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宋汴梁与南宋

  杭州的音乐活动宋代城市经济繁荣,中外贸易开展,在汴梁和临安等全国最大的城市里,音乐活动异常活跃。

  汴梁城的中心,宣德门前,汴河的州桥与蔡河的龙津桥一带,平时就是最繁华的地方。每逢正月初一与十五,全城的大街小巷都搭设乐棚或影戏棚。而北宋的统治者为了粉饰太平,夸耀自己的统治,也在这里搭了最精来的灯山、乐棚,由著名的艺人在乐棚的戏台上进行表演,如温大头、小曹的杂剧,杨文秀的鼓笛等,台下观众如云,热闹非凡。

  汴梁的佛教寺院很多,如开宝寺、景德寺、大佛寺等,相国寺是其中最大的一个。为了吸引游客,获取钱财,寺院每月总要举办盛大的庙会,如相国寺每月就要举行五次大的庙会。每次庙会时,游客摩肩接踵,庙门内摆设了各种各样的货物摊子,殿前还设有乐棚,演出歌舞、百戏。除了佛教寺院以外,汴梁的道教寺观也不少,其中以六月二十四神保观的宗教活动最热闹。在前一天,殿前搭设乐棚,由教坊与钧容直奏乐并演出杂剧。到了当天,就更其热闹,从天亮到断黑都有民间艺人表演二十几种百戏节目,如杂剧、鼓板、小唱、砑鼓、叫果子等等。

  城东一带的坊巷间,有几处固定的商品交易兼游艺场所,叫做瓦子、瓦市或瓦舍。瓦子里设有用栏杆围起来的演出场子,叫勾栏。勾栏里有乐棚,专业的民间艺人可以不管风雨寒暑,天天进行演出。

  汴梁的勾栏,约有五十多座,最大的可以容纳数千观众。里面有许多杰出的男女艺人,表演的节目也很多,如徐婆惜、封宜奴的小唱,张七七、王京奴的嘌唱,董十五、赵七的影戏,孔三传的诸宫词,刘乔的杂■,孙宽的讲史,张翠盖、张成弟子的杂剧,任小三的杖头傀儡,张金线的悬线傀儡,李外宁的药发傀儡等等。这些项目吸引着无数的城市平民、手工业者,小商贩、军士、商人、官史子弟以及少数的农民。当时几乎所有的勾栏,都是天天客满的。

  北宋的宫廷音乐机构,如东、西教坊与“钧客直”等,都设在汴梁。宋初,教坊的组织尚正规化,分为大曲、法曲、龟兹、鼓笛四部。这种分法虽有利于向精的方面发展,但只有在人才充实、乐曲种类变化不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后来由于实际需要的改变,这种四部的组织形式就被另一种新的形式所代替了。这种新的形式,就是按乐工擅长的技艺分为:筚篥部、大鼓部、杖鼓部、拍板色、笛色,琵琶色,筝色、方响色、笙色、舞旋色、歌板色,杂剧色、参军色等十三部,这种分法必然使乐工们要掌握多种乐曲。钧容直设于太平兴国三年(978),是军队里长于音乐的士兵组成的乐队,主要演奏大曲、龟兹、鼓笛等部的乐曲。到北宋末年,随着民间音乐的勃兴,教坊与钧容直已逐渐衰落,在宋徽宗的生日天宁节那一天,宫廷里开始有了民间勾栏里艺人表演的杂剧的节目。

  杭州,在北宋时已是国际贸易城市,商业活动空前活跃。“靖康之变”以后成为南宋的首都,改称临安。临安人烟的稠密、商业的繁盛与秀丽的景色是北宋的汴梁所比不上的。

  在南宋的小康局面下,每年那里成了那些不以国家危亡为念的官宦、富商与怀才不遇、忧国忧民的文人才子游闲寄情之地,也成了艺人们卖艺的好地方。在那里表演的除了“社会”里的艺人外,更多的是一些参加不了社会的“赶趁人”与“路歧人”。

  “社会”是艺人的专业组织。南宋时杭州一地就有遏云社(唱赚)、苏家巷傀儡社(傀儡戏)、女童清音社(队舞)、子弟绯绿清音社(杂剧)、清乐社(清乐)、同文社(要词)、律华社(吟叫)等几十个社会,每个社会起码有一百多个艺人,最多的竟达三百多人。每个社会都有各自的社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对艺术经验的交流、传授与艺术水平的提高起了良好的作用。社会里的艺人除了节期及其他的临时性演出以外,主要在瓦子的勾栏里进行定期的表演,他们的社会地位比之平常只能在酒楼茶肆卖艺的。“赶趁人”,与平常只能在城内外空旷场地卖艺的“路歧人”来说都要高一些。所谓“路歧人”多半是来自农村的破产农民,他们在失去土地之后不得不靠卖艺来维持最低的生活,他们的社会地位比“赶趁人”还要低一等。

  南宋的教坊设在杭州,但存在的时间不长,从绍兴十四年开始设立起到绍兴三十一年因金人大举入侵而撒消止,前后只有十七年的光景。此后,南宋宫廷虽然仍旧保留了教坊的旧名,但实际机构是不存在了,需要时由修内司教乐所临时召集一批乐工,和孩子进行短期的练习,临时客串一下。这些应召来的乐工,有的是在德寿宫充“使臣”的旧教坊的乐工,有的是调在临安府衙前乐的旧教坊乐工;有的是钧容直的乐工;其余就是包括路歧人在内的民间艺人,总称“和顾”。“和顾”的比例在乐工中越来越大,在一定意义上,这个事实可以说是汉唐以来民间音乐蓬勃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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