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1日起,醉酒驾驶正式作为危险驾驶罪被追究驾驶人刑事责任,8天之后的晚上10点26分,刚和朋友三人喝了一瓶白葡萄酒,又和另一人喝了瓶威士忌的高晓松,开着自己的白色越野车追尾了路口等红灯的出租车,引发了一场四车追尾的事故。

几天后在庭审现场,法院判高晓松拘役6个月、罚款4000元,他诚恳服罪,拿出张纸条大声念“酒令智昏,以我为戒”,深刻检讨说这次酒驾是他长期浮躁自负的结果。

虽然他出事后态度诚恳,但和他相关的综艺节目、商业计划都受到了影响,自己也错过不少机会,甚至错过了亲自执导的电影《大武生》的上映。据说那半年他的损失可能有7位数,之后的负面影响也无法估计,身在看守所的高晓松只能干瞪眼。

好在那时候有个人跑进去看他,给了他希望。

在高晓松酒驾发生之前,恒大集团的大老板许家印曾经找上来谈合作,说要在音乐领域布局做公司,邀请高晓松一起推动。一开始高晓松觉得这事不靠谱,那时候做音乐公司是不赚钱的,一个外行跑来掺和肯定是为了赚钱,这事会落得大家都不高兴,所以就没答应。

结果在失去自由的监狱里,高晓松迎来了陌生人的探望,这人是许家印专门找去递消息的,告诉他“这件事没任何影响,等他出去后,之前开的条件还照旧”。这就让高晓松很感动了,不管事情靠不靠谱,愿意雪中送炭的人总不会太差,所以出去之后他就拉着自己的学长宋柯,认真和许家印面对面聊了几次。

那几次的交流,可以说直接影响了两位音乐行业老炮儿之后的职业生涯。做房地产起家的许家印,在饭桌上提出把音乐公司当服务平台做,让宋柯高晓松俩人忍不住放下筷子鼓掌。“许老板提出以垄断大型演出场馆的方式进入演出市场,不是从内容开始,而是从演出资源开始,这样的计划我们都不敢想。”

后来二人离开恒大主动去了阿里,也是坚持从做平台的想法出发,可见许老板的影响有多深远,只是可惜高晓松宋柯的两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至于是想法有问题还是执行出了偏差,就都是后话了。

当时二人对这件事都持非常乐观的态度,仿佛看到了音乐行业的未来。2012年正式宣布成立恒大音乐的时候,站在宋柯身旁的高晓松笑着对媒体说,“我们希望能建起一家百年唱片公司”。

经过二十多年的搭档,高晓松和宋柯早就有了一套相处方式,一个主外一个主内,大部分时候都是默契的。偶尔高晓松对外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宋柯如果在现场就会稍作阻拦,如果不在现场,也就是背后说学弟两句,不会大动干戈。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模式,大概是基于二人的定位。高晓松在自己2000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里就说到,他的理想是成为门客,做什么事都是“一只手用力,另一只手留着”,而宋柯虽然没对外说,但很明显他更喜欢做生意。

所以喜欢做生意的宋柯偏向幕后,高晓松就坐在了幕前,好让这门生意走的更加平稳,这也是现在高晓松人气、名声都高于宋柯的原因。不过在他们的大学时期,两人的知名度正好相反,也正因此,才有了现在他们这样的组合。

高晓松第一次知道宋柯,是在清华校园内的一片草坪上。那天他坐在绿地上抱着吉他弹唱,本是想招揽女孩的目光,结果路过的学生跟他说,“你知道宋柯吗?就在这弹琴”,语气里满是对宋柯的崇拜。就这么着,高晓松记住了一个长他两届的学长。

之后在上学的时候,高晓松和宋柯并没有机会接触。那时候宋柯既在校足球队踢球,又写出了在北京各高校都传唱的《一走了之》,是十足的大人物,风流倜傥女朋友换不停,而还没写出歌的高晓松,只是清华音乐圈里的普通人。

不过这不妨碍高晓松了解宋柯,因为太有名,宋柯有点什么新动作,都能广为人知。比如宋柯自己开的吉他班,教同学弹吉他,一个人一学期5块,一堆人报名,最多的时候有40多个学生都跑去学弹琴。再或者宋柯带着同学兜售高考模拟试卷,目标受众就是那些弟弟妹妹要参加高考的同学,一份5块钱,也卖了不少。

