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脉络概述（4） |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中国当代音乐文化建设开辟了新纪元。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国策极大地调动了全国音乐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前所未有的巨大热情投入到音乐文化建设各个领域中。由于对外开放政策的全面贯彻，西方一些现代主义的音乐思潮、观念、创作流派、作曲技法及其他形形色色的风格、样式纷纷涌入中国，从而与我们原有的音乐观念发生了本世纪以来第二次东西方音乐文化的大撞击。所不同的是，发生在上世纪下半叶到本世纪初的东西方音乐文化的首次碰撞，是在中国处在落后挨打、中国人民不能主宰自身命运的历史条件下一个被动的历史选择，而新时期的这场中西文化的再撞击，是在中国人民充分掌握了自身的命运、清醒地认识到对外开放是中华崛起、祖国富强的必然需要的条件下一个主动的历史选择。中国人民、中国音乐家有充分的能力和自信，在这场中西音乐文化的再撞击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扬己之长、避人之短，在广取博采、扬弃吐纳的中西辩证互动中，信心百倍地发展我国当代音乐文化。 这场中西音乐文化的第二次大撞击对于新时期我国音乐文化建设的影响是至深至巨的，它几乎渗入到音乐艺术的一切领域──从音乐创作、表演直到音乐教育、音乐理论、音乐出版乃至音乐市场，由此绘就了新时期音乐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的光辉图景。 作为新时期音乐文化建设的两大潮流，“新潮音乐”的强劲崛起和流行音乐的大潮涌动是二十世纪中国专业音乐发展史上两个最重要的音乐现象。谭盾、瞿小松、郭文景、叶小钢、何训田、许舒亚等人的 “新潮作品”广泛吸收西方现代作曲技法，表现我们民族的历史与当代生活，从音乐观念、音乐语言、作曲技法、乐队编制、演奏手法诸方面突破传统，建立起高度个性化的、浸透了现代人求新求异求变意识的现代音乐范式。毫无疑问，这种现代音乐范式，一方面由于它的作品的实际音响迥异于传统审美趣味，显得特别尖锐、刺耳、怪异和艰涩，另一方面它的理论阐述在用语上的激烈、态度上的自由无羁、表述上的高度随意性和逻辑上的不周密，受到了音乐界的一部分领导人、理论家、作曲家的批评，而另一部分领导人、理论家和作曲家对“新潮音乐”的艺术探索、创造精神及其取得的突破性进展给予了肯定。实际上，对于“新潮音乐”的不同评价触发了激烈的争论。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流行音乐问题上。1986年夏举行的“全国中青年音乐理论家座谈会”(兴城会议)和“全国歌曲创作研讨会”(大连会议)，1987年冬举行的“全国通俗音乐学术研讨会”(郑州会议)以及此前的“青年作曲家新作交流会”(1985年冬，武汗め议)就“新潮音乐”和流行音乐的理论和创作诸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探讨和交流，并且推动了这两股音乐潮流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