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中国电影新生代的崛起

对《南京！南京！》的热议，和对《疯狂的赛车》跻身“亿元票房俱乐部”的观察，多绕不开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电影新生代的崛起，已是当今最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刘巍

实习生王楠楠

将于4月22日公映的陆川新片《南京！南京！》最终剪辑版，4月4日在北京举行全球首场放映。

影片采用黑白片方式，力求还原历史的质感。

陆川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这部电影以中国民众的抵抗意志和一位日本普通士兵的精神挣扎为主线，提供出一个与以往的历史叙述完全不同的南京。”

对于陆川而言，超越电影史上所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影片已不再是目标——准备四年，总投资额度1亿元人民币的《南京！南京！》不仅仅是一部“大片”，更具有了一部史诗影片的众多元素。

电影评论家、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黄式宪对本刊记者说，这是年轻导演的第一部上亿元的大制作，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部电影具有了国际化视野，具有了走向世界的潜力。

对这部富于象征意义的影片的热议，以及对前不久宁浩的《疯狂的赛车》跻身“亿元票房俱乐部”的观察，多绕不开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电影新生代的崛起，已是当今最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

中国电影向何处去

2006年9月，第六代导演贾樟柯凭借电影《三峡好人》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2006年年末，《三峡好人》与第五代导演张艺谋执导的“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同期上映，

2006年12月22日至24日三天，《黄金甲》仅在上海联和院线就放映1910场，实现票房589万元。同样在这三天，《三峡好人》在同一院线仅获得4场放映机会，票房被认为“可以忽略不计”。

随后，贾樟柯与《满城尽带黄金甲》制片人张伟平发生舌战。

贾樟柯质疑第五代导演拍商业大片的能力。张伟平回应：“他那个片子不就是拿一金狮吗，我们又不是没拿过，都是我们拿剩下的”，“有本事，就让观众都来看他的电影”。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贾樟柯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们作为导演，共同面对的中国电影环境变得千疮百孔，问题特别多。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真正有价值的电影，完全被所谓商业电影的神话所笼罩，完全没有机会被公众所认识。

他说，大片里面娱乐至上的观点、金钱至上的观点、否定和诋毁思想承载的观点，深刻地影响着大众。

而中国电影产业，事实上已跨入了“大片时代”，继《英雄》《十面埋伏》《功夫》《神话》《无极》《七剑》之后，又有《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夜宴》，还有《墨攻》以及超豪华的历史巨片《赤壁》。

黄式宪在《中国大片时代来了吗？》一文中提出：“中国/华语大片近年来的发展趋势，并不是没有问题的，我认为，它与好莱坞大片的制作模式，渐渐 呈现出某种趋同性的危机，呈现出只注重视觉奇观的营造或提供快餐式的文化消费，却往往忽略了对民族文化原点以及文化传统的深入发掘，在电影专业水准（包括 高素质的数字技术应用）、艺术创新能力以及审美精神的提升上，则显得差强人意而招致了种种诟病。”

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对本刊记者说，中国导演拍摄的这些“大片”，多只注重商业回报，美学上并没有更多的创新。它们是资本资源、明 星资源、推广资源的堆积，可这种集结华语众多明星与各种资源的整合，使影片的整体价值不升反降，“资源消耗型”的大片模式，对现有的资源是用一次，少一 次。

尹鸿说，第六代导演面临着另外的困境：关注边缘生活的自我表达，具有精英意识，影片虽然在国际上屡有获奖，并在国内影评人与媒体报道中享有声誉，但最终缺乏与公众的交流与共鸣。同时，也缺乏主流商业资金的支持。

第六代导演的艺术片，普遍没有在票房上取得成功。贾樟柯的获奖影片《三峡好人》最终只取得了200万元的票房。

曾与第六代导演王小帅多次合作的女演员高圆圆告诉本刊记者，相比《青红》《左右》，《十七岁的单车》是王小帅最适合市场的作品。高圆圆认为自己作为演员被观众所认识，还是通过电视剧。

新生代导演的抉择

第五代导演是上世纪80年代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一代导演，他们在少年时代被卷入中国社会的大动荡，下过乡，或当过兵，经受了十年“文革”的磨难。其后他们的作品曾给中国影坛带来巨大的冲击。