宋柯的这些行为,都被记在了高晓松心里。没机会接触的时候,高晓松就默默记着学长的生意“天赋”,一次已经毕业了的宋柯回学校参加饭局,高晓松也刚好在饭桌上,看到机会来了,他就主动认识了这位学长。“每个人都以跟宋柯吃涮羊肉为荣,就仿佛大哥回来了,小弟特兴奋。”

不过那时候俩人也没什么联系,宋柯对他的印象就是“溜边的”、“不出众的”,到后来高晓松退学、写出了《同桌的你》,倒是成了清华的新名人,但宋柯已经在美国念书工作了。出名之后高晓松就自己开了个广告公司,快速挣钱快速花,每周坐飞机去厦门看自己的女朋友,虽然听着这日子过得很是厉害,但对于随性惯了的高晓松来说,做公司其实挺累的。

那时候的宋柯呢,到了美国发现身边的同学、街边店铺老板,弹琴都比他弹得好,猛然意识到了自己的音乐才华不过尔尔,出国前还动过做唱片公司心思的他,干净利落地放弃了音乐,专心做起了珠宝生意。只在96年回国的时候,随身行李里的那把吉他和一摞唱片,表明他曾热爱音乐。

巧的是这份热爱,刚好被跑到新大都饭店看望师兄的高晓松碰见了,他一句“要不咱们开唱片公司吧”,说得宋柯心痒痒,结果就把珠宝首饰送人,投了20万,高晓松的广告公司正式成了“麦田音乐”,管理者也从高晓松变更到了宋柯。

高晓松肯定是乐得清闲了,再也不用担心公司能不能继续,生意由懂门道的学长打理,自己只要拍电影搞创作享受人生就好。宋柯其实也乐得进入音乐行业,后来他接受采访时说,要不是高晓松叫着他,这辈子音乐就只是个爱好了。

这些年,有人说高晓松真的像个门客,不停更换自己效劳的公子,但其实真正的门客是高晓松和宋柯的这个二人组合。早就在20年前,他们就认定了彼此,不管什么音乐行业的兴衰,还是互联网圈的尔虞我诈,能真正提供安全感的都是自己的好学长、好学弟。

1994年,从台湾来的团队做出了魔岩三杰,让大陆人在港台流行乐的支配下,听到了自己人的摇滚精神,虽然当时的大人们并不能接受摇滚乐,但2000年前后组建的摇滚乐队,基本都受到了唐朝黑豹的影响。

如果那时候有人继续去做摇滚乐的推广,也许《小苹果》《我的滑板鞋》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市场,可台湾的张培仁做了场红磡演唱会,发现大陆的土壤不知道要培育多少年才会接受摇滚乐,就痛快的回台湾了,毕竟他没有义务用滚石的钱培养内地市场,而且那时候滚石也过得不太好。

在张培仁推魔岩三杰的同一年,香港老板收购的大地唱片找到了更适合本土市场的音乐。当时是大地唱片制作部主任的黄小茂,在办公室里听到了校园歌手沈庆投来的作品,发现了机会,就找来沈庆录音,但出歌不能只有一首,所以他就开始搜罗校园作品,经过沈庆介绍他找到了高晓松,又是谈音乐又是聊情怀,才说服高晓松把《同桌的你》、《谁在我上铺的兄弟》交出来,录制了合辑《校园民谣I》。

其实黄小茂也算是个罪人了,那时候大地唱片正在大力推广艾敬的《我的1997》,把其定位为城市民谣,为了增强公司整体的品牌性,黄小茂就给学生合辑定下了“校园民谣”的基调。但实际上,艾敬的歌确实还属于民谣,可高晓松的歌就是披着民谣外衣的流行音乐了,结果《同桌的你》比艾敬火的多,让还没怎么听过民谣的中国人,认识了所谓的民谣。

有专业人分析半天,为什么现在流行的民谣不是南方就是姑娘,和Bob　Dylan传递出的价值观差别那么大,又是怪创作者又是怪听众的,但其实就应该怪黄小茂,如果当初没把抱着吉他的流行音乐冠上“民谣”两个字,现在年轻的民谣歌手们估计也就淹没在流行音乐里了,反倒能留给“民谣”一个清静。

不过黄小茂也有一点值得肯定,正是他的发现,把高校的一帮才子拉到了音乐行业,才有了后来一些本土音乐创作人和歌手的声音,不然在当时那个所有唱片公司都鄙视大陆音乐人的环境下,朴树应该也是出不来的。

