涅利画作《悲伤的圣母》。涅利是16世纪的意大利修女，通过自学习得绘画技巧。她的作品大多是宗教题材，且许多都是大尺幅创作，在当时，创作巨幅作品对女性而言十分罕见。
米开朗基罗、达·芬奇、波提切利、缇香、涅利，皆曾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如果最后这个名字让你感到有些陌生，那你还是可以被原谅的。Plautilla Nelli，她的圣经题材绘画是充满美感的佳作——就像和她同时代女艺术家的作品一样。但是，在和父权制本身一样古老的历史书写中，她没有被书写进任何一本文艺复兴史。涅利被视作一个仅仅懂得挥舞画笔的修女，遗弃在了艺术史之外。

在涅利出生的500年后，今年三月，佛罗伦萨的乌斐兹（Uffizi）美术馆准备举办首次涅利作品展。乌斐兹美术馆表示，这次尝试是想要开始纠正艺术收藏领域中的性别失衡，而这种不失衡仍然存在于世界上各个主要的艺术收藏馆之中。乌斐兹美术馆作为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美术馆之一，正就此做出重要的态度声明——如果这还不算太迟的话。

英国的艺术品收藏情况同样令人沮丧：女艺术家的作品仅仅占到苏格兰国家画廊（National Gallery of Scotland）藏品的4%，惠特沃斯美术馆（Whitworth Art Museum）的20%，泰德现代美术馆（Tate Mordern Gallery）的35%。而在过去十年的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上，代表英国参展的女艺术家只占到33%。

2015年威尼斯双年展上日本女艺术家盐田千春的装置作品《手中的钥匙》”（The Key In The Hand）。红色的线充满整个房间的天花板和墙壁，线上串着全球收集来的5万把钥匙。

这种性别失衡是系统性的，不单是在公立机构中明显存在着巨大差距，在几家最大的英国或国际商业画廊也长期如此。《卫报》收集的数据显示，在过去十年间，男性艺术家举办的个展占里森（Lisson）画廊全部个展的88%，豪瑟&沃斯(Hauser&Wirth)画廊个展的71%，占高古轩（Gagosian）画廊全部展览的88%，白立方画廊展览的76%，维多利亚米罗（Victoria Miro）画廊的59%。

我们很有必要了解艺术界这种性别偏斜所造成的影响。这些其分支跨越大洲的大画廊是全球性的艺术风尚制造者，他们打造出最炽手可热的艺术家，出钱资助他们的的艺术创作，并把他们介绍给全世界最富有的收藏者。时至今日，被我们看作最有价值（在金钱和文化意义上）的艺术品仍然几乎全是男艺术家的作品。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被认为最大最有价值的美术馆，都是拥有特纳、马蒂斯、梵高和毕加索、波洛克、孔斯等等这些人作品的地方。我们很难说出能与如上几个男艺术家分庭抗礼的女性的名字，这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已故女艺术家的作品拍卖纪录也很能说明问题。有史以来作品最高拍卖价格的女性纪录保持者是乔治娅·欧姬芙（Georgia O’keefe），她的画作《曼陀罗/白花1号》（Jimson Weed/White Flower No.1》以0.44亿美元的价格售出，但这仅仅是次年毕加索的天价作品《阿尔及尔的女人》（Les Femmes d’Alger）售价（1.79亿美元）的四分之一。

2014年，女性艺术家乔治亚·欧姬芙（1887-1986）名作《曼陀罗/白花1号》在纽约“美国艺术”专拍中破女性艺术家作品的拍卖纪录，以44,405,000美元的价格成交，远超此前任何女性艺术家作品拍卖纪录的三倍之多。欧姬芙的绘画作品是1920年代美国艺术的经典代表，以半抽象半写实的手法闻名。

毕加索作品《阿尔及尔的女人》

尽管如此，在Artfinder网站（一个有9000名独立艺术家参与的线上画作交易平台）上，女艺术家的作品却比男艺术家的卖得更好，并长期居于最受买家欢迎的作品行列。在这里，每售出价值100万美元的男艺术家作品时，同时售出的女性作品则价值116万美元。为了就此引发一番讨论，Artfinder公司已经发布了一份艺术界性别平等问题的报告，矛头直指那些在艺术界位高权重却怀有性别偏见的机构。

在国际艺术界，可能正发生着转变，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几家最大艺术机构女性领导者的功劳。今年，Maria Balshaw将会成为泰德美术馆的第一位女馆长，而泰德现代美术馆的现任馆长France Morris自2015年上任以来，就一直大胆支持女性艺术家。泰德现代美术馆的永久藏品中已经有了335位女艺术家的作品，尽管这个数字比起男性艺术家的959来说“仍然不够好”。

Maria Balshaw，泰德美术馆即将上任的首位女性馆长。

去年夏天，在泰德现代美术馆的增建部分“开辟室”（Switch House）开始对外开放时，Morris决定将一半的个展展厅用于女艺术家，例如Louise Bourgeouis，Ana Lupas 和Suzanne Lacy——这绝对是为一项颇具影响力的举动。

“我们开始用心反思我们的藏品都是什么、我们是如何将收集它们的，以及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Morris 说，“我认为，我们关于“开辟室”的安排决定其实非常自然，我们没有要把这当成是一种商业炒作，或者就是为了多么张扬的反歧视——这单纯是对女性杰出作品的展出，同时也是为了纠正性别不平等的努力，就这么简单。我的很多同僚都说，这对她们而言‘是个很大的宽慰’。”

