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结合由2008年奥运会所带来的中国印热，本文从中国印学发展史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印章的起源与上古契刻传统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进而论述了秦汉印章在我国印学史上的地位、艺术价值以及其辉煌的原因。在以辩 证的历史唯物观对进入晦暗时期的隋唐宋印章作出公允评价的同时，也探讨了唐宋审美意识转变对实用印章与篆刻艺术分野的重要影响。在论述了明清几代篆刻大师 在“印外求印”道路上的探索之后，对清末民国印坛的状况和各派的印风及其在当今印坛的正负面影响也作了评述。尤其对乔大壮、蒋维崧一脉将大篆、古籀、金文 入印的开创性给予了充分的评价。

2008年奥运会会徽在北京一经问世，便以其简练明快而又蓄意深远，厚重高古而又不失灵动潇洒的风貌博得世人的惊叹。因为这会徽不仅仅是一个图案，它更是根植于中华深厚文化土壤的一朵奇葩。而且也只有在绵延三千多年象形文字的中国、书法之风代代激扬的中国、金石之韵绵绵不息的中国，才能让这朵奇葩夺目四海，溢芬宇内。

一、大器初成

印章的使用历史从我国的考古遗存来看，可以上溯至3000年前的商代，如九十年代在湖北长阳香炉石遗址的商末周初地层中出土的两枚陶质印章便是实证[1]。其实早在大汶口时期的陶器上就已有了锲刻符号；殷商时甲骨上的锲刻卜文和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虽非印章，却也间接地说明了印章的产生是与我国古代锲刻的传统相承的。

考诸《周礼》其地官司市条“凡通货贿以玺节出入之”；秋官职金条“辨物之美恶与其数量揭而玺之” 的记载都说明印章是古代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对于征信功能需要的产物。刘熙《释名·释书契》条载“玺，徙也。封物使可转徙而不可发也”，虽未必是玺之本 意，但却道出了早期玺印的功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季武子取卞，使公冶问玺书，追而与之”，说明最迟到春秋后期，印章就已由经济而推广到政治上。进入战国时期印章更是大量应用，甚至扩展到器物记名、金币专用、标准量器等，从而形成了中国印章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此时是通用篆书的时代，加之篆书易于 镌刻。后世沿用其传统，遂为篆刻艺术”[2]。这一时期不仅印面大小的差别较 大，印章形式也较为多样，除圆形、方形、长方形、长条形外，甚至还有曲尺等形。印制工艺凿铸并举；印文朱白兼有，但因求制作之简便故白文居多。同时印文写 法多样，笔画圆曲宛转，结体象形的图画意味浓厚，自然生动富于动态美和节奏感，布局活泼自由，穿插灵活，故其艺术风貌参差错落而又空灵奇险，为后世所心 折。

二、风规日隆

秦汉时期是我国实用篆章的鼎盛时期，二者前后相继，共同完成了中国印章艺术黄金时代的缔造。秦灭六国之后，统一了文字，小篆成为通用的书体。同时在印章制度方面也作了严格的规定，自皇帝而下玺印分明，等级 森严。从此玺成为皇帝所专用，并成为封建时代最高权力的象征，国之重器。秦代官印私印通用小篆，多阴文。“笔画圆转流畅，结体秀美奇峭，具有灵动活泼的气 势。又加以田字或日字界格，更于规整之中呈稳定和谐。同时朱白互补，通过刻底、留白使块面与线条交错，形成视觉的平衡感”[3]。而表现出来的自然质朴、古雅俊丽的面貌，比先秦古玺更趋于成熟。

秦亡虽忽，而其风也远。就印艺而言，也为汉印走向我国实用印章艺术的顶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其社会稳定、经济发 达、疆域辽阔，使得汉代艺术总体上呈现出高古典雅、大气磅礴的特征。汉代印章艺术也正表现出了同样的气质。“西汉早期印承秦制，尚未形成自己的面目。直至 中后期才走向成熟，形成了自己稳健遒劲、清朗高雅的风致。东汉则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印貌更加雄强凝重、气度开阔”[4]。

汉印的印文仍采用小篆，但又与秦篆有所不同。由于“汉代社会经济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文字在秦篆的基础上也已不断演进，隶书发展了起来。除了一些重大庄严的场合外，篆书已从日常的书写中逐渐退出”[5]。汉印用篆正是根据时代审美习惯和印章造型的需要而改造成的摹印篆。这是一种将秦篆按“六书”的规则，在笔画上加以合理的简化及方正化的处理的篆书，“以平正方直为主，近隶而不用隶之笔，绝出周籀，妙入神品”[6]。具有“结体工整，气势浑厚明快，质朴自然，仪态安定的特点。行之于印，白文则线条粗壮均匀，充实丰满，风格工整大方，形成了具有浓郁的汉代艺术气质的满白印”[7]。同时汉印还有殳篆、鸟虫篆等装饰性较强的字体。它们笔画宛转盘曲，以圆转流动而又婀娜轻柔的姿态将印面安排的均匀丰满。既富丽典雅、妩媚动人，又形象生动、意趣盎然。

汉代印式以方形为主，私印则或长方、或圆、甚或椭 圆、菱形，同时两面、多面、套印不一而足，表现得比前代更加自由丰富。汉印多为铸印，由于时间充裕，字体、篆法、章法布局之设计都较为从容，因此印多工整 细致、结体严谨、端庄匀称。线条方中寓圆，给人以浑厚静穆、质朴壮美的感受。另外由于军事战争需要，还有一些制作较为仓促，直接就印坯凿制而成的急就章。这种未经过多经营的凿印，字体篆法潇洒恣肆，章法布局一任自然。感性多于理性意，一气呵成而不加修饰，使其别有一番痛快淋漓、妙趣天成的趣味。故汉印之一 铸一凿，犹如诗家之一杜一李，各擅其雄而风规流远，垂范百代。

