嗜茶者名号种种 南北朝时，从南齐逃到北魏的王肃因茶量颇好，而被蔑笑为“漏卮”，当时因嗜茶者罕有其闻，所以有关嗜茶者的绰号、名号也凤毛麟角，除此之外，更难找出第二个来。
但是茶事自唐代兴起之后，嗜茶者日众，而其绰号、名号也随之而来。
唐代诗人中嗜茶最著名的要算是卢仝了，他有一篇题为《走笔谢孟谏议宪新茶》的诗，写品饮七碗茶而后飘飘欲仙的感受，很是生动、传神。诗云：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轻，六碗通神灵。七碗吃不得，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卢仝对这首诗是颇为得意的，对嗜茶也颇为自豪，他给自己取了绰号叫“癖王”。
有趣的是这“癖王”当时还有一个“对子”，叫作“怪魁”。那是同样对自己沉湎于茶颇自负的诗人陆龟蒙为自己取的绰号。
晚唐诗人皮日休之子皮光业也最好饮茶。有一次，别人请他来尝新到的柑桔，并准备了盛宴。谁知他一到，也不对桌上的时鲜珍馐瞧上一眼，却一个劲地急呼要茶喝。急切之下茶盏没有，主人只好以巨觥盛茶相进。喝完了之后，他诗兴勃发，信笔写道：“未见甘心氏，先迎苦口师。”众人取笑说：“此师固清高，而难以疗饥也。”在这里，“苦口师”既是指茶，更是称皮光业。
五代时江南有位叫文了的僧人，因擅长烹茶，称绝一时。后来他云游荆南，在当地表演烹茶技艺，为人欣赏，称他是“汤神”。但到后来他茶艺卓绝而被封为华亭水大师时，人们又叫他是“乳妖”。神、妖居然一身兼。
宋人陶穀在《荈茗录》中记有这样一件事：宣城何子华在剖金堂宴客，席间，他取出一幅严峻所绘的陆羽像说：”世人常把过于迷恋骏马的人叫作'马癖'，把迷醉在钱里的人称作'钱癖'，把耽于子息的人称为'誉儿癖'，把热衷于读书的人叫作'《左传》癖'，那么像这位老者（指陆羽）沉湎于茶事，该叫什么癖呢？”客人杨粹仲接过话题说：“茶是珍贵之物，但它还是草，可以说是草中之甘。像陆羽这样精于茶道的人，我们宜追称他为'甘草癖'。”此言一出，满座称好。
宋人曾几为自己取了个别号，叫“茶山”。明人许应元也给自己取别号叫“茗山”。都想取出宏大声势来。
明代之初有位宁波知府叫王璡。有一次，一位手下人来拜会他，他具茶相待。谁知这人来是为别人做说客，令他十分不快，大呼侍者：“撒茶！”于是人们就叫他是“撒茶太守”。
明代还有一位包山（今属江苏）人张源，志甘恬淡，性合幽栖，因而世称“隐君子”。但他偏又是一个嗜茶如命者，不但耽于汲泉煮茗，而且竭精殚思几十年，将研茶心得著成《茶录》，于是人们又称他为“瘾君子”。
茶人名号，凡此种种。明月清风，尽在杯中。吾水既好，吾器既工。盛极而衰，几近途终。一代茶圣，吴氏觉农。
苏轼妙言墨茶美
宋人饮茶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更讲究“茶道”，饮茶不仅仅为品味解渴，而是嬗变显现出诸如朴素、廉洁、宁静、清雅、淡泊、无欲、无争等意义来。宋人追求的素雅清韵的风尚，使茶的这种特定的精神内涵得以约定俗成。而宋代的文人在这嬗变过程中，是主要的推波助澜者，其中尤以苏轼功勋卓著。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是我国北宋杰出的文学家和书法家。在政治上，他一生不得志，最初跟从司马光反对宰相王安石的变法，被贬官“流放”到许多地方任地方官。司马光执政后，尽废王安石新法，苏轼提出不可尽废之，又为“旧党”所恶而继续被贬谪“流放”，远至天涯海角。
苏轼一生不得志，但却一生嗜茶。他写诗作文要喝茶，睡前睡起要喝茶，夜晚办事要喝茶，还热心于采茶、制茶、烹茶、点茶的钻研，甚至对茶具、烹茶之水和烹茶之火也特有研究。
对茶的理解，并不仅仅是品其味，而是升华至品其理，这是苏轼的不同凡响之处，也是他对茶文化的突出贡献。
明人屠隆在《考槃余事》中记有这样一件事：
