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基督教的传入和欧洲侨民移居我国的增多，特别是教会学校的兴办，在客观上起了更广泛地传播西洋音乐的作用。如他们带来了教会的赞美诗和欧洲资产阶级社交活动中的一些音乐小品，也带来一些初级的钢琴作品。1872年基督教传教士狄就烈在上海美华书馆出版《圣诗谱》，载有三百六十多首宗教赞美诗乐谱，并附有乐法启蒙，讲解西洋乐理，使用五线谱记谱，其目的是为了传教的方便。此书所载曲调都是欧洲流行的宗教乐曲。1883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刊印出版《小诗增》，为了更便利于宗教的传播，书中采用中国老百姓所熟悉的民歌曲调作为练习曲。这些传教士传播西洋音乐对我国音乐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欧洲乐器和器乐作品的大量传入是在二十世纪初期。首先是欧洲的铜管乐队被洋务派和君主立宪派所采用。1899年袁世凯聘请的德国顾问中，有一个名叫高斯达的人，建议把军队中的长号筒换成西洋铜喇叭，同时组织一个军乐队。1903年袁世凯在天津曾开办过军乐学校，兴办了三期，每期八十人，另有一个旗人队，约五十人，还送人去德国专门学习音乐，成立过一个二十人的西洋铜管乐队。此后在一般中小学里也逐渐开展起业余的军乐队活动。

　　辛亥革命以后，簧风琴在学校和社会生活中广泛应用，并有专门供中国人学习使用的风琴教科书出版，如1911年日本人铃木米次郎编著、辛汉译的《风琴教科书》；1919年索树白编辑的《风琴教科书》，两书论述了风琴的种类、构造、演奏方法，并编有由浅入深的练习曲和应用乐曲，便于学者练习和演奏。1907年有一个日本人在中国学堂任音乐教习多年，曾收集京剧曲谱多种，用五线谱记录整理，刊印了《清国俗乐集》一、二集。1915年又有人用简谱记录戏曲和民间器乐曲曲谱，使其适用于风琴弹奏，刊印了《风琴戏曲谱》，其中有《虞舜熏风曲》、《花六板》、《梅花三弄》等民间乐曲和《天水关》、《洪洋洞》、《文昭关》、《三娘教子》、《二进宫》、《空城计》等十余出京剧唱腔选段。五四运动以后还有《粤曲风琴谱》刊印。当时中小学教育中多使用风琴，中上层有产阶级在家庭和社交活动中也用它做为娱乐乐器，所以用风琴弹奏民间乐曲和戏曲唱腔也成为一时的习尚，可见其流传之广。此时在北京建立了几家风琴厂，制作风琴，以供社会上的需要。

　　钢琴在此时期也开始在中国流行，师范学校、教会学校和某些私人教学中已经逐渐使用。1918年商务印书馆刊印的《进行曲》一书是我国最早出版的钢琴谱。此书共收乐曲六十余首，选择乐曲的题村是多方面的，有意大利、德国著名歌剧的选曲；有表现儿童生活的乐曲，如《霜仙进行曲》、《幼稚园进行曲》；有描写各国风貌的乐曲，如《亚林比进行曲》、《爪哇进行曲》、《优美之河流》、《美哉此河》等；还有歌颂美国1783年独立战争的《华盛顿进行曲》、法国国歌《马赛曲》等，包括当时欧美各国流行的不少著名乐曲。

　　此时期学校教育中也很注意中西音乐的学习。1900年南京两江师范学校开办，设有图画工艺课，聘请日本教师教授音乐课。1907年清政府“女子小学堂章程”中正式把音乐列为“随意科”。1908年曾志态、高寿田、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办“上海贫儿院”，除了读书以外，还兼授小提琴、管乐等西洋乐器。1912年公布的“中学校令施行细则”规定中学设“乐歌”一课，每周一小时，把音乐作为必修科。1920年我国成立了第一个正规的高等音乐专业系科，即“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体育专修科”，学制三年，为我国培养音乐专门人才。

