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篆刻艺术发展史上，邓石如是一个开拓者，兼善真、草、隶、篆四体书。他的篆刻，早期师法徽派,又受程邃的影响,初以小篆入印，后又参以石鼓文、汉碑篆额等笔意，为印外求印开拓了新的途径。因邓石如是安徽人，故他的篆刻被称为皖派，又称邓派。

清代末叶许多篆刻家都受其影响，如吴熙载、徐三庚、黄士陵等。其中最能传邓派衣钵的是吴熙载，他的篆刻，刀法使转生动自如，充分表现出笔意，有运刀如笔的熟练技巧，后来许多学邓石如的人，都先从吴熙载的篆刻入手。
晚清篆刻大都笼罩在浙、皖两派之内，毫无新意。只是赵之谦、胥伦、吴昌硕、黄士陵几位才华横溢的篆刻家，创造性的使清末的印坛又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赵之谦，书画造诣精深，篆刻曾出入浙皖两派。他不仅借鉴秦、汉玺印，又以碑刻文字入印，形成了他篆刻的多种风貌。他的白文印端庄，朱文印秀丽多姿，能在刀石之间流露出笔墨情趣。他刻的边款也别具一格，终于建树起赵派的格调。
吴昌硕是清末艺坛的巨擘，他对诗书画印都有精深的造诣。其篆刻从浙皖两派诸家入手,也曾取法邓石如、吴熙载,后又致力秦汉玺印、封泥、古陶文，把石鼓文的笔意风采融入印中。他擅长钝刀硬入，刀法冲切兼用。在他的篆刻中，寓秀丽的意趣于苍劲古朴之中，被后人尊为吴派，对国内和日本的印坛都有极大的影响。

这一流派的传人很多，其中黄士陵、赵石、陈师曾为佼佼者。黄士陵章法处理颇具匠心,离奇错落，很有趣味；刀法也刚健雄奇，刻印往往不加修饰，也不主张残破。他的篆刻平正朴实,寓拙于巧,在清末印坛中异军突起。由于他客居广州最久，对岭南篆刻家影响最大，有人把黄士陵的篆刻名为黟山派。

现代的篆刻家在继续开创篆刻流派艺术的发展道路上，借鉴民族的优秀艺术传统，突破秦、汉玺印和明、清篆刻的规范，勇于革新，不断探索，揭开了现代篆刻艺术新一页。

现代有成就的篆刻家有邓散木、易熹、王大昕、乔曾劬、钱瘦铁、陈半丁、寿石工、来楚生、傅抱石等，而以齐白石影响最大。

齐白石的篆刻初学吴熙载，后转攻秦、汉玺印，初学丁敬和黄易，进而又追摹赵之谦和汉凿印。他还把《祀三公山碑》、《天发神谶碑》等汉、魏碑刻书法，融化到他的篆刻中去。他以简练的单刀法和汉代《急就章》的神韵，创造出奇恣跌宕、淋漓雄健的齐派风格。

综上所述，中国篆刻艺术史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生成时期（古玺印来源社会生活—实用表现性 — 信物和权力的象征）

（二）发展时期（印石材料更替---文人篆刻—金石书画形成---创作出现）

（三）创作时期（篆刻流派繁荣---创作革新---现代篆刻流派形成与展示）

学习、研究中国篆刻艺术史的发展，必须正确理解篆刻的艺术性和实用性的区别及联系。印章艺术与篆刻艺术的分界线以赵孟頫、王冕为标志。真正的篆刻艺术从明代兴起，有功之臣便是文彭。王冕虽发现用石刻印，但没能流传开来，文彭用石刻印和文人参与篆刻，带来了篆刻艺术的春天。到了清代，篆刻艺术出现了万紫千红的局面。由篆刻与书法的结合，"书从印入，印从书出"，发展到"诗、书、画、印"的熔成一炉，篆刻流派繁荣，创作革新，以至现代篆刻流派形成与展示，大大发展了篆刻创作理论与实践。