苏轼因为既爱饮茶，又擅书法，所以有一天司马光便问他说：“茶越白越好，墨越黑越好；茶越重越好，墨却是越轻越好；茶越新越好，墨则是越陈越好——人们对这两者的追求恰恰相反，而您为什么却会同时喜好这两件东西？”
这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司马光问得有道理（他敏锐细致地观察到了两者截然不同之处），同时也问得没道理（两者的不同之处与人的好恶毫无必然联系）。但苏轼并没有被这种有意的“刁难”所难住，只见他淡淡一笑说：
“上好之茶与妙品之墨都有令人陶醉的香气，这是它们所共有的一种'品德'；两者都很坚实，这可以说是它们的一种'节操'。打个比方，贤人和君子可能一个长得皮肤黝黑，一个长得白哲，一个漂亮，一个貌丑，但是他们的品德和节操却是一致的。”
短短一席语，让司马光钦佩不已。
在苏轼眼里，茶和墨（及书法）都有一种相同的哲理和道德内涵，事茶与事书最终是对人的品行道德的一种修炼。就茶而言，这就是“茶道”所追求的一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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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客称“水厄” 东晋之初，北方士族如任瞻之流因对茶事的一知半解而出洋相，不过让人一笑而已。而更有甚者，却因不惯饮茶而对茶大加贬说，尤其无知而可笑。
东晋初年，司徒长史王濛是位饮茶成癖者。人家大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却是己所癖好，必施于人，于是凡有客来，无论是谁，王濛必敬之以茶。客人中有很多人不知茶事，不惯茶饮，难忍其涩，但又碍于情面，不能不饮，真是深受其苦。久而久之，这些人有时不得不去拜见这位司徒长史，便在背后苦笑说：“今天又有'水厄'了！”即今天又要遭遇那强饮苦涩茶水的厄运了！
“水厄”，这是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得到的一个贬称。
值得回味的是，西晋人张孟阳去四川成都游览了名胜白菟楼后，在所赋的《登成都白菟楼》诗中赞道：“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这是说在水、浆、米酒等六种饮料中，茶最为芳香，且蜀地茶香早已飘溢各地了。
在成都人们称赞茶为“芳茶”，誉其“溢味播九区”的几十年之后，在东晋之都建康（今南京）的许多官吏，居然对饮茶还深以为苦，这充分反映了茶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由于从三国到两晋这两个世纪中、天下你割我据，兵戎不断，阻碍了文化的传播和相融，所以各地区之间的茶文化相距甚远，差异非常显著。
从“水厄”之事以后，经半个多世纪，到了南朝刘宋之初，女文学家鲍令晖（鲍超之妹）写出了《香茗赋》，极言茶之香，茶苦之说在江南这才少有市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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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觉农重撰新茶经
吴觉农，原名吴荣堂（1897年-1989年），浙江上虞人，为现代最富成就的茶学泰斗，人称“当代茶圣”。
