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渴望已久的认可，最终害他丢了性命。

这是一幅关于梵高的巨细靡遗、令人心碎的肖像画。两位作者以精致的细节、畅达的文字为我们描绘出梵高充满英雄主义的传奇一生。在与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的倾力合作下，以往从未触碰过的素材浮出水面，让我们更加接近这位伟大而神秘的艺术家。

史蒂文·奈菲、格雷戈里·怀特·史密斯，两个人均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合作出版了18本书，荣登《纽约时报》畅销榜单。其中，《波洛克传》获普利策奖。

在文森特·梵高作为艺术家的一生中，他始终都在渴求来自评论家、同行和画商的认可。但是，哪怕在梵高家族中，从他的叔叔到他的弟弟—后来同样著名的提奥·梵高，都是当时著名的艺术经纪人，文森特·梵高仍然得不到他渴求的认可。

他的艺术家同行们对他的态度是种奇怪的暧昧。他们并不是真心认可这位荷兰人的想法和作品，但是不乏有人希望通过他来接触他那位已经在艺术界有影响力的画商弟弟。他的作品很难得到公开展出的机会，除了在少数咖啡馆。也不会有人想要购买他的画作，除了他的一些亲戚出于同情的目的之外。

但是在1889年，一位名叫艾尔贝·奥里耶的年轻艺术评论家却把梵高从他流放的中央高原精神病院带到了公众面前。

艾尔贝·奥里耶是一位年少成名的作家和艺术评论家。在当时，一个知名艺术评论家的力捧，可以将一位艺术家从默默无闻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获取令人艳羡的成功。在奥里耶看来，他发现了一位天才艺术家。他称梵高是个令人激动的、渊博和复杂的艺术家，“令人难以置信地耀眼”。“是一位亢奋的唯美主义者，远离所有平庸的道路……他的大脑处于高潮状态，难以抵抗地将熔岩倒入艺术的深谷中；他是一个可怕的、发狂的天才，通常很高雅，有时行为怪诞，总是处于病态的边缘。”

奥里耶的文章让梵高成为艺术圈的焦点。3月，提奥挑选了哥哥的10幅画作，参加在香榭丽舍大道巴黎展览馆的独立艺术家沙龙。接下来，巴黎艺术界几乎所有人都蜂拥而至。到了5月，文森特·梵高已经是当时最知名的艺术家之一了。画家同行们拦住提奥，向他的哥哥问好；不断有收藏家来询问价格；艺术评论家们也毫不吝惜赞美之词。然后，问题来了。梵高还能继续住在对他保护得很好的精神病院中，并且在得到医生的同意后才可以作画吗？在史蒂文·奈菲和格雷戈里·怀特·史密斯2011年出版的巨著《梵高传》中写道：“为了躲避尘世的侮辱和公众的嘲弄，让一位麻烦不断的家人隐居在圣雷米的休养所是一回事，但把一个全巴黎前卫派公认的天才艺术家监禁起来就是另一回事了……文森特不能随心所欲地自由画画了—这多可惜啊，简直就是犯罪！为什么不让他进画室，还没收他的颜料？为什么像对待一个表现不好的孩子一样对待他？”

这些问题没什么不对。它们都是一个关心天才的正常心灵会关心的问题。有谁听到拿破仑的豪言“为才华开路”时不为之激动？但这些问题的提出者，忽略了为什么文森特·梵高会住在圣雷米的休养所：原因是梵高再也无法平静地住在他的画室“黄屋子”里。

在巴黎同提奥·梵高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文森特·梵高决定离开巴黎，自我放逐到小镇阿尔。在巴黎待得越久，他就越担心自己最终会对亲爱的弟弟形成伤害，一种他自己无法抑制的伤害。文森特·梵高希望自己离开巴黎能够换来弟弟的平安—提奥的身体不好，渴望结婚和恋爱，而这个特别的哥哥跟他住在一起，他甚至都没办法把客人带到家里。“假如我承受痛苦，那么受伤害的只会是我一个人。”文森特·梵高写道。