那时候朴树还愿意为了音乐理想主动与人接触,从北大退学的他,跑到高晓松宋柯创立的麦田音乐推销自己的音乐,本来只是卖作品,结果一番弹唱被高晓松看中,把人也留在了麦田。随后在校园民谣势颓之时,麦田推出的“后校园民谣”朴树一炮而红,参演的《那时花儿》虽没能上映,但他唱的主题曲《那些花儿》成了金曲。

不过朴树并不能挽救不懂唱片产业的麦田音乐。在给朴树和叶蓓各出了一张专辑之后,麦田在2000年就被华纳收购了。其实想来也是,高晓松宋柯有音乐审美,能发现优质人才,但俩人都不懂唱片工业,根本不懂控制成本,据说朴树正式专辑之前还废了一版,等于重新做了一张,这么看公司不赔也是不可能的。

宋柯也想过,“我学工科的,做什么买卖不行,一定要做这个?”,可见对做音乐生意这事也是没心气了。据高晓松回忆,那时候他自己已经去干别的了,宋柯也准备去荷兰银行上班,结果当时五大唱片之一的华纳要进中国,他就牵头把麦田介绍给了华纳,随后华纳把麦田收购了,宋柯也跟着成了华纳的一员。

那时候开始,这俩人就转变了心态,从为了好音乐不顾成本的莽撞,转变到重视商业规则的稳重。期间借着华纳的能力,继续做老狼、朴树之外,还给那英、孙楠、周迅等人出了唱片,但也没出多大的成绩。

在和华纳学习了四年之后,麦田在2004年脱离了华纳,接受了太合传媒的投资,变更为太合麦田,算是有了一定唱片工业基础的重新开始。不过说是学习,顶多就是知道了唱片公司大概是什么架构、怎么运转,真要说到唱片公司是怎样维持百年不倒,现在看来谁也没学会。

世界级的大唱片公司根本不花时间、资源培育本土新人,都是直接拿成熟艺人到大陆收割,现在有业内人士形容那时候就是“唱片业的八国联军”,但当时五大唱片都被当做大哥,所以搞得国内没人学会怎么补充音乐行业的新鲜血液,只学来怎么把拿来主义发挥到极致。

宋柯在2004年签下了李宇春的唱片约,就是一个这样的“成功”案例。那时候因为李宇春不停上涨的势头,让她的粉丝都知道了天娱传媒和太合麦田,宋柯还挺高兴,甚至说“一个唱片公司老板的职业生涯里,这样的艺人有一个就够了”,但李宇春的名气也是人家天娱捧起来的,只出唱片的太麦不过是捡现成。

所以后来在老歌手被消费的要没价值、互联网盗版音乐又已成大势的时候,受到冲击的唱片业,干脆就把锅一股脑甩在了百度身上,那些没有根基的唱片公司都高喊盗版是杀手。可话说回来,人家海外唱片公司经历了盗版之后,很快就借着互联网推出了Ed　Sheeran,这种例子他们倒不对外说了。

那时候高晓松早就跑到了美国过悠闲的生活,搞搞创作,偶尔飞回来在选秀节目上露个脸,宋柯也早在2004年就把CEO的位置给了詹华,后来在2011年说了句“唱片已死”,就转身去做烤鸭生意了。

中国的音乐产业就像个可怜的孩子,换了一拨又一拨监护人,但没几个对它有责任心的。宋柯的那句“唱片已死”是真影响了不少人,一些正准备投唱片公司的投资人,吓得赶紧收了手,倒霉了正在融资的唱片公司,搞得整个音乐行业的收入都偏低,留不住优秀人才。

后来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的时候,宋柯才坦白那句话其实是为了压压版权的价格,好抄底入市,这让当初收手的投资人找谁哭去,现在手握版权的唱片公司,成了这个产业链上来钱最轻松的环节。

2011年宋柯做了半年烤鸭生意之后,就被学弟高晓松拉着见了许家印,然后就有了恒大音乐,鉴于之前自己说过“唱片已死”,所以这次他们不做唱片,做演出。

记得恒大的星光音乐节从立项到首场演出,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当时这个执行力惊得人人称赞,而且他们还不是只做一场,2013年全国一共做了22场,完全开创了音乐节新模式。那时候宋柯对外说一点都不会赔,赞助收入已经过亿,但在2015年恒大文化挂牌新三板的时候,公告显示2013年、2014年音乐节赞助收入分别3818万、3314万,加一起也没过亿。