吴觉农早年就读于浙江省中等农业技术学校（浙江农业大学的前身）时，就对茶叶的研究发生了兴趣。1922年，年仅二十五岁的他在日本农林水产省茶叶试验场学习时，在搜集、研究了古今中外各种茶叶资料后，以大量铁的事实撰写了论文《茶树原产地考》，第一个雄辩地论证了茶树原产于中国，驳斥了一百多年来许多外国权威认为印度是茶叶原产地的奇谈怪论。此后，十多年间，他先后撰著了《中国茶叶改革方准》、《中国茶叶复兴计划》（与胡浩川合著）、《世界主要产茶国之茶业》和《中国茶叶问题》（与范和钧合著），所著处处以振兴中国茶业为主旨。1938年，他主持翻译美国威廉·乌克斯编撰的六十万字巨著《茶叶全书》，在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烽烟战火后，终于在1949年告竣。
吴觉农是茶叶理论的巨匠，又是一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1938年初，他在武汉代表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和苏联商务代表谈判，顺利地签订了第一个贸易协定。1940年，他通过活动，在重庆创建了我国第一个高等院校的茶叶专业系科--复旦大学农学院茶叶系。1941年，他又在福建武夷山麓办起了我国第一个茶叶研究所--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自己亲任所长。
新中国成立后，吴觉农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为农业部副部长兼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他如鱼得水，大展鸿图，立志重振中华茶业。吴觉农对我国茶业的贡献，只要看其主编《茶经述评》即可见一斑。
还在五六十年代时，农业出版社即有意把中国古代有关茶书加以整理、注释，汇印出版。由谁来主持这一继往开来的大事？出版社自然而然想到了吴觉农。他欣然接手这项浩繁的工作。但是，当他把古代一些茶书进行对照后发现，这些书大都围绕陆羽《茶经》而写，且多互相重复，如一一予以整理、注释，并无多大意义。后来又碰上“文革”，此事便耽搁下来。
可是吴觉农对此事并非简单处置，而心牵神挂，耿耿于怀。他认为，《茶经》一书的内容从现代科学发展的水平来衡量，可资参考的并不多，但鉴于其内容比较全面，可以通过评述《茶经》的形式，兼及其他古代茶书，以回顾历史经验，古为今用。这一想法直到“文革”结束后才有实现的可能。农业出版社知悉此设想后颇为赞同，并认为这种既述且评的方法较有新意，于是拍板由吴觉农主编这本书，书名即定为《茶经述评》。
1979年，吴觉农以八十二岁的高龄主持了《茶经述评》的编写工作。在整个编撰过程中，吴老真是精益求精，三易其稿。最初因为《茶经》原文较为古涩，于是用了较多时间来对照、校勘它的版本，研究它的文字，撰写中比较侧重于《茶经》的注释，后来添入一些新的评述内容，写成了第一稿。仔细研究后，吴老对第一稿很不满意，认为有的内容已超越了评述的范围。于是，又对第一稿加以精简，突出评述，写成了第二稿。但是为了反映最新的学术发现和观点，吴老再次加以修改补充，这便是后来出版的第三稿。
值得敬佩的是，吴老编撰这本书并非就关在书斋，足不出户，为了争取到令人信服的第一手资料，他不顾八十高龄，远行千里，跋山涉水，如为了对茶树原产地和我国生产红细茶的问题进行研究，他曾先后前往四川、云南、广西和广东等省区再次进行调查研究，并写出论文，提出建议，最后融汇在《茶经述评》之中。
经过五年紧张、艰辛的工作，在编撰成员的不懈努力下，《茶经述评》终于在1984年脱稿完成了。是年11月，陆定一在为《茶经述评》写的序言中说：“后人的著述，只重复陆羽的窠臼，少有新意。人们多么希望看见二十世纪新茶经的出世。这个任务，现在由中国人自己来完成了。吴觉农先生的《茶经述评》，就是二十世纪的新茶经。……这部书无疑是茶学的里程碑。”陆定一非常敬佩吴老的人品，因此他在这篇序中还评价说：“觉农先生毕生从事茶事，学识渊博，经验丰富，态度严谨，目光远大，刚直不阿。如果陆羽是'茶神'，那么说吴觉农是当代中国的茶圣，我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
