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 堂 乐 歌

　　十九世纪末期以来，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的瓜分活动日益加强，它激起我国人民的义愤和反抗。各地抗捐、抗税和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活动此起彼伏。抵御外侮、进行改革、力图自强的思想在知识分子当中普遍高涨，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了“救亡图存”的口号。废除科举、兴办学校、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成为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当时，全国各地建立了很多新式学堂，“学堂乐歌”是人们对这些新式学堂中所设音乐和唱歌课程的称呼。

　　学堂乐歌的大量产生是在本世纪初期，作品多以反帝、强兵、御侮等爱国思想为主题，如《中国男儿》、《何日醒》、《惟我同胞》、《抵制美约》、《国耻》、《劝用国货》等。

　　革命党人秋瑾（1875—1907）是一位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在留学日本时参加了同盟会，被推为浙江省主盟人。后来在一次起义中被坏人告密而被捕，为民主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她曾写过很多诗文和弹词《精卫石》，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还利用学堂乐歌宣传革命。其中有一首《勉女权歌》，用简谱刊印在她主编的《中国女报》第二期（1907年2月）上。这首歌号召妇女勇敢地摆脱封建压迫的精神枷锁，投身到社会革命中去。希望妇女为“恢复江山”而尽责，在当时起了一定的宣传鼓动作用。

　　辛亥革命前夕，流传一首《勉学》，号召人们发奋图强，挽救祖国危机，表达了人民希望民族复兴的愿望。

　　近代著名画家和音乐家丰子恺曾在《艺术趣昧》一书中回忆当时学校中演唱此歌的情形：

　　“我们学唱歌，正在清朝末年，四方多难，人心乱动的时候，先生费了半个小时来和我们讲解歌词的意义。慷慨激昂地说，中国政治何等腐败，人民何等愚弱，你们倘不再努力用功，不久一定要同黑奴红种一样。先生讲时声色俱厉，眼睛里几乎掉下泪来。我听了十分感动，方知道自己何等不幸，生在这样危殆的祖国里。我们唱到‘东亚大陆将沉没’一句，惊心跳胆，觉得脚底下这块土地果真要沉下去似的。”

　　辛亥革命后的一九一二年曾刊印过一本《共和国民唱歌集》，其中不少作品热情赞扬辛亥革命，积极拥护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如《庆祝共和》、《共和国民》、《爱国歌》、《女革命军》、《光复纪念》等。

　　学堂乐歌中还有提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歌曲，如《劝工》；有反映妇女解放和新式婚姻的，如《女子体操》、《天足歌》、《婚姻祝词》。在歌曲《演说》中提出了“政自由，教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问题；《欧美二杰》一歌借华盛顿等人的主张提出了“自由建国世界新”、“将人权扶起”的资产阶级“人权”观念；《地球》、《格致》是讲自然科学知识的。这些歌曲广泛宣传了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也就是当时被称之为新学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乐歌中也有一些歌曲如《忠君》、《尊孔》、《颂立宪》等是宣扬封建思想和鼓吹君主立宪的作品。总之，乐歌所包含的内容是复杂的，反映着新旧两种思想的斗争。但其主流是进步的，应该给以肯定。

　　学堂乐歌是近代音乐史上出现的新生事物，它的绝大多数是填词之作，曲调主要来自日本，其次来自西欧各国。最早的乐歌课多是日本教习任教，传播乐歌的简谱记谱法也来自日本，甚至歌集都是在日本排版、印刷。所以产生这种情况是有历史原因的，1906年无锡城南公学堂《学校唱歌集》中《乐歌》一曲篇末有下列词句：

　　讵料郑卫淫声杂，古音失传至今荒，

　　幸有欧西新歌来，学界改良增荣光。

　　在维新思想影响下，很多人热心于吸收欧洲和日本的资产阶级民主文化，大量介绍和选用外来曲调，有其一定的进步意义。

　　学堂乐歌介绍了欧洲和日本的各种歌曲体裁，如儿童歌曲、舞蹈游戏歌曲、摇篮曲、进行曲，独唱、齐唱和简单的二声部、三声部合唱等多种演唱形式也在演唱乐歌时出现。学堂乐歌把群众歌咏的方式引进中国人民的音乐生活，又使很多新的音调为人们所熟悉和接受，成为我国音乐的构成因素，为“五四”运动以群众歌曲的创作和发展打下了基础。直至第二次国内革命用曲争》、抗日战争时期，工农红军和东北抗日联军歌曲中还继续采歌后中国男儿》、《十八省地理历史》、《惟吾同胞》等曲战的调，在新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发挥着它们的战斗作用。

