿用的照片。翻动特别设计的立轴镜框，可以同时看到照片的正、反面。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彼时发稿照片的背面，我对这些签章并不熟悉：发行单位(提醒使用后邮寄回图片社地址)、图片版权信息，手写的图片说明，档案编号等等。在新闻与报道摄影的黄金年代，一张卓越的照片常常先后在数家报纸、杂志的办公室流转，边角处留下了分明的使用痕迹。

1944年6月，法国诺曼底，奥马哈海滩。美军在D日登陆。摄影：罗伯特·卡帕© Robert Capa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Magnum Photos

罗伯特·卡帕的底片印样。1944年法国诺曼底奥马哈海滩，在清晨登陆的第一批美军。© Robert Capa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Magnum Photos

广泛被印在T恤衫、海报上的切·格瓦拉头像的原始照片和整卷底片印样也在展出之列。摄影师勒内·布里1963年与《观察》杂志的美国记者一起来到古巴采访切·格瓦拉。据他回忆，当时在切的办公室，切的精神完全集中在对话和讨论中，几乎忽视了他这个摄影师的存在。逐格观看底片印样，想象布里在办公室各个角落均有所停留，最终所选的这格画面，背景最为简洁，人物形象最突出。

1963年，古巴哈瓦那工业部。古巴工业部长切·格瓦拉正在他办公室接受专访。摄影：勒内·布里 © Rene Burri/Magnum Photos

勒内·布里的底片印样。1964年古巴哈瓦那工业部，古巴工业部长切·格瓦拉正在他办公室接受专访。© Rene Burri/MagnumPhotos

20世纪60年代是冲突的年代，也是新闻与报道摄影的黄金年代。巴贝所拍摄的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和寇德卡拍摄的“布拉格之春”均是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巴贝回忆：“那是迄今为止世界首都发生的最大规模骚乱，学生们那时的生活其实不错，比现在富有，但还是对现实不满。”巴黎圣日耳曼大街上，学生们向警察扔着石子，筑起堡垒。

1968年5月，法国巴黎6区，圣日耳曼大道。学生们与警察对峙。摄影：布鲁诺·巴贝© Bruno Barbey/Magnum Photos

布鲁诺·巴贝的底片印样。1968年5月，法国巴黎6区，圣日耳曼大道。© Bruno Barbey/Magnum Photos

而苏联坦克开进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前，年轻的摄影师寇德卡主要拍摄戏剧剧照和吉普赛人，从未拍摄过战争与冲突。他走上街头，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抓取影像，记录苏军的暴行和同样勇敢抵抗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这些照片后来被匿名发表在西方各大媒体，对苏联形成舆论压力，但寇德卡也就此踏上了流亡之路。

1968年8月，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电台总部附近的“华约”军队入侵布拉格。摄影：约瑟夫·寇德卡 © Josef Koudelka/MagnumPhotos

经典的诞生充满个人命运或历史进程的偶然要素，却又饱含某种基于天赋或基本功的必然。咀嚼这些历史经典影像及其诞生的背景、情境，不禁感慨……

“但这并不是一个膜拜经典的展览。相反，这是一个‘解构’经典的展览。”策展人郑梓煜在序言《马格南手稿：让经典重回母体》中写道：“这个展览把名作的原始底片印样展现出来，让经典回到它诞生的‘母体’中，因情境还原而祛魅。”

昭然若揭的意图

展厅中一幅珍贵的历史海报展现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一次“短兵相接”。原照片的拍摄者艾略特·厄韦特原本受美国西屋冰箱公司的商业委派，于1959年7月拍摄在莫斯科高尔基公园的美国国家博览会，但同时他也带着自己的私人相机。他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了正确的地点”，并占据了有力地势，将东西方阵营的两大国领导人如瓮中捉鳖之势拍入了画面。从底片印样可以查看当时的拍摄情境是在一个厨房的展位，这也是照片题目《厨房辩论》的由来。

被选中放大的这张照片中，尼克松的手指几乎戳到了赫鲁晓夫的胸口，显得极为强势，而赫鲁晓夫却半张着嘴，仿佛哑口无言、呆若木鸡。但“实情”是，据底片印样捕捉的画面看来，两位领导人大部分时候都是友好和睦的，甚至也有几个瞬间，情势完全相反，是赫鲁晓夫的手指抵在尼克松的胸前。

