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向戏曲转化的民间舞及“家乐舞蹈”—明、清时期的舞蹈

第一节 明清的民间舞及“家乐舞蹈”

明 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意识的抬头，是民间舞蹈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条件。而反映民间习俗和生活、给人们以欢快的娱乐和美的享受的民间舞，则是极富生命力的。自宋以来，民间舞蹈如异峰突起，占据了乐棚瓦舍，至明清尤盛。明清时代，不但宋代的《扑蝴蝶》、《狮子舞》、《大头和尚》、《耍和尚》、《跳钟馗》、《跳 魁星》等节目仍在街头演出，相沿成习，而且由于明代众多的长短篇小说如《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金瓶梅》等的影响，民间舞蹈中出现了“梁 山好汉”和“三英战吕布”“安天会”等节目，内容更趋丰富多样。

明清时期，每年从正月春节开始，一年中很多节日都有民间舞蹈活动，或称“社火”，或称“走会”，近世更称“花会”。明代春节的活动，谓之“行春之仪”，起 源很早，传为周公时“制立春土牛”，此后迎春、迎芒神都是祈丰收、劝春耕的风俗。社火队中有各阶层各色各样的人物，或戴胡人假面，或饰观音，或以金蟒缠身 装神弄鬼。脍炙人口的《迎春歌》（明人袁宏道作）对此叙述甚为详尽，如：“罗额鲜明扮彩胜，社歌缭绕簇芒神。”表现的是一群戴着透额罗的少女，唱着歌簇拥 芒神出场。扮作长官和太守的人饰着绯红金带，携着斗大的官印。乌纱上簪着宫花，此时青奴跪着献上一组《采莲船》，即宋代的《划旱船》，由着白衣的歌童毛女 来扮演。下面是戏曲艺人的表演，即所谓的“梨园旧乐三千部，苏州新谱十三腔”。下面的节目，是演员扮作胡人戴着假面正在耍着杂技，做些虎跳之类的动作，为 他伴奏的胡人着窄衫绣裤的胡装在捶大鼓，金蟒缠身的神鬼却伴着端庄慈祥合掌而舞的观世音菩萨。明代《舞观音》极为盛行，明人顾启元《新曲苑》和明小说《金 瓶梅》都曾谈到了此舞。

最能反映明代民间舞盛况的莫过于明代画家仇十洲绘的《南都繁会图卷》，正如宋代《清明上河图）那样，它绘出了明代南京都市的繁荣，尤其对民间“社火”有着 翔实而生动的描绘。整幅画面万商云集，铺面兴隆，人群熙熙攘攘，社火队这里一组，那里一伙，充满了节日气氛。有一队从农村向城市涌来的社火队，连亘数公 里，打头的一队《生肖舞》已走在南都的中心，一队小儿头梳抓髻，手持狗兔等十二生肖向北而舞，北面一队骑十二生肖中的羊、猪、马、牛四头牲畜，下面还踏着 高跷，手持刀、枪、叉、金钱棒，边对打边行进。明代与宋代不同处是武术进入社火队，在四畜夹缝中露出两小儿执兔形道具在旁跑跳。接下来是乐队，有的打太平 鼓，有的敲锣，下面为一组高跷，共五人，有人头戴牛角，着戏装踏跷敲锣，四人对打，其中一个似执霸王鞭（或棍），一小儿踏跷，举长柄大蒲扇，扑向一小儿甩 出的蝴蝶。一小儿举小棰，后面紧跟白衣女子和一随从，再后面一组全着官服。接着是间隔打出四面安天会的旗帜。最后为一面三角形大旗，上写“水浒”两个大 字，紧跟着是举着刀、枪、剑、戟的梁山好汉，随着浩浩荡荡的社火队从农村向都市走来。充分地表现了民间社火的盛况。市中心一四梁八柱的凉亭，上面写“鳌山 ”两个大字，亭顶第一层为童子持灯笼，上写“长命富贵”等字样。第二、三层则为带有佛光的菩萨。这就是《东京梦华录》中谈到的元宵节汴梁（开封）街头的鳌 山，鳌山为制高点，取独占鳌头之意，惜无宋代形象传世，明代有此长卷保存，弥足珍贵。在挂有古今字帖招子的下面有一组舞蹈是明代甚为流行的《百蛮进宝》，大象驮着宝物，两童子头顶礼品，两童子擎鱼灯，立于街心的一队高跷八人，一人擎长旗，上书“淮安地戏”，扮《大头和尚戏柳翠》一组演得正红火。另有两人扛 起长旗，亦书“淮安地戏”，最后跟一官人，图的右角狮子郎执球戏狮，两头狮子在一胡人的催促下正欲上场，至此各类民间舞荟萃南都的盛况尽收眼底。

