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歌曲创作基本上以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并以真挚地反映我国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生活中的思想感情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出现了相当数量为人民所喜爱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在风格、体裁等方面，比之建国前，也有了很大进步和提高。

1 歌曲创作

五、六十年代前后的歌曲创作，在题材上以紧密配合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国家的具体中心工作为主，如庆祝全国大陆的解放、抗美援朝、大跃进、人民公社、学习雷锋以及歌颂领袖、歌颂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等，在人民群众中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这一阶段所产生的各种风格、各种体裁的歌曲，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全国各族人民欢欣鼓舞的情绪和以极大的热情建设、保卫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旋律流畅，具有很强烈的群众性。不仅如此，这些作品在思想性、艺术性以及风格、形式等方面也都比建国前有所发展。但是，由于当时过分强调把音乐作为一种向群众进行思想教育的手段，所以人民的音乐生活和音乐家的创作在题材和体裁等方面也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在对“通俗音乐”的看法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左”的影响，导致了从建国到80年代前，通俗音乐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在这一时期歌曲创作方面，进行曲风格的群众歌曲占据了相当数量。如《歌唱祖国》（王莘词曲）、《全世界人民心一条》（招司词、瞿希贤曲）、《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麻扶摇词、周巍峙曲）、《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郭沫若词、马思聪曲）、《人民海军向前进》（海政文工团创作组词、绿克曲）、《社会主义好》（希扬词、李焕之曲）、《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光未然词、瞿希贤曲）、《我们走在大路上》（李劫夫词曲）、《工人阶级硬骨头》（希扬词、瞿维曲）、《学习雷锋好榜样》（洪源词，生茂曲）、《高举革命大旗》（芦芒词、孟波曲）等。这些歌曲以其形式短小精悍、节奏鲜明，与建国前战争年代的歌曲有着共同特点，但在题材方面比之建国前更为宽泛，表现了刚刚解放了的人民欢庆胜利，热爱和平，迫切要求建设自己新国家的愿望和热情。

王莘的《歌唱组国》作于1950年9月。 这是建国后第一首全面歌颂年轻社会主义祖国朝气蓬勃、蒸蒸日上新面貌的歌曲。歌词丰富而集中，语言鲜明生动，曲调激昂豪迈，主歌、副歌对比强烈，生动地表现了中国人民迈着坚定的步伐向着新的胜利前进。多年来，从未间断地传唱于祖国大地。

谱例90《歌唱祖国》
　　王 莘词曲

1950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朝战争，中国人民派出了优秀儿女“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由志愿军战士麻扶摇作词、周巍峙作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在志愿军和全国人民中间广泛流传。中国人民数万优秀儿女就是唱着这首歌雄纠纠、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一道，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这首歌曲曾在1954年的全国群众歌曲评奖中获得一等奖。而《人民海军向前进》则向人们展现了刚刚建立的人民海军舰队劈波斩浪，勇往无前的精神风貌。特别是这首歌曲以大调开始，中间转入小调，节奏紧凑有力，形象性很强。

谱例91《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
　　麻扶摇词、周巍峙曲

谱例92 《人民海军向前进》
　　海政文工团创作组词、绿克曲

《我们走在大路上》则表现了我国人民战胜三年自然灾害和重重困难，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团结一致，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高歌猛进的精神风貌。歌词简练，音乐语言质朴热烈，曲调舒展流畅，整个主歌部分气息宽广，副歌部分节奏铿锵，曾给全国人民以极大鼓舞。

谱例93《我们走在大路上》
　　李劫夫词曲

在1963年全国开展的“向雷锋学习”的活动中产生的群众歌曲《学习雷锋好榜样》以及《接过雷锋的枪》等歌曲，反映了亿万人民向热爱祖国、忠于人民的好战士雷锋学习，做共产主义新人的崇高意愿。

