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响音乐 |
萧友梅于1923年所作的管弦乐曲《新霓裳羽衣舞》及黄自在美国学习时之毕业作品《怀旧》(1929)，可视为中国交响音乐创作的滥觞。此后，黄自的《都市风光幻想曲》、江文也早年所作的《台湾舞曲》及完成于1938-1940年间的现代管弦乐编曲《孔庙大晟乐章》、贺绿汀的管弦乐小品《大世界》和《荒山夜笛》、马思聪的《第一交响曲》、郑志声为歌剧《郑成功》所写的管弦乐片断《早晨》和《朝拜》、冼星海的《民族解放交响乐》、丁善德在全国解放前夕所作《新中国交响组曲》等，均堪称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交响音乐创作的代表。 1949-1956年间，交响音乐创作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大批作品涌现出来，如丁善德《新疆舞曲》、王云阶《第一交响乐》、葛炎《马车》、江文也《小交响曲》和《汩罗沉流》、马思聪交响组曲《山林之歌》、李焕之《春节组曲》、施咏康的交响诗《黄鹤的故事》、刘铁山和茅阮《瑶族舞曲》、王义平《貔貅舞曲》等。在上述作品中，民俗性和神话题材占显著地位，音乐语言往往直接取自民间音乐调，总体风格注意抒情性、色彩性和民俗性场景，在美学上追求标题性构思。 1957-1962年间，交响音乐创作呈现出更为活跃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得到公开演奏并见载于报刊文字的即达80余部之多，其中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当推何占豪和陈钢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此外，丁善德的《长征交响曲》、王云阶的第二交响曲《抗日战争》、辛沪光的交响诗《嘎达梅林》、罗忠 的第一交响曲《浣溪沙》、李焕之的第一交响曲《英雄海岛》、马思聪的《第二交响曲》、瞿维的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朱践耳的《节日序曲》、江文也的《俚谣与村舞》和《第四交响曲──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等。这个时期的交响乐创作，现实题材、革命历史题材有所增加，也出现了运用交响音乐形式表现重大历史事件的尝试；标题性音乐思维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技法上以欧洲古典派、浪漫派和民族乐派的传统规范为基础，并在音乐语言、和声语言和配器手法的民族化探索方面有了明显进展；抒情性、色彩性、歌唱性依然占有优势，但乐思展开中的戏剧性因素有所增强，立体性、交响性和戏剧性的乐队思维已然初露端倪。 1963年至1966年，在交响乐领域除了吕其明《红旗颂》有一定艺术质量之外，几乎没有第二部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作品。“文革”中出现的两部交响音乐《沙家浜》和《智取威虎山》实际上是清唱剧，钢琴曲《黄河》可算是一部较完整的作品，吴祖强根据阿炳原作改编的弦乐合奏《二泉映月》则是一部深沉丰富、音韵悠长的作品，显示出作者对原作的深刻理解和复调写作技巧的成熟运用。 1976年后，《北京喜讯到边寨》报道了中国交响音乐创作全面复苏的征兆，1981年全国第一次交响音乐作品评奖，获奖作品达35部，可见景况之盛。获最高奖级的作品计有：刘敦南的钢琴协奏曲《山林》、朱践耳的《交响幻想曲》、李忠勇的交响音画《云岭写生》、王西麟的《云南音诗》、陈培勋的第二交响曲《清明祭》、张千一的交响音画《北方森林》，这些作品标志着我国交响音乐创作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 在1982-1989年间，交响音乐创作因“新潮音乐”的崛起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观，形成了一个高潮。这个高潮的潮头是一部分青年作曲家把西方现代作曲技法引入交响音乐创作，在中国乐坛“一石激起千层浪”，继而一些中老年作曲家纷纷加入“新潮”行列，从而形成波澜壮阔的高潮，加上一批坚持其传统技法写作的中老年作曲家及其优秀作品的推动，从而把二十世纪中国交响音乐创作推向一个制高点。这个时期出现的重要作家和重要作品，有朱践耳和他的《黔岭素描》《纳西一奇》及从“第一”到“第五”交响曲，杜鸣心的交响幻想曲《洛神》，谭盾的《钢琴协奏曲》，瞿小松的《Mong Dong》和“第一交响曲”，以及叶小钢、陈怡、郭文景、何训田、周龙、许舒亚、王西麟、钟信明、郭祖荣、永儒布、牟洪等人的作品。不论上述作曲家和创作的作品采用何种技法，都显露出一个基本的美学倾向:非标题性思维和无标题音乐逐渐增加；立体化、交响性的乐队写法更纯熟；民族风格的追求和表现更加内在而深刻；戏剧性、悲剧性、哲理性因素大为增强。这表明中国作曲家对交响音乐艺术规律的把握更趋成熟。 进入九十年代之后，我国交响音乐创作的状态有些寂寥。在整个九十年代，在交响音乐领域辛勤创作笔耕不辍并屡有佳作奉献的作曲家便是朱践耳。他的唢呐协奏曲《天乐》，第五至第八交响曲、小交响曲及交响诗《百年沧桑》接踵问世并屡获佳评，使他成为本世纪中国交响音乐创作的重要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