商

对于印章的起源，历来就有不同的说法。早在唐代，杜佑在《通典》上曾有三代之制，人臣皆以金玉为印，龙虎为钮之说，然而未有实物可证之前，却难以为据。比较通常的说法认为，印章起源于殷商时期。其根据，首先是殷商已有书契刻制，另外;当时还出现过一种类似印章的字范。实际上，它根本不是什么范，而是工匠在制作器物时，按压在初成的器壁或底部的印记，印记的内容多为陶工名，或者是主人的姓氏。其实，这些留置在陶器上的印记，即是人们常称的印陶或陶印。而真正以陶瓷作印材刻制的陶印瓷印，在唐宋以后方始出现。这些印子的文字简陋粗率，尽管大体上已具备了我国印章的某些表现特征，但由于实际应用范围狭窄，社会涉及面也极其有限。因此，参照流传和出土的印章实物，印学界一般多认为印章出现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战国时已普遍使用。

春秋战国

人们一般把秦代以前的印章归称为古玺，现存古玺大多为战国时代的遗物。
在中国历史上战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时代，诸侯列国各霸一方。各国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各自发展，尤其在文字书体上不尽相同，形成了战国玺奇古诡异、天真烂漫、变幻莫测的基本格调，因而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当时，社会各阶层在政治、经济等活动中·，印章的应用相当普遍，尊卑共之。就是说，统治者与百姓庶民均可拥有和使用，并没有具体的规定和等级之分。
各国诸侯摆脱周王室的依附她位，各自称王，逐渐形成割裂局面，最初主要有齐、楚、燕、韩、赵、魏、秦等国。国君在行使权力时，军事上一般使用虎符，而在政治经济上则使用印玺了。

秦

印章，从广义上讲就是篆刻。它的起源，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了。印章的出现，并不是一开始就被称为印章的，而是称之为玺。到了蓁代，始皇为了显示其至高无上的尊严，立出规定----只有皇帝所用的可称玺，而平民百姓所用的，只可称为印。于是，便又有了印这个名称。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印章即被法定为代表当权者权益的信物。其制规定天子之印称玺，其材用玉;其余的只能称印，且限用其他印材。自此，印章的名称、质料、钮制，甚至绶色，都有了相当严格的界定。秦始皇所制的螭虎钮六玺，开了后世封建帝王玉玺制度的先声。

秦统一中国之前，东方六国齐、楚、燕、韩、赵、魏，使用的文字并不完全相同。尽管都是同源汉字，但由于地域差异，它和现今能见的最早汉字----甲骨文有许多不同，和钟鼎器物上的铭文差异也相当悬殊。反之，它和当时东方六国流通的货币文字以及兵器、陶器及木简上的文字却十分相近。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是介于甲骨文、钟鼎文和秦小篆之间的六国古文，有时也将它归入大篆的范畴。秦统一中国以后，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命令丞相李斯改革文字，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废除与秦国不相同的文字，并将繁复的文字简化，使文字整齐划一;又因社会发展需要，增加了一批新字，编制成一套统一的文字，下令让全国通用。这就是著名的秦小篆，它在形体结构上更趋规范化，虽还保留了部分文字象形的意味，但已经趋于符号化，是上承甲骨钟鼎上古文字和下启隶楷现今文字的重要文字形式。小篆在秦印中的表现，也是有明显特色的。

在印材质地上，仍是铜质居多。在制作时铸造和凿刻都有，从现存的古印来看，秦时印章凿刻的较多。印钮比较简单，一般多为鼻钮，是战国古玺印钮的沿用和继承，只是钮体略为高耸而已。印面则也多方形、长方形、圆形或椭圆形。印文也是朱、白文兼有。方形印都刻有田字界，长形或圆形印，多加日字界，以隔开印面文字，这是秦印玺印文的特定格式。印文字体都取秦小篆，齐整秀丽，凿刻圆润，笔势挺拔有力，刀法纯熟，耐人寻味。印面的切分并不成等比，使印面结构天然浑成。

隋唐

隋唐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时期，然而这一时期的印章，在经历了秦汉时期的高度发展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衰落以后，并未再次出现复兴的高潮。其原因，似乎与纸张的大量出现关系密切。

隋唐时期的官印和私印，一般都称印，只有皇帝才称玺。武则天称帝后，认为玺字与息字读音相同，而息又和息灭、死亡有关，因此在改制后的延载元年(694)将玺改为宝，而官租印章申特有的记字也出现了。