谱例94 《学习雷锋好榜样》
　　洪源词，生茂曲

女作曲家瞿希贤于1963年创作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其气势磅礴，性格鲜明的音调表现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的主题。歌曲的前半部是波澜壮阔的进行曲风格，在音乐主导动机的节奏安排上，将“山连着山，海连着海”的“山”和“海”字延至两拍，造成了宏大、雄伟的气势；而在后半部的抒情段中，作者用抒情、辽阔的旋律，抒发了中国人民的胸怀。特别是在全曲的高潮部分，作者用一般歌曲中少用的长句子，几个乐汇连接而成，节奏也一环紧扣一环，使旋律一浪高过一浪，气势豪壮，感人心怀，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

谱例95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光未然词 瞿希贤曲

在五、六十年代的歌曲创作中，抒情风格的歌曲也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些歌曲以其清新、舒广、秀丽和富于生机的旋律，歌颂了美丽的祖国和可爱的家乡，表达了步入新中国后人民喜悦的心情和希望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的愿望。如《歌唱二郎山》（洛水词，时乐濛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美丽其格词曲）、《淮河两岸鲜花开》、（何彬、石梅、向异词、向异曲）、《桔子熟了》（张继楼词、刘兆江曲）、《解放军同志请你停一停》（权浮宽词，石夫曲）、《真是乐死人》（林中词、生茂曲）、《马儿啊，你慢些走》（李鉴尧词、生茂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管华词，瞿希贤曲）、《三杯美酒敬亲人》（杨华词，晓河、茹辛曲）、《我为祖国献石油》（薛国柱词，秦咏诚曲）、《唱支山歌给党听》（蕉萍词，践耳曲）以及《槐花几时开》（丁善德编曲）、《嘎俄丽泰》（黎英海改编）和《在银色的月光下》（黎英海改编）等。此外，像《小河水呀静静流》（福庚词、陈大荧曲）、《祖国大地任我走》（倪维德词，欧阳谦叔曲）、《玛依拉》（丁善德编曲）和《岩口滴水》（任萍、田川词、罗宗贤曲）、《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吕远词曲）等艺术歌曲不仅真挚地抒发了人民的思想感情，有的歌曲还成为音乐会的保留曲目。
《歌唱二郎山》在50十年代是一首流传很广的男声独唱曲，委婉的河南豫剧间奏和曲调使作品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把建国初期人民解放军修筑康藏公路时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英雄气概表现出来。《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则是一首汲取内蒙民歌音调素材写成的歌曲。全曲虽然是由上下两个乐句相互对衬的单乐段结构，但这短短的12小节却形象生动，抒情流畅，并把蓝天、白云、辽阔的草原、美丽的家乡和歌颂领袖、赞美新生活巧妙自如地溶合在一起，情真意切，充满了诗情画意。

谱例96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美丽其格词曲

《马儿啊，你慢些走》是一首具有浓厚时代气息和浓郁民族风格的女声独唱曲。悠扬的曲调，自豪乐观的情绪加上借鉴戏曲的紧打慢唱和富有特色的拖腔，在人们面前勾画出祖国秀丽、壮美山川和繁荣的景象，表达了人民热爱祖国的真挚感情，特别是经著名歌唱家马玉涛演唱，在全国人们中间产生了极其广泛深刻的影响。

谱例96 《马儿啊，你慢些走》
　　李鉴尧词 生茂曲

《我为祖国献石油》则是在全国人民开展“工业学大庆”热潮中创作出来的优秀男声独唱曲。歌曲塑造了我国石油工人的光辉形象并在全曲高潮处用十度上行，把石油工人为祖国献石油的自豪感描写得非常形象，是一首歌颂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赞歌。