泰德现代美术馆“开辟室”中女艺术家Louise Bourgeois作品的展厅。

Morris先后担任艺术馆馆长和画廊总监，她长期负责泰德现代美术馆不断增多的女艺术家个展，包括Marlene Dumas，Sonia Delauney，Mona Hatoum和Agnes Martin等人的展览。对Morris来说，泰德现代美术馆步向性别平等的关键，就是把美术馆从艺术市场这个由金钱驱使的怪兽手中解放出来。毕竟，如果主要的艺术机构继续仅仅购买和展出那些能在当下拍卖中竞得高价的一时之作，女艺术家就将一直得不到认真的审视。

Mona Hatoum作品《单人牢房》（Cells，2014）

Morris不认为泰德现代美术馆的收藏和展出决策应该受到市场标价的任何影响。“我们真的必须停止以‘如何在艺术市场捞金最多’为根据来推动艺术品的创造了，”她说到，“有些言论说泰德现代美术馆的藏品价值不高，因为他们以最新的拍卖状况或者纽约现代艺术馆（MoMA，Museum of Modern Art）的标准来做评判，这让我很难过。那些本来就不是我们所关心的。泰德从来不是仅仅想要建立一个基于消费和私人品味的收藏展示，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那些对公众而言具有杰出性、感发力和吸引力的作品。而也许比我们想象的更多的，这类的艺术作品是由女性完成的。

在公众发声方面，Morris也不是单人匹马。白教堂画廊（Whitechapel Gallery）的总监Iwona Blazwick近年已经推出了多于男性的女艺术家个展，包括最近“游击队女孩”（Guerilla Girls，一个组建于1980年代的行动派艺术家团体）的展览，由此挑战艺术界中女性的黯淡形象。

回击艺术界的性别歧视！图为女权主义朋克艺术家团体“游击队女孩”。这些戴着猩猩头套的女性30年来始终致力于反击艺术界的性别不平等现象。

“只有很少的女人可以靠做全职艺术家谋生，今日依然如此，”Blazwick说，“这类女性在数量上有所增长，也涌现了一些非常杰出的女艺术家，但这个努力过程一直漫长而艰难。不过，我还是会说情况是有所变化的，女艺术家和她们作品之间‘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终于处于要被打破的状态了。”

蛇形画廊的总监Hans Ulrich Obrist也对这类推动表示支持，他在去年被提名为艺术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在策展时）我总是会多问问，是否有需要被我们重新发现的先驱性的、令人振奋的女艺术家。这也是我们为何能发掘出巴西艺术家Lygia Pape、Phyllida Barlow以及中东艺术家Etel Adnan的作品。” Obrist如此说到，他谈到的这几个女艺术家后来都在全球最重要的画廊中举办了个展。

Lygia Pape艺术作品《除数》（Divisor，1968-1985）

商业画廊是否正在经历一个被重估的阶段还有所争议。Susan May，白立方画廊的艺术指导，承认“遍及艺术界的性别不平等是一个我们很多人都有所认识的问题，大家都需要找到改善现状的办法”。白立方画廊将会对外公告即将开放的几个个展，分别是为四名女艺术家和一个由30位女性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组成的组合举办。

另一方面，豪森&沃斯画廊去年决定以一个女性抽象雕塑展作为他们新画廊——LA 画廊的开馆展览；五月，里森画廊以古巴女艺术家Carmen Herrera的展览开启了其在纽约的第一个画廊。Carmen Herrera多年来在默默无闻中创作，Gifford-Mead说：“Carmen绝对是抽象艺术运动中异常杰出的一位的艺术家，还有Ellsworth Kelly 和Barnett Newman，但她们完全被忽视了。所以，和她一起工作的机会——尤其在她还在世时——以及修正艺术界一些错误的机会，对我们来说实在非常可贵。”

Carmen Herrera（1915-），上世纪40年代开始创作，但默默无闻了近70年，直到89岁时才卖出人生第一幅画作。她在巴黎接触到抽象艺术，作品奉行极简主义精神，用色鲜艳，具硬边绘画风格。

2017年，里森画廊将要展出的艺术家过半是女性。“我们知道在艺术圈存在着性别不平等，但却不知道这种不平等状况是如此严峻。过去一年中，这是我们画廊在认真考虑的问题，也是我们正致力于恰当、迅速修正的问题。”

影响力与商业画廊等量齐观的大型拍卖所也正在做出努力。这个月，苏富比拍卖行将会举办Louise Bourgeois和Yayoi Kusama的联合展览。这两位20世纪女艺术家的作品都曾拍卖出上百万美元的高价，这也使她们在业内名声大噪。

艺术家 Yayoi Kusama作品，展示于泰德现代美术馆“开辟室”。

对那些为数不多但长期以来为女艺术家博取一角的画廊来说，这确是一个宽慰：艺术界终于开始调整其性别分配的边界。例如Jane Hamlyn，弗里斯街画廊（Frith Street Gallery）的总监，已经在数十年中不遗余力地支持着像Marlene Dumas，Cornelia Parker和Fiona Banner这样的女艺术家。

Marlene Dumas系列作品《为自己造墓碑》（Measuring your own Grave），2008年在迈阿密当代艺术博物馆展出。

只是我们难以预测不可倒转的变化多快会到来。英国公立画廊正面临艰难的财政危机，对私人与商业资金越来越大的依赖使得性别平等仍然不会是未来被最优先考虑的问题。围绕着如何最好地去回顾和填补我们对历史上女艺术家作品的收藏缺口，争论也在持续发酵。女艺术家能简单地被“重新植入”艺术史吗？

对眼下来说，无论如何，真实的、地震式的变化正在发生，而且不仅发生在全球性的大型机构中，也在规模较小的独立商业画廊里。而新一代的女艺术家们——她们中很多人已经开始在网络、视频界和虚拟平台跨界工作，而这些都是传统实体艺术市场难以把握的领域——终于有了一个不把她们看作“风险投资”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