1959年前苏联莫斯科，赫鲁晓夫和尼克松。摄影：艾略特·厄韦特 © Elliott Erwitt/Magnum Photos

画面中还有另一个人，威廉姆·萨菲尔，他本是梅西厨房设备的公关人员，据厄韦特说，萨菲尔因为这张照片得到了为尼克松工作的机会：“显然他后来有手段地使用了这张照片，即将之用作1960年尼克松竞选美国总统的宣传海报的主视觉。” 厄韦特的底片印样旁边即展出了这张海报。

矩形的海报中，黑白图像占据绝大部分画面，上方竞选宣言醒目、短促有力，“美国需要尼克松”，下排小字“设想”了画面中尼克松对赫鲁晓夫的话：“……以及，赫鲁晓夫先生，你的子孙将生活在自由之中。”这幅海报展示了尼克松在苏联领导人面前的强硬形象，极具蛊惑力。正如摄影史学家顾铮所言：“摄影与生俱来的真实性，会具有巨大的宣传效果和欺骗性。”

“幸好，尼克松当年并没有当选。”清醒的艾略特·厄韦特松了一口气，他拍摄了这个瞬间，但是在照片进入传播时，拍摄当时的语境和意义已经由不得他作全面的解释。幸好，还有底片印样佐证，将图片使用、传播的企图大白于天下。

马格南图片社首位女性摄影师伊芙·阿诺德1961年在芝加哥为神秘的马尔科姆十世拍摄肖像时，底片印样则揭示了另一种被拍摄对象对自己形象的精心塑造和严密控制。

阿诺德当时接受《生活》画报委派拍摄这位冉冉升起的黑人穆斯林领袖，但这是个相当棘手的任务。她在拍摄前做了大量的调查走访以便接近这位神秘领袖，但它如同一堵高墙难以攻破。最终，在一些公关费用的润滑后，另一位记者同意牵线搭桥，促成拍摄。

1962年，美国芝加哥。马克西姆十世拜访了几家黑人穆斯林面包房所有的企业。摄影：伊芙·阿诺德 © Eve Arnold/Magnum Photos

对人性有深刻洞察的卓越肖像摄影师伊芙·阿诺德在拍摄中，领略到了这位领袖的魅力，后者表现出十分地配合，并且体贴地为阿诺德设想拍摄场合。但很快，阿诺德敏锐地意识到了马尔科姆十世对拍摄过程的操纵，或者，是以一种相互控制的方式表现出来。她对此有细致入微的描绘：

“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知道如何吸引公众的注意，显然也很清楚如何通过图片和媒体来讲述他的故事。在我按下快门的时候，他会摆好姿势。……照片里的他，看起来专业而又充满想象力。对于呈现什么样的形象在公众面前，他显然有着非常清晰的想法，他甚至调动我按照他想要的方式去拍摄。当拍摄对象意识到相机的存在，并且想在相机面前表现出好的一面时，被摄对象和摄影师之间存在的那种微妙的彼此控制让我内心充满了欣喜。对于这种默契的配合，马尔科姆十世非常在行。……”

摄影师在这个拉锯过程中的自省难能可贵，自觉地辨识出拍摄“顺利”、对象“配合”等等假象。从底片印样可以看出，几乎每个景别，阿诺德只拍摄了一张便进入下一景别，精准、节奏紧凑。这幕精心演出的戏码，却阴差阳错最终并没有发表。

对我而言，这两则关于底片的故事更加有趣，因为它更深刻地揭示了摄影的复杂本质。

马丁·帕尔曾刻薄地嘲讽这个项目是“底片印样的墓志铭”，他可能又是带着一丝感怀的。的确，这不妨是胶片时代的最后挽歌，底片印样这种工作方式的式微，进一步确认了数码影像时代的全面到来。但底片印样所能提供的丰富信息，尤其是启发和揭发的两个方面的可能性，仍使它保有作为一种档案的价值，值得被重新观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