1989年10月28日，吴觉农因病逝世于北京。在他逝世前的一个多月（9月15日），他还不辞年高体弱，兴致勃勃地前往民族文化宫观看首届"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的展出。他看得很仔细，并与周围观众和蔼亲切地交谈，还为展示周题词留念，又发表了他生前的最后一次谈话。他说：“我的名字叫'觉农'，为什么叫'觉农'呢？因为我的一生中，最关心的是农民的生活和他们的生产。现在农村里，茶农还有许多困难，希望你们到农村去看看，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特别是帮助茶农搞好科学种茶和制茶，增加经济收入，使茶农一天天地富裕起来。中国茶业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茶叶生产发展了，中国茶文化也会兴旺起来。”
吴觉农的一生，是矢志不移振兴我国茶业的一生。他是中国茶业界的骄傲。
文徵明竹符调水 宁王朱权为了免遭明成祖朱棣的政治迫害，自湎茶学及戏曲、游娱、释道，以作韬光养晦之计。但是到了其后裔朱宸濠时，偏偏颠了个倒，锋芒毕露，焰势直逼朝廷，分庭抗礼，图谋不轨。正德七年（1512年），宁王朱宸濠为了招徕天下名士，以重金相聘一位才华横溢的书画家，但却被他以重病推却，分文不受，令这位王爷尴尬不已。他就是明代中期著名的书画家和诗人文徵明。
文徵明（1470年-1559年），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初名璧（一作壁），以字行，更字徵仲，号衡山居士。他才艺双全，书画、诗文无所不能，无所不精，是“吴门画派”的代表人物。
文徵明为人正直，性格倔犟，不阿权贵，不交官府，有人说他“四方乞诗文、书画者接踵于道，而富贵人家不易得片楮，尤不肯与王府中人。”他自己也在一首诗中说：“门前尘土三千丈，不到薰炉茗碗旁”，意思是说，即使门前聘邀的车马卷起尘土三千丈，他还是呆在茶炉、茶碗边，品茶自娱。对于宁王的重金强聘，他在《立春相城舟中》诗里说：“未裁帖子试芳草，且覆茶杯觅淡欢”，表明他不愿涉足豪门，只求清茶一杯的乐趣。
文徵明毕业嗜茶，绘有名画《惠山茶会图》（作于正德十三年，即1518年）和《茶具十咏图》（作于嘉靖十三年，即1534年），并有一百五十多首茶诗。
为了躲避宁王之流的干扰，他常常沉湎于茶中，以致于有些“入魔”。譬如，他对水的要求非常之高，常派人进山汲取宝云泉来烹茶，但他又怕挑夫为图路途近便，随便汲取其他水源来交差，于是他就以“竹符”（一种竹制的筹码）为信物交给泉边寺中的僧人，待挑夫来汲泉时，将竹符随水一起带回。这就是所谓的“竹符调水”，相传为宋代苏轼所创。
文徵明在《煎茶》诗中就写道：“竹符调水沙泉活，瓦鼎燃松翠鬣香。”有一次，宜兴之友吴大本送来一种叫“阳羡月”的新茶，文徵明喜不自禁，即称要“松根自汲山泉煮，一洗诗肠万斛泥”。他本来打算竹符调水，不料连日大雪，山路难通。正在他为好茶难觅好水而烦恼时，另一位友好郑太吉雪里送炭，为他送来号称“天下第二泉”的惠山泉。这下让文徵明兴奋不已，诗思泉涌，写下了《雪夜郑太吉送惠山泉》一诗：“有客遥分第二泉，分明身在惠山前。两年不挹松风面，百里初回雪夜船。青箬小壶冰共裹，寒灯薪茗月同煎……”是夜，他即以名泉烹新茶。品味之余，他又写下了《是夜酌泉试宜兴吴大本所寄茶》：“醉思雪乳不能眠，活火沙瓶夜自煎。白绢旋开阳羡月，竹符新调惠山泉……”文徵明嗜茶入魔可见一斑。