文森特·梵高在阿尔北部拉马丁公园西北角的一栋楼房中租下了两层房间，建立起自己的画室。这就是梵高传记中出现的黄屋子。他想邀请自己的艺术家同行到黄屋子来同他一起生活和创作。这是他常常遐想的一幕：有才华的艺术家们生活在一起，建立起兄弟般的情感，互相激励，一起创作。他的邀请对象包括爱弥尔·贝尔纳和保罗·高更。此外，“还想在黄屋子里招徕所有尚未突围的前卫派艺术家—所有‘可怜’的小鬼，那些以咖啡馆为家、住在廉价的小酒馆里、过一天算一天的人”，从而使艺术家们联合起来。

他用诗一般的语言来游说他的朋友：“生活将我们裹挟，速度是如此之快，我们根本来不及交流和工作。这就是为什么在联合遥遥无期的情况下，我们仍在脆弱的小舟上毫无目的地前行，每个人都孤独地航行在我们时代的大洋之中。”最终，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是另一位天才画家保罗·高更接受了他的邀请，到阿尔的黄屋子和梵高一起工作画画。

几乎和梵高生命中所有的重要关系一样，开始时梵高对高更推崇备至，以此换来短暂的蜜月；接下来，就是抱怨和决裂；再然后，决裂带给梵高自己更大的伤害。

更何况，现在是高更。这个高更，并不像毛姆名作《月亮和六便士》里的那个高更那么理想化。他成熟、势利、热爱金钱，而且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他绝对不会为了让梵高高兴一些就改变自己，除非对自己有利。

梵高作画速度非常快，他相信灵光闪现；高更则是个细致的画家，他更慢、更宁静；梵高喜欢自己动手研磨颜料，高更讨厌梵高的颜料，专门让人从巴黎寄来自己的颜料；梵高会反复修改自己的画作，高更则一旦完成绝不修改，他看不起梵高的无序和犹豫不决；梵高在绘画上的偶像们高更也都不喜欢。用高更自己的话说：“总的说来，文森特和我很少有看对眼的时候，尤其是在绘画方面。”最终，高更宣布：“我必须得前往巴黎，文森特和我无法和平共处，我景仰文森特的非凡才智，就此离去，分外痛心。但离开是绝对必要的。”

高更要离开黄屋子。此时，提奥也宣布自己要向一位女士求婚。我们的画家感觉自己被抛弃了。接下来，简而言之，他经历了一场精神崩溃。精神崩溃的结果是，他拿起剃刀，割下了自己的耳朵，然后包起来，四处去寻找高更，但最后只是送给了一个妓女，留言是“别忘了我”。毫不奇怪，他被送到了阿尔的医院。而且，如果你是文森特·梵高的邻居，你对此事会持何种看法？在出院之后，他又几次被警察从黄屋子中带走，送到医院。

在这种情况下，选择进入雷米的圣保罗精神病院反而成了对这位天才最好的保护。在圣保罗，文森特·梵高不再有对他充满敌意的邻居，这里所有的病人彼此都非常友好，这些病友甚至都愿意做他的模特，这是文森特·梵高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情，在此之前即使他在付钱上很慷慨，也总是无法找到足够多足够配合的模特。

“作为艺术家的文森特第一次可以在公共场所作画，而不受讥讽与骚扰。在以高贵礼仪而著称的海牙，人们朝他吐吐沫；在钮南，人们驱逐他；在阿尔，人们向他扔石头。然后在他度过了大部分时光的圣保罗修道院的拱顶花园里，他找到了创作和康复所需的宁静。”两位梵高传记作者写道。的确，他有时候是不能自由作画，那也是医生在发现他病发时会吃颜料之后。当他恢复平静，他就又可以作画。

但是他一直渴望的认可把他从他这一生少有的平静中拉出来了……

1890年5月16日，圣保罗精神病院的医生佩宏在文森特·梵高的病例上写下了“治愈”，当然，是应梵高本人的要求。第二天，梵高就搭乘火车回巴黎去了。短暂停留之后，文森特·梵高去到了奥威尔，在那里，一个懂艺术的医生保罗·加歇负责照顾他。莫奈、雷诺阿、塞尚等画家都接受过保罗·加歇的治疗。但这意味着文森特·梵高要再次回到他之前的作画环境中：充满敌意的路人环绕着他。

离开圣保罗精神病院两个多月之后，文森特·梵高因为被枪击中而死。按照传记作者的考证，文森特·梵高并不是自杀，而是被对梵高并不友善的青少年用枪击中。梵高为了保护那些顽劣的青少年，才会说是自己弄伤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