民间和宫廷舞一直是相互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在明代尤其明显。帝王把大量歌舞引进宫廷演出，是极普遍的。《明宪宗行乐图》（历史博物馆藏画）就是 极生动的例证。明宪宗朱见深在位23年，《明宪宗行乐图》为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名画，主要绘元宵佳节民间社火队进宫演出的盛况。行进队伍打着有流 苏的灯笼，一男子手擎方形大旗，上写“天下太平”四个大字，每组乐舞以一面大旗相间隔，第一组提灯人后一人宽袍大袖，左手持剑，右手持碗，为民间著名的神 祇张天师驱邪。身后一中年男子着官服，扮作状元模样，吸右腿，左手在上，右手在下，甩袖起舞，身旁一人肩扛一枝极为夸张的大笔，疑为“状元及第”或“状元 游街”，旁一大头和尚，袒胸露腹，正举左手扬袖起舞，即《耍和尚》。后有乐队拍板一，横笛一，鼓一，最后一人手推彩球。下面一组由一人持旗带头，四位英 雄，各持兵器，均乘坐骑，实际为把马系于胸前身后的《跑竹马》，内容可能为《三英战吕布》，刘备持双股剑，关云长持青龙偃月刀，张飞执丈八长矛，吕布执方 天画戟，以锣伴奏，执锣敲击的男子站在高高的台阶上。下面一组为“胡人献宝”，一胡人牵一头狮子（人扮）。四胡人随后，其中有二胡人头发卷曲，着靴，每人 手捧宝盘，上有珊瑚，象牙，另一人肩扛珊瑚，一中年胡人捧手鼓边敲边舞，接下去一组，一人举长旗，上书：“庆贺元宵节”，乐队五人辄筝（乐器，明代始 见）、拍板、琵琶、竽、管，一官人手持加官（冠）画像，身后为“麒麟送子”：一鬼怪抱一裸体小儿，并手擎长竿，上挂灯笼，其上流苏和倒“麟”字迎风招展。麒麟为吉祥仁义之兽，常用“麟子”称赞他人聪明的孩子，衍化而为“麒麟送子”，倒“麟”字为麟子到了的吉祥话。最后是钟馗殿后，只见他宽袍大袖，双手执 笏，后随两小鬼，一捧宝剑，一捧葫芦。最早“麒麟送子”的形象是唐吴道子绘的“送子天王”，天王气势雄浑，牵一奋迅奔驰的麒麟，上坐一小儿，明代用倒“麟 ”字，清代则衍变为女性的送子娘娘或天仙骑麒麟送子。这在民间年画中屡见不鲜。

社火队在殿前表演的一部分是杂技表演，一张方桌上，一人半躺，双足上举擎一竿，竿上一小儿持三角小旗，绕桌有四乐队，二持旗子，右一击鼓乐人，左二人击 鼓，一人拍板，另乐队三人为一倒立的杂技艺人伴奏，乐器以鼓、笛、拍板为主，这种乐制自宋至元、明、清灯节等民俗活动中均沿用不变，因其运用自由方便，此 后化为“十番鼓”，仍以以上三种乐器为主。清代灯节或迎神赛会，民间各种舞蹈技艺组成的表演队伍称为“走会”，在宋代舞队、明代社火的基础上，清代的走会 又有所发展，很多武术节目和民间舞蹈同时演出。保留至今的清代《北京走会图》，全套共有48幅，计《中幡》、《天平》、《旱船》、《杠子》、《花砖》、《开路》、《花坛》、《双石》、《小车》、《扛箱》、《地秧歌》、《少林》、《花钹》、《狮子》、《高跷》、《胯鼓》、《石锁》、《五虎棍》等。

《旱船》、《地秧歌》、《狮子》、《高跷》、《胯鼓》、《小车》舞蹈性强，至于《地秧歌》，清人吴锡麒、项朝棻认为即南宋之《村田乐》，“所扮有花（或作 耍）和尚、或作花公子、打花鼓、拉花姊、田公子、渔婆、装态货郎，杂沓灯街，以博观者之笑。”其中各色行当俱全，共12人，有花公子、老渔翁，打花鼓，打 花棍，提花篮（童子）等，此种格局一直相沿至今。