但评论者普遍认为第五代导演的成就有其时代依托，这就是上世纪80年代处于爆发期的作家群体，他们为影视作品提供了创作源泉，第五代导演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同优秀的材料加工者，当这批文学创作的高潮过后，第五代导演作品的核心艺术价值便开始减弱。

第六代导演则把目光聚集在当下的中国现实，他们试图证明，小的题材也可以拍出好的电影。第六代的地下电影、灰色电影在国际获奖却无法在国内公 映，票房纪录不尽如人意，也构成了人们的质疑：第六代的电影似乎放弃了电影的商业属性，作品“深刻”却不好看，他们似乎只为电影节而拍摄。

中国电影从第一代到第六代之后，新生代的崛起令人关注。不同于“张元－贾樟珂”的第六代，以张杨、陆川、宁浩为代表的新生代立足于中国本土，在 中国现有的体制框架内生存，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新生代导演走出了一条市场与艺术相融合的道路，为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

从张杨的《洗澡》《落叶归根》，陆川的《寻枪》《可可西里》《南京！南京！》，到宁浩的《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均表现出对电影属性的回 归——立足于本土，既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又在艺术上取得突破。他们表现的均是平常之人平常之情，即使在《南京！南京！》这样的历史性题材中，也是如此—— 平常之人、平常之情的力量，增加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也使电影获得了通行世界的“语言”。

陆川说，现在中国电影界人士一边在批评大片的不足，另一方面真正对社会有见解的导演又不愿意去拍比较商业、能够抵达更多观众的电影，这就人为形成了一道鸿沟，他希望自己能够跨越这一鸿沟。

黄式宪在看过电影《南京！南京！》后作了即席评论：以往的大片都是独脚舞，包括《赤壁》。第五代导演有文化沉沦，如何拯救？一些电影虽然在票房上有成就，但总体而言影片没有深度，没有历史记忆。

他说：“作为青年导演的作品，不能抗拒市场，但同时做到艺术性与商业性，对任何艺术家都是一个巨大的折磨。陆川这部影片是用灵魂面对历史。我个人认为这部电影使人产生‘大片’迎来拐点的感觉，我对这部电影有一种敬意。”

“又回到正路上”

尹鸿说，张杨、宁浩、陆川这几位导演，既关注社会，又愿意融入主流。与第六代不同，他们自觉地与社会、时代的心理同步，表达公众关注的话题。同 时，随着时代变迁，这一代导演的作品日益带有国际化语言风格。反观第五代导演的大片，艺术上与以前作品相比没有更大的创新，现实中成为“资源决定论”的实 践者。第六代则自我封闭、精英意识。如果艺术电影比大众电影多很多，那么这个国家的电影产业就出现了问题。

纪录片《靖国神社》的导演李缨告诉本刊记者，与其说“代”，不如说中国的时代发生了变化。第六代更多关注现实，是因为中国的许多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在发展和凸显，城乡之间的变化剧烈，充满现实的戏剧性，这为电影工作者提供了就地取材的机会。

他说，伴随着中国电影改革的进程，中国电影市场渐次建立了让一些电影可以赢利的方式。电影走上产业化道路之后，就必然要求一批有市场回报的电影出现，出现了投资方的需求，导演也会有更大的想法，去选择更广泛的题材，以更广泛的方式进行电影创作。

尹鸿说，这是一个新希望。主流电影做大后，才有多样性与多元化。新一代艺术家将艺术追求与市场意识结合在一起，总体态势是一步一步向上走。

剧作家史航对本刊记者说：“电影的诞生就是艺术与市场相结合，我认为这是当然的唯一的途径。一开始，电影就是依靠卖票获得收入。第六代的出现有客观环境的原因，也有他们主观的选择，总之，这是一个特例。陆川这一批导演可以说又回到正路上，电影本身就应该这样。”

陆川说：“从根本上电影就是商品，它是一个需要付费的艺术，这就是电影的本质。电影制作是有成本的，它需要回收再生，艺术片也是如此。当然，中 国也应该有专门的艺术院线。至于我自己的电影，我觉得它会在中间位置，它既不那么商业，也不那么纯艺术，在手段上比较自由，它是跨界的，我的目的就是要影 响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