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但很快即被平定，朱宸濠自己也被处死。而文徵明清茗为友，品娱永日又四十年，谢世之时享年九十。茶禅一味，心领神会。百般机锋，清清一杯。弱水三千，只取茶水。请吃茶去，普天同惠。
王世懋夜茶风味
王世懋（？-1588年），字敬美，江苏太仓人，嘉靖进士，累官至太常少卿，是明代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之弟，好学善诗文，著述颇富，而才气名声亚于其兄。
王世懋在其《二酋委谭》一书中，记载了自己在江西做官时的一件茶事：
那是一个三月中旬的日子里，他在著名的滕王阁宴请宾客。这年暑热天气早得出奇，日出如火，热浪扑面。本来就惧怕天热的王世懋此时是流汗接踵，头上油汗涔涔，碍于礼节又不能脱下帽子，热燥难耐，几不知所措。
宴罢回府后天色已晚，尤自烦闷不已。妻子见状，为他准备了热水洗澡。洗完澡后心境略好，他便小榻一张，坐于明月之下纳凉。
这时，好友张右伯为他送来西山云雾新茶。细观其茶，又白又大，更有一种豆子香。王世懋急忙命侍儿汲新水烹茶以尝。
此时，风清月白，夜深人静。王世懋几盏入口，但觉一股清香甘饴之味慢慢润泽于肺腑，渗透至四肢，于是习习然如两腋生风，飘飘欲仙。就在似醉欲仙之际，他忽然悟到：此境此味，非仕途之人所有，繁文缛节，冗事虚礼决然不会让人心入此境，而仕途中的尔虞我诈，乃至腥风血雨，更是与此境此味风马牛不相及。
此境此味更使王世懋联想起父仇家恨来。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王世懋的父亲王予因为滦河失事而被政敌严嵩所陷害，下狱论死。王世懋与兄世贞闻讯后奔赴京师告免，兄弟俩伏跪在严府大门前，央求严嵩为其父放一条生路。严嵩对王家两位后生看都不看一眼。王予最后还是被处斩。兄弟俩眼见父亲被置于死地而相救不能，悲愤之极，却又无奈之极，两人相泣号恸，持丧而归。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明世宗服丹中毒而死，其子载厚（上后下土，同“厚”）即位，是为穆宗。次年，王氏兄弟再次进京讼父冤，几经争辩，终于使朝廷为其父平反。
这一惨痛经历使王家中人刻骨铭心，终身难忘。而这一杯夜茶，却勾起了王世懋对仕途的厌倦和对归隐的向往。但是，人在仕途，也是身不由己，王世懋对“此境此味”的追求，最后只好付诸笔端而已。
纪晓岚茶谜救亲家 纪昀（1724年-1805年），字晓岚，一字春帆，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乾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他是清代著名学者和文学家。
乾隆间辑修《四库全书》，他任总纂官，并主持写定《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论述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考辨文字得失，为代表清代目录学成就的巨著。由于负责纂修《四库全书》，使他经常要与乾隆皇帝论谈嚼舌头，这也使他具备了机敏善辨的素质，有清一代学者中，长于应变者罕有其比。他以一个“茶谜”作暗示，救了亲家卢见曾的故事，便是他机智敏捷的一个典型例子。
卢见曾，字抱孙，号雅雨，德州（今属山东）人，康熙进士。他和纪昀是两亲家，纪昀在京做官，他则放外任职。其性偏又爱才好客，喜聚四方名士，后来任两淮转运使这一“肥缺”时，更是广交名流，义结豪杰，家中常是宾客盈门，座无虚席，铺张挥霍，一掷千金，极一时之盛。后来渐渐财力不济，以至盐税发生亏空。
朝廷得悉这一消息后，决定对他抄家处罚，没收全部资财。纪昀知道这件事后，急忙派遣一位心腹漏夜赶往卢府送信。
