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利·希克

收藏需要用到脑、心、胃，三者权重不一定相同，但必然是兼备的。瑞士商人、前外交官乌利·希克会同意这个说法。乌利向来超前，他在1970年代末成为首个与中国政府建立合资企业的西方人。后来到了1980年代中期，他被任命为瑞士驻华大使。然而这一次吸引他的是中国创造的艺术品，这成为其生活的重心。

▲ 赵半狄《中国湖C》，2015年，图片来源：randian

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他创造了全世界最大、最庞杂的当代中国艺术收藏。在怀着满腔激情的同时，他的行动是有明确侧重的。对他来说，这是一个理解他所身处的新社会的过程，同时也亲眼见证了一派全新艺术图景的诞生。正如他对香港艺术网站 Ocula 所说：“我是个天生的研究者，幸运的是我有能力买下自己的研究成果。我在中国的身份是商人和外交官，因此我总是能够把作品放入到语境中，不只是在艺术里，也在中国社会里。”

▲ 乌利·希克在邵帆的绘画《月兔》旁，摄影：Karl-Heinz Hug，图片来源：M+

但是他告诉我，要想做一名高效的收藏家，一个人必须同时运用自己的情感和理性。“有侧重点并不表示这是完全理性的，只是一个深思熟虑的过程。这里面同时也包含着直觉。事实上如果没有好的直觉，你永远不可能建立一个好的收藏。你的本能会对一些打动你的特殊视觉符号做出反应，尤其是在一开始。但如果你是一个成熟的藏家，那么思考也会很重要，你需要考虑得更周全。即便是我们所说的直觉也应该加以分析。“比如为什么我们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呢?到了一定时候，你需要开始反思你的直觉——纯粹的本能反应本身可能是错的。”

伊戈尔·楚卡诺夫

伊戈尔·楚卡诺夫是全球首屈一指的俄罗斯战后艺术收藏家。他的收藏包括了约50位艺术家的逾400件作品。和希克相像的是，他以一种机构的姿态进行收藏，完全采用系统的方法。不过，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是非常饥渴和急躁的。

“2000年在纽约，我从我的朋友阿纳托利·贝克尔曼(Anatoly Bekkerman)那里买到了第一件艺术品，他是1970年代从莫斯科移居纽约的经销商。那个时候我想要快速建立起一个收藏，因此两年里买了35到40幅画，全都是20世纪初的俄罗斯艺术。但是我很快意识到，高水平的东西都在博物馆里，相比之下我买的都是二流甚至三流的作品。”自此，伊戈尔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兴趣点，决定侧重20世纪下半叶的俄罗斯艺术。他一丝不苟地执行了这个策略。

▲ 伊利亚·卡巴科夫《假日1号》(Holiday #1)，1987年，图片来源：The Tsukanov Art Collection

“我原来是搞科研的，因此会从科学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我认定了自己的目标和方法论，明确了我的资源——我能拿出多少钱去实现这个目标?我专注于购买没有被博物馆看上的所谓‘地下’艺术。通常这种作品都是由外国人带出俄罗斯的，尤其是记者和外交官，尽管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把作品带出国是非法的。”

“到了2005年前后，这类艺术有市场了，价格开始涨。多数作品都在欧洲、亚洲和美国。”伊戈尔会从专营俄罗斯艺术品的精品拍卖行 MacDougall’s 买一些东西，不过多数重要藏品都是没有进入公开市场的。

▲ 斯维特拉娜·科皮斯蒂安斯基(Svetlana Kopystiansky)《故事》(Story)，1989年，图片来源：The Tsukanov Art Collection

“我只能去搜寻持有作品的人，基本上都是1960、70年代在莫斯科的退休外交官，我会跟他们做交易。我在波士顿遇到过一位女士，因为间谍丑闻两次被逐出莫斯科。她在那里总共生活了15年，有三、四十件东西被我买下了。”

伊戈尔虽然起初是一个草率的藏家，但已经能够沉住气，有时候会为了得到一件合适的作品等上几年。他不仅在追踪潜在收购目标时注重科学，还在买下什么、放弃什么的决策上十分循规蹈矩。“我用来摆放作品的空间有限，所以需要精挑细选。我买的都是对这个收藏至关重要的作品，时间最晚到1990年代。我不会仅仅因为喜欢而买下某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