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原是原始社会拥有较多知识、能歌善舞，传说能交通神人的神秘人物。

　　商殷的巫，与史、卜、贞等同掌占卜的职务，能替鬼神说话，影响国家的政治与国王的行动。《尚书·洪范篇》就讲到商殷的国王有疑难的事情就应该和卿士（高级贵族）、庶民（低级贵族）商量并以巫、史等所进行的“卜筮（shì音事）”定吉凶，“卜筮”的吉凶有决定行动与否的作用。占卜、祭祀时，巫常要唱歌跳舞来配合，所以巫也是商殷精通音乐与舞蹈的人。

　　商代音乐属于巫文明。

　　商原是居住在黄河下游的一个以玄鸟（燕子）为图腾的原始部族。夏末，已进入今河南地区居住，并在汤的领导下灭夏建立商朝。商代在盘庚迁殷前（约前16—前14世纪），尚处于刚进入早期奴隶制的阶段，从郑州二里岗等早商遗址出上的二音孔或三音孔埙看，这个时期的音乐文化并不特别发达。在祭祀等重大场合，往往由巫主持表演本部族的传统乐舞《桑林》和赞颂汤代夏立商武功的乐舞《濩》等等。我国古书《左传》记有一个故事：公元前641年，商王室后裔宋襄公在楚丘为晋侯举行盛大的宴会，晋侯提出要看宋国祖先的传统乐舞《桑林》。这个乐舞，据说由用鸟羽化装成玄鸟的舞师与化装成先批简狄的女巫进行表演。由于它描写了筒狄吞玄鸟卵生商始租契的具体过程，因而使讲究礼法的晋侯看了十分害怕，不得不躲到房中去。商代音乐正因为带有浓厚的原始古风，而显得那么粗野离奇，荒诞不经。

　　商代音乐真正进入文明的盛期，是在定都安阳以后（前13—前11世纪）。出土于安阳殷墟王室墓葬的成组饰有狰狞可怖的饕餮、夔龙等纹样的各类乐器均可为证。这个时期，不仅王畿及其邻近地区，甚至一些偏远的方国，如武丁时进贡“亚弱”编铙的弜国、出有多件青铜大铙的今湖南宁乡与安徽、浙江、江西等地，均已存在相当发达、既有商文化特征又有本地特色的音乐文明。

　　商代后期，乐器的品种已相当多样，制作工艺也很巧妙。打击乐器有多种形制的铙、铎、磬（qng音庆）和鼓等。铙与铎，最早原是原始社会末期象征氏族贵族权力的礼乐器，用陶上制成。现存实物有陕西长安客省庄龙山文化的素面陶铎（图7）商代的铙均为青铜铸造，或手持演奏，或植于座上演奏。商铙因其形休的大小不同而有大铙、小铙之分。其中，单个的大铙，有人称为“庸”（yòng音拥）。卜辞中“其■（置）庸，壴（鼓）于既卯”就说明这一点。由多枚铙组成一套的称为编铙。小型编铙比较常见，一般由三枚组成一套。近年在殷代大型王室墓葬妣（bǐ音比）辛墓中（图8）发现有五枚一套的编饶。我们曾对这套编饶进行测音，其音高大约相当于：G、A、C、F（？）、G，可构成四声音阶序列。大型编铙比较少见，现存实物仅见于湖南宁乡一带（图9）。商代的磬有石制、玉制和青铜制等多种。它分为两种，一种为单个的大磬，如安阳武官村殷代大墓出土的虎纹石磬（图10），纹饰瑰丽，声音悠扬。经测音，其音高为#C;，与山西夏县东下冯夏代遗址出土石磬音高相同。一种是编磬，一般均为三枚一套。近年在殷墟西区出土有五枚一套的编磬。鼓，在原始时代已有，叫做“土鼓”，鼓框可能是由陶土制成，故有此名。另有一种大鼓，鼓腔用木制成，外施彩绘，鼓面蒙有鼍皮，又称鼍鼓。商代的鼓有多种，一般鼓身下面有鼓座，鼓身上面有羽毛作为装饰，甲骨文中的“■”字，就是它的正面形象。近年在湖北崇阳出土一件晚商至西周早期的铜制贲鼓，即是这样一种形制（图11）。此外，有一种大鼓叫“豐”（feng，音丰）和一种小鼓叫“■”（即鞀，táo，音淘）。卜辞记载“■旧豐用”、“癸亥其奏■”，就是当时使用的豐鼓与鞀鼓。据《尚书·益稷》载：“下管鞀鼓”的话来看，鞀鼓后来可能常与管（一种吹乐器）在一起演奏，吹乐器在原始时代已有。现存最早的吹乐器、是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哨（图12）和埙。商代的吹乐器有埙、籥、和、言、竽等。埙有大小两种形制，均有五个按音孔，一般大小三枚组为一套，如前面介绍的辉县琉璃阁殷墓出土的埙。籥，即前面介绍的一种编管的旋律乐器。和，甲骨文作“■”，可能是一种小笙。言，甲骨文作“■”，很像一种单管的吹乐器，可能是后世萧的前身。竽，（yū音于），甲骨文作“■”或“■”。卜辞载“其■（置）新■（竽），陟告于且（祖）乙”，表明当时为了要新制一支竽，要在祖先面前占卜吉凶。总之，上面所述并不是殷商时期的全部乐器，但已反映了当时的音乐文化发展到相当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