可是2013年没人知道真相啊,房地产商们听着这收入,再看了下办音乐节的实操难度,都纷纷拍板决定做音乐节,结果中国音乐节市场经过这么一闹,瞬间注入大量泡沫,根据小鹿角智库的数据,2011年全国才69场音乐节,到了2014年一共148场,而到了2016年一下降到了90场,一堆公司团队就这么死了。

其他人跟着潮水走,宋柯高晓松并不糊涂。在2014年他们就看出来用做电影的方式做音乐节是不行的,一张门票80块,一场也就1万多人,可一场音乐节的成本就在300万左右,赞助单场收入不到200万,所以马上在2015年停下了脚步,开始思考怎么继续做平台。

那时候俩人觉得许老板要做平台的想法没错,但恒大只能做内容,后来他们发现了一家更有实力的互联网公司,也有做音乐的倾向,就觉得要想为音乐行业再做些事情,只能跳槽了。

据说,那时候俩人商量未来的方向就用了一个小时,没多久就决定放弃了原本要成为百年唱片公司的恒大,主动找上了那家互联网公司的老大马云。

之前二人的每次转身,都是高晓松起得头,从成立公司到并入华纳,从与太合牵手到进入恒大,高晓松都是穿针引线的人,所以这次去杭州,也是高晓松领着宋柯去的。

那天见到马云后,彼此客气一番就直接进入话题,宋柯开始给马老板算账,说中国年音乐产值在2700亿,去掉KTV的几百亿,也还有2000亿,既比电影市场大,也还都没有互联网化,所以得出结论,阿里音乐是可以做成600亿元的大生意的。马云听了特满意,很肯定的说了句“对!”,之后天天动听成了大交易平台阿里星球,何炅也被拉来一起做了同事。

在阿里的那段时间,高晓松和宋柯是真的一改曾经的行事作风,高晓松说去阿里之前以为是钱多事少的美差,结果到了之后甚至会熬夜加班,宋柯看着以往很少参与执行的高晓松,在这家公司都充满干劲,忍不住感叹“阿里能改变人改变到这个地步”。

但变化归变化,本质上的问题还是存在。因为一些不难想到的原因,经过半年时间阿里星球没能成为音乐版阿里巴巴,马老板想看到的600亿连600分之一都没有,只好低调地把其改造成偶像粉丝社区,阿里音乐被充进阿里大文娱进行整体架构调整,二人的头衔也进行了明升暗降。

不过对于二人来说,在阿里的这一年没什么损失,更改头衔后高晓松继续进行自己的综艺脱口秀,收割年轻粉丝,宋柯继续自己一周看两个项目的投资节奏,休闲养老,无非是没那么忙了。所以实际上,无论是埋头苦干还是随性而为,都是二人生活方式的选择,在50岁的档口,他们选择为理想进行了一次尝试,只不过尝试失败而已。

不过有意思的就是,因为二人已经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标杆,干什么都有人跟着模仿,就像那时候宋柯一句唱片已死,一帮人就离开了音乐行业一样,现在音乐行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盲目迷信互联网的能量,在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都想互联网化。

明明有钱做专辑非要玩众筹搞预售,让人以为音乐众筹是个需求,结果苦了真去做众筹平台的创业者。明明进入音乐行业是需要门槛的,非要搞互联网造星,你看互联网造出来的星,哪个能活跃超过半年的?要不是前段时间华晨宇改编了《我的滑板鞋》,怕是都没人记着庞麦郎了。

以前音乐行业不行,大家总是怪政策不支持,现在互联网音乐的版权有人管控了,也没见音乐人们过的多好。后来又觉得是资本没到位,说没钱怎么做生意,现在摩登天空一年多拿了两轮投资,网易云音乐拿了7.5亿,其他公司不是在融资就是准备上市,结果呢,连首传唱的好歌都没出现,就算是老腊肉赵雷凭借电视平台唱火了首《成都》,首先它不算多好,而且也跟音乐行业没半毛钱关系。

从多年前开始,音乐行业的头部公司和大佬,就都是明白人,人家敢于大大方方的承认自己来大陆就是赚钱,人家敢于说自己的理想就是成为门客,可活在地上的人总是向往天上的生活,忘了自己要脚踏实地。所以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中国的音乐行业成了现在这样,我肯定说是这届从业者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