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概 述

　　中国是人类发源地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音乐文化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大致经历了几十万年“原始公社”的生活，经历了原始“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的生活，经历了旧石器、新石器和陶土文化等时代。经过千万个春夏秋冬的运转，千万个春花秋实的循环往复，中华民族的祖先在共同生息与繁衍、共同劳动的同时创造了文明和文化，也创造了音乐。

　　按照考古学家对历史的划分，原始社会的时间概念应是距今约300万年——4000年之间，其历史是相当漫长的。就整个世界而言，人类的第一件乐器的出现，实际就是人类在征服自然和为自身生存的同时所创造的审美物的第一次体现，也是人类把乐器作为善的象征通过功力主义的行为来达到其自我肯定的目的，与此同时，美的形式和内容也就随之出现，这也是人类不断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综观原始社会音乐的发展历史，我们不仅能够看到我们的祖先通过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创造了音乐的历史，同时也能从中看到人类从无阶级的野蛮时代逐渐步入有阶级文明时代的历史。

　　中华民族文明和文化可考的历史，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 最早可追溯到八千年前，甚至更为久远。早在原始社会，音乐就已萌发，可以说音乐是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出现，并伴随着人类生产劳动和生活的不断发展而发展。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类的音乐思维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当我们的祖先逐渐摆脱了“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社会后，音乐更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进入人类的历史，在两个阶级对立中逐渐发展。

　　新石器时代后期，一些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逐渐演变成人们进行娱乐的乐器。1986——1987年在河南舞阳贾湖村所出土的骨笛，从一个侧面向我们揭示了中国音乐在近八千年前时的发达情况；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和西安“半坡文化遗址”陶埙的发现，更向我们展示了迄今六千多年前中国音乐发展的高度；而那“如火烈烈”的远古“乐舞”，则向我们说明了我们祖先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年代里所产生的宗教信仰和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和祈求。

　　我国原始公社的解体是从夏的建立开始的，但这一时期只是向奴隶制国家过渡的时代。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夏历”也随之出现，这是我国劳动人民经过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对天文、历法知识逐渐积累的结果。关于夏代的音乐目前所知的主要是“二里头文化”，从这里出土的夏代乐器有石磬、陶埙、陶铃等。这些乐器制作工艺比较粗糙，种类也不多。

　　传说中的“夏铸九鼎”说明夏代已经有了青铜冶炼技术。大约到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族逐渐强大，并灭掉夏桀建立了商朝。约到公元前1300年，盘庚即位，迁都到殷，商代进入到比较稳定的时期，中国奴隶社会正式形成并向其鼎盛时代发展。从生产方式来看，商时已进入青铜器时代。由于铜范技术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各种青铜乐器也相继出现。更值得一提的是公元1898——1899年在河南安阳小屯（即盘庚时代国都）出土了大量的兽骨和龟甲，上面刻着许多古老的文字，据考证这些大多是“占卜”的文辞，也就是我们后世所称的“甲骨文”。由于甲骨文的出现以及对甲骨文的研究，为我们了解部分商代历史以及音乐提供了可靠实证。

　　周代是我国奴隶社会由鼎盛不断走向衰亡的时代，音乐到这时已成为奴隶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其特点是等级森严。由黄帝时代至周初所出现的为各代所制的乐舞到周时被通称为“六代乐舞”（或“六乐”）。乐舞也由原来的崇拜“图腾”、歌颂祖先而改变为作为宴会和祭祀活动的形式，加上在用乐上采用了森严的等级制度，出现了僵化、静止的局面。但是商、周时代的中国可以说是当时世界奴隶制国家中最强盛的文明大国，不仅生产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音乐水平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六代乐舞”的出现及其使用，各种新的乐器的出现和乐律学等方面的成就以及两代音乐机构的设置，音乐教育事业的兴办等等都是足以说明的。

　　当中国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奴隶社会急速地向封建社会转变，先进的思想、先进的生产技术为音乐文化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诗》中的民歌抒发着人民真挚的感情并焕发出青春的活力，《楚声》又以那浪漫主义的旋律向我们展现了南中国音乐发展的水平，这些音乐文化在人民的劳动、生活和斗争中发挥了战斗性的作用。古琴等丝弦乐器的出现也为这一时期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增添了更加绚丽的色彩。在音乐思想上、学术上的百家争鸣，为奴隶制的没落和封建生产关系的出现大造舆论，并为中国儒家及各家的音乐美学思想体系的建立提供了阵地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