谱例96 《我为祖国献石油》
　　薛国柱词 秦咏诚曲

谱例97 《唱支山歌给党听》
　　蕉萍词 践耳曲

此外，在60年代前后，一批反映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活的歌曲也以其崭新的面貌出现，这批歌曲以其清新的旋律、浓郁的乡土气息以及鲜明的民族风格向人们展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崭新风貌。如《一条大道在眼前》（李准词、瞿希贤曲）、《社员都是向阳花》（张士燮词、王玉西曲）、《俺是公社饲养员》（杨子彬词、穆传永曲）、《唱得幸福落满坡》（陕西商县民歌词，史掌元曲）以及《新货郎》（秀田、郭颂词、曲）、《我的算盘好伙计》等。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优秀音乐文化组成了中华民族灿烂的音乐文化。对于各民族民歌的整理、挖掘、改编和发展，是对我国丰富音乐文化宝藏的一项高层次建设，也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五、六十年代前后，我国广大音乐工作者在这方面取得了大面积丰收，他们把自己的双脚深深地插入民歌这一民族文化肥沃的土壤之中，用民歌的营养滋润自己，并创作了许多歌颂新生活、抒发人民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真情实感的歌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如《牧马之歌》（石夫词曲）、《新疆好》（马寒冰词、刘炽曲）、《克拉玛依之歌》（吕远词曲）、《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吕远词曲）和《乌苏里船歌》（郭颂、胡小石词，汪云才、郭颂曲）等。

《牧马之歌》是一首采用新疆维吾尔族音调而创作的分节歌式乐段结构的歌曲，具有淳朴的民歌特点。而《克拉玛依之歌》也同样采用了民歌音调，给人以既有新疆的民族风格，又不完全是新疆风格的感受，形象地赞颂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国石油工业的巨大发展。

谱例98 《牧马之歌》结尾部分
　　石夫词、曲

谱例99《玛依拉》
　　哈萨克民歌

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一部分作曲家开始为毛泽东同志的诗词谱曲，出现了一批优秀的艺术作品。这些艺术歌曲把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使我国的歌曲创作又增添了一个新园地。

在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的歌曲中，李劫夫和生茂、唐诃分别谱曲的《沁园春·雪》，在掌握和表现诗词总体意境和所反映的思想感情方面也比较出色，这两首歌曲都以开阔、豪放的旋律，充分表达了诗人宽广的胸怀和对祖国大好河山热爱的思想感情。

谱例100《沁园春·雪》
　　毛泽东词 生茂、唐诃曲

李劫夫、赵开生等人分别为《蝶恋花·答李淑一》谱曲，各具特色。赵开生为之谱曲的《蝶恋花·答李淑一》采用了苏州弹词的音调，并用苏州方言演唱，所获得的艺术效果和产生的艺术魅力是十分动人的。

谱例101《蝶恋花·答李淑一》
　　毛泽东词 赵开生曲

值得提出的是晨耕为之谱曲的《西江月·井冈山》，李劫夫谱曲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等歌曲，有的奔放、高亢，富有战斗气势；有的深沉、隽永，表现了悲壮的情绪和奋起的力量；有的则朝气蓬勃。无论是所选用的创作体裁，还是歌曲的旋律走向都恰到好处，比较充分地表达了词作者所抒发的思想感情，是建国后音乐百花园中一朵瑰丽的奇芭。

早在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在1963年和1964年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中对全国文联所属各协会提出了“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艺术”，甚至“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的批评，所以从1966年到197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文艺界开刀的。

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像狂风暴雨般席卷全国，“语录歌”在“文革”的第一阶段（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至1969年4月党的“九大”）盛行全国。1966年9月，被林彪在“文革” 之前倡导编制的《毛主席语录》中一些政治语录由李劫夫等人谱写后刊登在《人民日报》上，从此，“毛主席语录歌”便在全国上下流传。三年中，《毛主席语录》中的重要段落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几乎都被谱成歌曲，甚至连“老三篇”（即毛主席的《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也被整篇谱上了曲，在政治高压下，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要学唱“语录歌”，全国到处都掀起了高唱“语录歌”的浪潮。

“语录歌”是为政治语录和论文谱曲的歌曲，因此在音乐章法结构方面并不讲究，加上曲调粗厉、句法紊乱介乎于口号和音乐之间，其艺术价值极低，所以很快就被强化兴起的“革命样板戏”的唱段取而代之，逐渐便消声匿迹了。