山西襄汾县丁村明、清时代民居，门廊上的社火雕刻，技艺绝伦，人物栩栩如生，应属明、清民间舞木雕之精品。其中有一套二进四合院，系乾隆五十四年 （1789年）的民居，门廊明间通栏雀替，高30厘米，长257厘米，自西向东，以中间福寿之神为中心，左右雕有8组民间舞。

第一组：《竹马》。二童子一戴圆顶帽，一戴瓜皮帽，着兜肚，长裤，各执一软长竿，骑于胯下，相对作《竹马舞》。

第二组：《风筝》。大小二童子，右侧大童子曲双臂放风筝，左侧小儿回头凝视空中，上方雕一大蝴蝶式的风筝。

第三组：《跑驴》。一穿官服戴冠男子，右手执笏，左手前指，身上绑一毛驴，右上方一总角童子左手前指，似为牵驴者。

第四组：《狮子舞》。二人扮狮子，四蹄皆着薄底靴，狮子披毛甩尾作怒吼状，后上方为耍狮子的狮子郎，着紧身裤，束腰，胸佩“半两”铜钱挂锁，一绣球正在右肩滚动，二童子敲锣鼓伴奏，三童一狮，紧锣密鼓声中，互相交流，热烈和谐，气氛浓郁。

第五组：二神端坐，其一捧桃，另一端坐的为福寿之神，福寿神左侧为第六、七、八、九组。

第六组：已残缺。

第七组：《大头和尚戏柳翠》。童子戴和尚大头，胸挂特大念珠，身披袈裟，童子顽皮地在将大头推向一方，露出自己的脸，眼睛凝视下方的柳翠，柳翠头部已缺，着百褶裙，外罩长衫，腰间束带，左臂下垂，手拿汗巾，足登薄底靴，显系男扮女，二人互相交流，配合默契。

第八组：为四童子演出《破缸救友图》。

第九组：已残缺。

该建筑门廊斗拱有七处，在斗的欹与拱部，雕有不少民间舞蹈图，如：

《天官赐福》：这在民间舞中经常为第一个出场，是单人表演的祝贺节目。一人着官服，戴乌纱帽，三绺长髯，手持展开的“天官赐福”条幅，天官为道教三官之一，为赐福之神。

《胡人戏狮》：这是一幅气韵生动，构图奇巧的“戏狮图”。胡人浓眉圆目，似哈萨克族，戴卷沿虚帽，颈饰缨络。着长袍紧裤长靴，左腿向前跨步，右手上举，手持物已残，仅留一柄，抛出绣球，正为狮子奋迅扑捉，紧张热烈。

《和合二仙》：二人头饰装束相同，着莲蓬纹和云纹袈裟，系腰带，袒胸露腹，紧裤赤脚，满面春风，各持荷花，相互搭肩，举左右脚而舞。和合二仙的原形是唐代 “万回僧”，他万里寻兄，当日返回，故号“万回”，由家人和合，衍化为婚姻和合之神，有的一人持盒，一人持荷，此处雕刻二人均持荷花，亦谐音为和合。

此外，明清还出现有《刘海戏金蟾》的民间舞蹈。蟾即蟾蜍（三足蛙），谐音为钱，有时戏蟾，有时即戏钱。刘海，为道教全真道北五祖之一，传说他曾托名为大姓 家服役，汲井得一三足大蟾，以彩绳系之，背蟾逃走，此后民间舞出现刘海以金钱戏三足蟾，为吉祥之兆。陕西汉中文物局保存的《刘海戏蟾》石刻，为儿童舞蹈。

与宋、元不同，清代的《抬阁》和《高跷》增加了人物和故事，戏曲进入《高跷》行列。清代天津《天后宫过会图》中有《判官送妹》（即《钟馗嫁妹》演变而 成）：在天后宫扫殿会旗下，十六人抬着仙阁，阁上判官骑牛，执棒，棒上立一撑伞小鬼，最下层一小鬼挑挑子，一头为箱，一头为剑。一小鬼捧宝瓶，中间杜公子 持折扇，在几前秉烛夜读，小妹乘双轮车。《高跷》接在《判官送妹》之后，四面“河东大寺”旗帜，四面“河东大寺高跷会”旗帜引导在前，二十二人高跷队，扮 演各种角色，打头的杨五郎，戴大念珠，手持双棒，还有老渔翁捉鱼，白蛇提线，丑公子扑蝴蝶，樵夫担柴，僧人敲木鱼，打花鼓二人文打，二人武打。