沈心工、李叔同的创作

　　学堂乐歌的演唱者主要是青少年学生，因此它在知识分子中间影响较大。在学校里出现一批创作、填词和教唱乐歌的音乐教育家，最著名的是沈心工和李叔同。

　　沈心工（1869—1947年）又名庆鸿，他是国内学校唱歌教材的最早编辑者。从1903年开始，曾编辑出版《学校唱歌集》一至三集，辛亥革命以后又出版了《重编学校唱歌集》一至六集，《民国唱歌集》一至四集，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他选曲填词的代表作除前面谈到的《何日醒》以外，还有《革命军》、《同胞同胞须爱国》等。

　　这首歌曲表现了坚决反对腐朽的清政府和勇于斗争、决不后退的斗争精神。他的作品中流传较广的还有儿童歌曲，他通过对儿童日常生活中所经常接触的各种事物的描写，向少年儿童灌输资产阶级民主意识和爱国观念，如《赛船》、《雁字》、《兵操》、《小学生》、《卖布》、《祝幼稚生》。

　　沈心工的作品虽然主要是按曲填词，但他注意到歌词的形象鲜明和通俗易懂，也注意到使外来曲调与中国语言在音调、节奏上的结合，所以很多乐歌的词曲都很吻合自然，在群众中广为传唱。他的《学校唱歌集》自发行后，两年内就刊印了五版。

　　沈心工也有少数创作歌曲，如《革命必先革人心》、《军人的枪弹》、《黄河》、《采莲曲》等。

　　这首歌以象征着中华民族形象的黄河为题材，曲调紧密配合歌词，开阔而豪迈，仿佛使人看到了干军万马战胜敌人之后凯旋而归的景象，表现了词曲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沈心工的学生，近代音乐家黄自在《心工唱歌集》（即《学校唱歌集》）序中评价这首歌说：“这个调子非常的雄沉慷慨，恰切歌词的精神。国人自制学校歌曲有此气魄，实不多见。”

　　沈心工的另一首创作歌曲《采莲曲》是以苏州城外黄天荡种植和采集莲藕为题材，描绘了这一带地区“夏日花开，香闻数里，风摇花朵，如动红海之波”（此曲小注语）的秀丽景色。曲调采用 的节拍，活泼而富于跳跃性，使人有欢快、亲切之感，表现了沈心工多方面的创作才能。

　　关于沈心工所编歌曲的流传情况，丰子恺在“回忆儿时的唱歌”一文中曾有生动的描述：

　　“我所谓儿时，是指前清宣统二年至民国二年（1910—1913）的期间。这时候科举已废，学堂初兴。我在故乡浙江石门湾新办的小学堂里所唱的歌，大都是沈心工编的《学校唱歌集》里的歌曲。学校从嘉兴请来一位唱歌（兼体操）教师，叫做金可铸先生（乎湖人），他弹着一架三组风琴、教我们一班十三、四岁的学生唱歌。这是我们最初正式学习唱歌‘滋味特别新鲜，所唱的歌曲也特别不容易忘记。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我还能背诵好几首可爱的歌曲。”

　　接着他回忆默写了《扬子江》、《好体操》、《好朋友》三首沈心工作词的歌曲。

　　李叔同（1880—1942）名文涛，早年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又曾留学日本，学习音乐美术。与欧阳予倩等人一起组织过演剧团体“春柳社”，演出过《黑奴吁天录》、《茶花女》等话剧，是我国早期话剧运动的倡导者。李叔同从日本回国后，在南京、杭州等地学校里任教音乐美术课。他填词的歌曲在社会上和学校中也流行一时。“五四”运动前夕，他受消极出世思想的影响，在杭州灵隐寺出家当了和尚。他的早期作品中表现了爱国主义的热情和对祖国存亡的忧虑，如1905年写的《祖国颂》。这首歌曲在沪学会的刊物上发表后，立刻不胫而走，全国各地的学校都当做教材学唱。这首歌是采用我国民间曲调《老六板》填词。当时在外国曲调盛行的情况下，这种大胆采用民族曲调填词的做法是一个可贵的尝试。李叔同还有不少填词歌曲是抒情性的独唱和小合唱，有的歌词是古体诗词，这些作品在词曲的配合和意境的创造等方面超过了同时代的学堂乐歌，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充满了消极出世和感伤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