汉代私印中最为卓绝者当推汉玉印。不特材质贵重高雅，技艺工致精良，而且印面造型集中了汉印最优美的形式，表现出了精粹无上的艺术气质。另外与汉代画像砖有着同工之妙的肖形印，也以其简洁大方、生动活泼的艺术造型，表现出了质朴大气而又富于浪漫色彩的汉风，为后世所钟爱。

纵而观之，从三代到秦汉，文字由大篆而小篆而隶书，书法亦一步步走向成熟。与此相行，印章作为一门实用的艺术也“昉于商、周、秦，而盛于汉”[8]。因 此作为我国印章艺术黄金时期的汉印在我国后来的篆刻艺术中具有绝对的崇高地位——为文人治印的兴起与发展确立了永恒的典范。艺术是向前发展的，这一时期的 印章艺术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艺术成就，为后世所难以企及，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此际通用篆书，印人们长期浸淫其中，充分地把握了篆书的艺术特性，所以 往往能如臂使指，无所不当，取得无意与佳而自佳的效果”[9]。相反，后世书体则由隶而楷而行，与篆渐行渐远。故此际之印作为后世所难及，自然之理耳！

魏晋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文字演变。虽然继承了汉印的传统，但流风已衰，汉代的质朴稳健已流向了柔弱纤巧与造作，——汉印艺术渐渐接近了尾声。

三、衰顿.渐变

进入南北朝以后，由于长期的分离战乱，秦汉时期政治 经济繁荣的局面已不再，印章艺术上秦汉印艺也走向了最后的终结。印面趋大、印文乖谬、形制紊乱、工艺草率，艺术上破落不堪。同时由于纸张的应用逐渐普及，与简牍书契相伴而生的封泥印章也随之退出了历史。钤色印章应运而生，为了追求醒目的艺术效果，朱文印章开始成为主流。

“隋唐印面的大小成为区别官职的主要标志之一，因此印面趋大，边栏也逐渐加宽加厚，这样就导致印文笔画纤弱，章法布局更难处理，如此也就为宋代九叠文的出现埋下了伏笔”[10]。就其艺 术性而言，从此走向了工艺化的路子。因此印学史上一般将这一段视为晦暗的时期。其实就印章的实用性而言是有其内在的合理性的。“隋唐时期，楷行草诸体已相 当成熟，而篆书却远远落后。作为政府对民众发布文告的法物——官印，其实用性必然是使其易于为群众所接受。因此采用虽非篆书却比较普及的字体，加以美化入 印是极其自然的”[11]。这个风气一直发展到清代，甚至太平天国的印章以及现代的公章仍是承其余绪。

同样是由于楷行草诸体的成熟，在一些文人与印人的推动下，援引时行的书体入印，遂产生了一种新奇别致的“花押印章”。其始于五代、兴起于宋、盛行于元而延续及明。尤以元代，因蒙古贵族对汉字生疏，故喜欢以花押符号入印，遂成一时盛况。这种花押印有些或状如葫芦、或形似琵琶；艺术风貌上具有笔意浓厚，朴实随意，而又趣味性较强的朴野之致。可以说是综合了书法、绘画的印章艺术。

每一时的风气，都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当要摆脱它的束缚时，其实恰恰是从它的正面影响进入到了它的负面影响中去。隋唐时期印章艺术的最大价值正在于此，它从负面刺激了文人印章艺术——篆刻的产生。由于当时具有较高艺术修养的文人士大夫们不满足于迂阔板滞的流行印风，而开始了对于新 的印章艺术表现形式的探索。于是文人印章艺术的篆刻终于从实用印章中分离出来，逐渐走上了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同时，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唐宋时期我国 审美意识的重要转变。“纳须弥于芥子”，由于禅宗的发展及其影响的扩大，使得“文人士大夫们的审美意识逐渐由以前的向大向外的发展而变为向小向内的追求。表现为反诸内心，小中见大，从有限中生发出无限的审美意趣”[12]。置诸文学则有摩诘之诗；哲学则有程朱理学；绘画则由巨幅长卷变为山之一角，峰之半边，以及以后的扇面小景山水的发达。篆刻以其方寸之间，别有洞天的艺术魅力，必然会吸引越来越多的文人投入到这片艺术世界中来。

从唐代开始，文人士大夫们探索的目光便投向了以秦汉 为主的我国古代封泥印章艺术。如唐太宗的“贞观”连珠印及李泌的“端室居”白文印。到宋代随着收藏的兴盛，文人书画的繁荣，篆刻作品大量出现，如“宣和、政和、绍兴、御书之宝”等皇家用印；文人如“六一居士、山谷道人、雪堂、东坡居士”等字号斋馆印。尤其是米芾，其“祝融之后，火正后人、米姓之印、米亚之 印、米亚”等达八九方之多。据沙孟海先生《印学史》考证米芾之印多为自书自刻，虽不成熟，但毕竟算是筚路蓝缕的第一辈篆刻家了。

元代对于篆刻探索的重要印人是赵松雪和吾丘衍。赵氏在篆刻上力倡古法，吸收玉筋小篆的特点，以圆转之法来矫正当时板滞的九叠文，开创了元朱一脉。“虽不免力薄风靡，无补纤弱，距秦汉风骨尚远。但这种圆转流利的元朱文已足以为后世的篆刻家所取法了”[13]。随着后来者的不断推进，其最终与汉满白双峰并峙，成为中国印坛的两大主流。吾丘衍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学古编·三十五举》，既是对与当时文人探索治印实践经验的总结，也很大程度上指导了后世篆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