卢见曾收到来信拆开一看，只见一空信封内装着少许茶叶和盐，此外别无他物。卢见曾略作沉思，便悟亲家所示，急忙发动全家人将家财转移寄放他处。不数日，朝廷派来抄家的人赶到时，卢府之中资财已寥寥无几。
原来，纪昀这一“茶谜”的“谜底”是：以茶指“查”，意谓“茶（查）盐（盐帐）空（亏空）。”卢见曾知道已东窗事发，便赶忙转移财产，终于未遭倾家荡产。
慧寂酽茶三两碗
禅宗传至六祖慧能时，即成为典型的中国化的佛教流派之一。禅宗主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它告谕人们，佛在自身中，此心就是佛，如能识自心，人人都成佛。慧能更视日常“念经”、“功课”为无事忙，在其《坛经》中一再强调“一念如悟，众生是佛”，以及不出家同样可以修行悟道。于是，许多禅师不求于佛典悟道，而更重于生活中悟道。
《五灯会元》记有这样一则故事：居士陆希声有一天前来拜渴仰山慧寂禅师，慧寂乃出门相迎。两人刚走进殿门，陆希声便问道：“您这佛殿三门都开着，我不知该从何门而入？”
对这含有禅机的问话，慧寂明白相告：“从'信门'入。”
陆希声又问道：“大和尚现在还持戒吗？”
慧寂说：“不持戒。”
“那么，还坐禅吗？”
“不坐禅。”
不持戒，不坐禅，这算什么禅师？对陆希声的难以悟解，慧寂说道：“老僧有一偈，你仔细听好了：'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禅，酽茶三两碗，意在?嬐繁?'。”
这四句话的意思是说，你可以倨慢随意不持戒，可以高高而立不坐禅，但你每天别忘了喝几碗酽茶，别忘了田园稼耕之事（?嬐罚?即锄头）。
在这里，慧寂以“酽茶三两碗，意在?嬐繁摺崩创?替“持戒”和“坐禅”，意在借此向陆希声指明，你虽然没有出家，但日常生活即道，这是参悟禅机的奥妙所在。这也就是对“佛在自身中，此心就是佛，如能识自心，人人都成佛”的一种理解、诠释。
慧寂禅师（814年-890年），俗姓叶，韶州怀化（今广东怀集）人。少年即出家，后参谒耽源禅师，省悟禅旨。又拜沩山灵祐禅师为师，与其共创“沩仰宗”。后住袁州（今江西宜春一带）仰山，法席隆盛，故称仰山慧寂。圆寂后谥号智通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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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三遇题茶联 这是一则颇为著名的民间故事：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任杭州通判。在杭为官三年中，他经常微服以游。
一日，他到某寺游玩，方丈不知底细，把他当作一般的客人来招待，简慢说道：“坐”，叫小沙弥：“茶”。小和尚端上一碗很一般的茶。
方丈和这位来客稍事寒暄后，感到这人谈吐不凡，并非等闲之辈，便急忙改口道：“请坐”，重叫小沙弥：“泡茶”。小和尚赶忙重新泡上一碗茶。
及至最后，方丈终于明白来人就是本州的官长、大名鼎鼎的苏轼，便忙不迭地起座恭请道：“请上座”，转身高叫小沙弥：“泡好茶”。
这一切，苏轼都看在眼里。
临别时，方丈捧上文房四宝向苏轼乞字留念。苏轼心里一转，即爽快地答应了，提笔信手写了一副对联。上联为：“坐请坐请上座”，下联为：“茶泡茶泡好茶”。
方丈见此的羞愧、尴尬之色，一言难尽。
客来敬茶本是表达一种尊敬、友好、大方和平等的意思，而这位方丈不是不明苏轼之身份，而是不明这一“茶道”之理，是以为苏轼所讥，真是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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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太后禁造“密云龙” 中国历史上皇太后垂帘听政之事屈指可数，在宋代比较有影响的就数宋哲宗时的高太后。