　　随着外国音乐的传人，手摇腊筒唱机也传人我国。法商百代公司也在中国大量经营盘形唱片，录制过很多京剧和大鼓等戏曲、说唱的唱段。不少早期京剧和曲艺著名演员的唱段就是用百代公司的唱片保存下来的。

　　此时期出现了新型的音乐社团，并有中国人或外国人以举办音乐会的形式开展音乐活动，如1914年左右曾志忞等人在北京创办的“中西音乐会”，对戏曲音乐进行学习和改良；1916年“北京大学音乐团”成立，分中西乐两部分，1919年改组为“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会长蔡元培，会员共有三十余人，分古琴、琵琶、昆曲、提琴、钢琴等小组，并有人讲解西洋乐理与和声学。1920年北大创刊《音乐杂志》，是我国最早出版的音乐杂志。为五四以后新型音乐社团期刊的大量出现和发展提供了先例。此外，1915年上海夏令配克戏院演出过俄罗斯歌剧，俄国人举行过音乐会，演奏俄罗斯作曲家的钢琴协奏曲等。上海工部局外籍人组织的管弦乐队和北京、上海一些外籍教师也相当活跃，经常举行音乐会、演出欧洲古典和近代的音乐作品。上海工部局乐队，原是一个管乐队，后来成为阵容充实、水平较高的管弦乐队，它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外国侨民和我国上层知识界人士。

　　此时，我国音乐家也开始学习欧洲作曲理论并进行创作，如肖友梅（1884—1940年），1901年赴周本学习教育和钢琴，并加入了同盟会，1912年赴德国莱比锡音乐院学习音乐理论，在莱比锡大学研究教育，1920年回国后，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任教，创作了大量的歌曲。黎锦晖（1891—1967年）在1921年创作了他的第一部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这些作品都是属于我国近代吸收了欧洲作曲技巧以后出现的专业音乐创作。

　　著名音乐家刘天华（1895—1932年）当时在上海一个新兴的戏剧团体“开明剧社”工作，同时也学习西洋音乐，参加管弦乐队的活动。他不但精通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还能演奏小提琴、小号、钢琴等西洋乐器。由于他能在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吸收西洋音乐作曲和演奏技巧，因此在民族器乐创作和演奏上取得杰出的成就，成为我国近代音乐史上作出重要贡献的音乐家。

　　声乐方面，学堂乐歌的兴起是我国现代群众歌咏活动的先声。它介绍和传播了欧洲和日本的资产阶级音乐文化，使五线谱和简谱两种记谱法在中国广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得到普及，为搜集整理民间音乐提供了有利的工具。

　　总之，近代西洋音乐的传入对我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扩大了中国人民的音乐视野。很多人学习了西洋音乐，有可能运用西洋音乐理论和技术发掘整理我国丰富的民间音乐宝藏。也使很多人有可能在借鉴西洋音乐之所长以后，创作出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大量优秀的新作品，它为新民主主义音乐文化的创造和发展准备了条件。

　　近代音乐是古代音乐的继续和发展，但有自己时代的特点，情况较为复杂。民歌、说唱、戏曲、器乐、歌舞等传统音乐形式比明清时期更加群众化，繁多的新乐种、新曲种、新剧种相继兴起，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全国各地流传和发展，呈现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景象。具有反帝反封建主题和民主主义思想因素的作品占有一定的数量，它们代表着近代音乐发展的主流，反映了社会的前进方向。宫廷雅乐日趋僵化，词曲典雅的昆曲极度衰微，已濒绝响。由于中国是一个延续了三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近代刚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所以即使在民间音乐的各个门类中，维护清王朝统治以及充斥形形色色封建糟粕的作品不仅大量存在，而且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顽固和腐朽，这是急剧的社会变化和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反映。

　　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先天的软弱和革命的不彻底性，不可能抵御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的进攻，也不可能肩负起继承和发展我国民族音乐文化的重任，他们只是在开展学堂乐歌活动和传播西洋音乐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近代音乐是有成就的，所有反映反帝反封建革命传统的优秀作品都将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音乐文化的宝贵遗产而载入史册，闪现其应有的光辉。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无产阶级代替资产阶级而成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者。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走上了胜利的道路，中国音乐文化的历史也展开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