宋

宋代官印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印文多用九叠篆。其笔划来回曲折重叠，叠数不定，或三四叠，或七八叠，多的可至十叠。九叠篆的运用能使印面饱满，整齐雅致，但笔折繁复，难以辨认，有预防伪造的作用，正因为此，宋、元、明、清官方印章，大都仿此不疲，如教阅忠节第二十三指挥第三都朱记、通远军遮生堡铜朱记等，都是典型之例。另外，此时已有以楷书入印的，如州南渡税场记、壹贯背合同(使用于纸币)等。

元

元世祖忽必烈于1279年灭南宋后人主中原，推行歧视汉人的蒙古族政策，在官方文书和官印中多使用八思巴文。八思巴文是元世祖帝师八思巴奉命依据藏文字母创制的蒙古新宇，并于至元六年(1269)通过法令颁行。元人在沿袭汉印制度的同时，将八思巴文用入印章，如管军千户印、隆镇卫亲军都指挥司经历司印和威州军兵千户印等。由于灿烂的汉文化的影响，八思巴文不可能取代汉文字，又由于汉人不认识也不愿识八思巴文，使元人在行使权力时感到极大的不便。因此又在八思巴文背刻上汉文楷书供人辨识，有的则直接换成了汉文。

元末画家王冕(字元章)，首先创用浙江青田花乳石自刻印章，由于花乳石脆软适于刀刻，致使文人们可以不依赖专业刻工而自由创作。当时人们纷纷仿效，使篆刻艺术得以迅速普及和发展，秦汉印章风范得以发扬光大。壬冕自刻章有王冕之章、王元章、文王子孙和会稽佳山水等。

明

印章的发展在汉代之后，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和唐宋元的低潮时期。到了明代，随着石质印材的大量发现和广为应用，文人自篆自刻印章蔚然成风，以往只有印工治印的漫长历史宣告结束，真正意义上的篆刻艺术从此揭开了崭新的篇章。

元末明初人王冕(1287一1359，字元章)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发现了一种质地松脆、易于镌刻、当时被称为青田花乳石的石料，于是把它引作篆刻，由此受到了篆刻界的普遍青睐。这一发现，为日后文人相继登上印坛和光大篆刻艺术，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中国印坛从明代中叶文彭、何震起，至晚清吴昌硕、黄牧甫，出现了一个堪与秦汉媲美的辉煌时期。在这段时期内，印坛名家辈出，名作如林，流派纷呈，形成了中国篆刻艺术发展的第二个高峰。
作为这一时期的开山人物，明代的文彭和何震所创的印章艺术流派，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文彭(1498 一1573)字寿承，号三桥，江苏苏州人。他是明朝书画大家文征明的长子，诗文、书画、篆刻无一不精，对六书研究尤深。他主张篆刻以六书为准则，以秦汉印为宗师。文彭篆刻以小篆为主，圆劲秀丽，古朴醇正;白文印直追汉意，方正平稳，流丽浑厚，颇具新意。他的双刀行草边款独树一帜，为后人所效法。

何震（？一约1604)字主臣，一字长卿，号雪渔山人，江西婺源人。与文彭同时而年稍幼，两人亦师亦友，常在一起切磋印艺，关系密切。何震在继承文彭的基础上，强调取法秦汉的艺术主张，讲究人印文字的正确性和严肃性。吴昌硕 纵观我国印学史，自流派印章崛起以来，凡在篆刻艺术上能独树一帜成大家者，无不诗、书、画、印俱精，清末民初的吴昌硕就是这样一位典型人物。其书画艺术本文不作赘述，这里只介绍他的篆刻艺术。

吴昌硕(1844 一1927)初名俊、俊卿，字昌硕、仓石，别号缶庐、缶翁、苦铁、破荷、大聋、老缶等。浙江安吉人，后定居上海，他是我国近代印坛上最为显赫的代表人物之一。缶翁刻印，初学皖浙两派，早期曾对吴让之、钱叔盖用功较深，所以作品大多留有皖浙两派踪迹。中年后上溯秦汉，并从石鼓、封泥中汲取养料，从而渐渐摆脱了皖浙派的影子，印风转为厚实苍劲，个人风格初见成熟。由于他有精深的书画功底，并能将之融入印中，晚年作品日臻完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最终开创了浑朴苍莽、气势恢宏的吴派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