天后宫走会第四起为狮子会，灯笼旗帜上面部分有姜家井捷兽云狮老会，锣鼓喧天，三头巨兽摇头摆尾舞得酣畅，天津风俗，有所谓“狮子摇头万兽惊”，用以辟邪、祈福。

元宵灯节，人提花灯，可做出各种变化，清姚燮《今乐考证》说：舞灯时，“每人持花灯二，上场一十二人，应节盘旋，颇怵心目，其法有三十六变”。所谓三十六 变是指持灯的队形变化为“双龙交会”“倒连环”“四象生八卦”“鸳鸯阵”“方胜”“喜重重”等。其灯之名目很多，有鹅灯、鱼灯、八卦灯、凤凰灯、蝙蝠灯 等。另外，《生平乐事》（无款）、《灯辉绮节图》（无款）描绘的是灯节儿童的欢乐。一少女提《魁星点斗》，魁星立于鳌头上吸右腿金鸡独立，手执笔，有北斗 七星围绕。

清初著名文人曹寅以“柳山居士”之名著杂剧《太平乐事》，表演时十出有九出都有乐舞。如第一出为《花灯舞》，第四出为（太平有象》，是各国王子献宝舞，可 以结合《南都繁会图卷》互相印证。特别是第八出为日本民间舞，有扇舞、舞花篮、舞灯等。这说明清代与东邻日本的交流虽逊于唐代，但民间仍有不少往来，乐舞 交流仍在继续。

自汉至唐宋以来，贵族、地主、富商、士大夫私人蓄养“家乐”形成风气，而明清尤甚，它是专供一家或一姓使用的。演员多为“家童”性质，主人延师教歌舞、戏 文，除歌舞演出外，也供驱使，如《陶庵梦忆》的作者张岱，是浙江大地主，先后养过很多戏班。当然，也有数人合资组成班子的。阮大铖也自养自训戏班演出《燕 子笺》等。明清可谓“家乐”的鼎盛时期，尤其南方江浙一带，即所谓“千家养女先教曲，十里栽花算种田”。崇祯年间，周文江曾送女乐十二人于马士英，名伎陈 圆圆最初是田琬的家伎，看了陈圆圆的表演令人“欲仙欲死”。南京市博物馆藏清光绪《仿明五彩人物坛》上有女乐一班，看来是纯以歌舞为主的一种，为某家庆寿 典礼上的女乐舞蹈场面。桌上摆二盘仙桃，两家伎执长柄扇，中立一家伎向左侧手执拂尘。前部中一独舞者，面貌姣好，身段窈窕，翻袖起舞，飘飘欲仙。服饰为敞 领宽袖，袖中又出长袖。

明清家乐中还有舞童，富豪仕绅也有蓄养优童和舞童的习俗（清黄邛《锡金小识录》）。明人郑仲夔《耳新》卷五谈到吴地张氏三弟兄中的张献翼家中就有舞童一 班。张献翼喜欢穿红衣，本人特妙于歌舞，亲自编导调教。并著有《舞经》，惜已失传。江苏大封县刘庄1958年出土的晚明“青花婴戏瓷罐”上有四舞童表演的 画面。南京市郊出土的“青花婴戏墩子碗”，碗的四周有舞童分三组起舞的画面；而碗底中央有两舞童双举袖而舞的场景，这些，分明是家班舞童演出的情景。明时 家乐中还有来自西域的男女舞者，清人毛奇令在《明武宗外纪》中说，都督吕佐家有回女，善西域舞，有十二人进宫为武宗歌舞，通宵达旦。此外，在山西朔县也出 现了家乐胡乐伎人的三彩俑，亦称“法华伎乐俑”三彩俑所表现的伎人虽都来自西域，但却是不同民族的人，脸形不同，发式各异（有的戴卷沿虚帽，有的把头发束 于头顶），包括维吾尔、哈萨克、俄罗斯等民族。可见家乐非指汉族伎人，也包括少数民族。

清代富贵之家，文人雅士仍有蓄养家伎之遗风，清乾隆间的浣梅影居士，调教歌舞伎人十二名，并为其立小传名《天台仙子歌》，十二人中以八仙子蒋翠羽最为聪 慧，擅长袖舞垂手。清代任熊在题为“絮才瑟弦小冯舞”的诗意图中，描绘了一家伎的表演：一家伎飘带萦绕，长袖翩翩，御风而舞，颇有神韵，可视为清代家伎之 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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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中国舞蹈艺术史图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