元丰八年（1085年），正当王安石变法初有成效时，支持变法的宋神宗赵顼病死，其子赵煦（即哲宗）即位，年仅十岁，神宗母宣仁太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
宣仁太后姓高氏，宋英宗皇后。她是宫廷中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后台，她掌握朝政大权后，便援引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到朝廷中，聚集各种反变法的力量，接着，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新法大部废除，许多旧法一一恢复。这一推翻王安石变法的事件史称“元祐更化”（元祐年间为1086年-1093年）。
高太后在“元祐更化”时，还作出了一个与废除新法并无关系的决定：禁造“密云龙”。
密云龙是一种比贡茶如大龙团、小龙团和双井等更为精心采焙制造的茶。当初建州每年进贡大龙团、团茶各两斤，以八饼为一斤。接着蔡襄为官建州时，又制成了十斤小龙团进贡皇上。小龙团比大龙团精致，每斤有十饼。但到熙宁末年，宋神宗传旨（福建转运使贾清）在建州制作密云龙，这是一个比小龙团更精致的茶，每斤有二十饼之多。密云龙造出以后，小龙团和大龙团的质量就开始下降了。宋神宗熙宁（1068年至1077年）以后，密云龙每年作为首批贡物进贡宫内。
当时，密云龙主要用于宗庙的供奉之品以及皇上享用，极少赐给臣下。但在元祐中宋哲宗对殿试成绩卓越者赐予密云龙后，皇亲国戚和权贵近臣便纷纷厚着脸皮求赐，于是密云龙走出宫廷，流于官绅之间。
据孙月峰《坡仙食饮录》记载说，密云龙之味极为甘馨，苏轼对此奉为至宝。当时苏轼门下有四位得意门生--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号“苏门四学士”，苏轼待之极厚，每逢四学士来访，苏轼必令侍妾朝云取出密云龙来款待。有位叫宋瘳正、字明略的年轻人入苏门较晚，但苏轼对他的才学却钦佩之至，视为奇才。有一天，苏轼又叫朝云取出密云龙，煎水烹茶。苏轼家人以为一定又是四学士来了，但偷眼窥之，来客却是宋廖正。
苏轼以一位贬谪之官，尚能常以密云龙招待嘉宾，可见当时密云龙流传朝野之广。
而流传越广，求赐也越繁，终于使高太后烦恼不堪，无法招架。宋人周辉《清波杂志》记载说，元祐初年，高太后痛下决心，下令建州不许再造密云龙，连团茶也不要再造了，她说：“这样免得经常受人'煎炒'，不得清静”，又说：“拣这些好茶吃了，又生得出什么好主意？”
后人对高太后禁造密云龙的评价说：“宣仁改熙宁之政（即元祐更化），此（指禁造密云龙一事）其小者。顾其言，实可为万世法。士大夫家、膏粱子弟，尤不可不知也。”（见清代陆廷灿《续茶经》引《分甘余话》）称禁造密云龙在整个推翻新法中不过是一桩极小的事，但却可为万代治世所借鉴，这样的评价有点高抬了高太后，但评价之语中以俭修身治天下的含义，却是很有道理的。
令高太后遗憾的是，密云龙并没有因为一道圣旨而果真不再制造了。禁令一传至朝野缙绅中间，密云龙之名更是炽手可热，人人都想居为奇货。而入贡朝廷之物中，没了密云龙，却来了个“龙焙贡新”。周辉《清波杂志》中说，南宋淳熙年间（1174年至1189年），每年入贡朝中之贡品有十二纲，第一纲就是龙焙贡新，只有五十余銙（方寸大小的小块），比密云龙更贵重。周辉说：“这是不是以龙焙贡新之名易密云龙之名？或者是否确为质量比密云龙更优的新品种，不得而知。”
高太后禁造密云龙，非但没使宋代制茶工艺水平停止不前，反而使之更上了一个台阶。这真是高太后始料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