随着“语录歌”的泛滥，“文革”中的政治歌曲也畸型发展，当时出现的《造反歌》、《红卫兵战歌》等歌曲，将杀气腾腾的恐怖气氛熔入其中，与“语录歌”所掀起的政治狂潮，形成了一种典型的“高、硬、尖、快”的“文革音调”，并成为林彪、“四人帮”搞政治阴谋的工具。

1969年，江清曾在审查歌颂“九大”的工农兵文艺节目时，批评那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歌曲和舞蹈是“黄色歌曲”和“摇摆舞”，“……用这种调子唱‘九大’，唱‘语录’，不是歌颂毛主席，是诬蔑毛泽东思想的”。使语录歌从高潮转向了沉寂，其它的歌曲创作也从此沉默。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全国只准许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3 首中国歌曲和《国际歌》。此后不久，一部分历史歌曲，如《救国军歌》、《大路歌》等10首歌曲被集体改词进行歌唱，全国上下音乐创作万马齐喑。“四人帮”所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举世罕见，人民的音乐生活几乎成了空白。

1971年，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工作以后，曾针对歌曲的“喊、尖、快”提出了批评，并鼓励广大音乐工作者创作新的歌曲和舞蹈音乐。从1972年到1976年，一批题材和体裁多样的新作品相继问世，并被编为5集（即每年1集）《战地新歌》出版发行。新作品的问世，对几乎处于空白的人民音乐生活起到了一些活跃作用，但由于这些新作品受政治因素影响，所以自然地、或多或少地带有“文化大革命”的色彩。这些歌曲是我国广大作曲家在极其特殊和困难情况下创作出来的，有一部分作品不仅具有真挚的感情，同时也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在全国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有许多作品至今仍在传唱。如《北京颂歌》（洪源词，田光、傅晶曲）、《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于宗信词，钊邦曲）、《解放军野营到山村》（石祥、洪源词，唐诃曲）、《回延安》（陈宜、陈克正词，彦克曲）、《远航》（陈除词，践耳曲）、《半屏山》（于礼厚词，李焕之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王倬词，尚德义曲）、《打起手鼓唱起歌》（韩伟词，施光南曲）等。

谱例102 《北京颂歌》
　　洪源词 田光、傅晶曲

但是到1975年底，“四人帮”又策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歌咏运动，出现了《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等歌曲。这些歌曲感情干瘪，节奏死板，又一次把“文革”的歌曲创作引进了死胡同。也使我们从这一时期的歌曲创作中看到在“四人帮”法西斯政治压力下音乐艺术被严重扭曲的情况。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我国的音乐创作和人民的音乐文化生活才得到复苏并逐步获得了重要发展。伴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方针的贯彻和深入，束缚人们的精神枷锁被逐步摆脱，人们的思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音乐创作和人民的音乐生活也从封闭状态中走了出来。

首先出现的是一批欢呼“十月胜利”的优秀歌曲。如《祝酒歌》（韩伟词，施光南曲）、《十月里响起一声春雷》（章明词，郑秋枫曲）等。《祝酒歌》的音调是多种音乐风格的有机结合，其中既有新疆和西藏的民歌音调，又有江南民歌风味，既有抒情歌曲、舞蹈音乐的风格，又有进行曲的特点。在词曲的结合方面还运用了不少戏曲、曲艺的处理手法，表达了亿万人民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喜悦心情，唱出了对未来美好前程所充满的无比信心。

谱例101 《祝酒歌》
　　韩伟词 施光南曲

1977年前后出现的以歌颂周总理和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歌曲，由于作曲家把握了时代脉搏，所以在表达人民群众的真情实感方面取得了很大突破，也为后来的歌曲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最突出的作品如《周总理，您在哪里》、《送上我心头的思念》（均柯岩词，施万春曲）等。

《周总理，您在哪里》不仅感情真挚，在结构上也采用了带再现的多段体结构，创作中还注意了借鉴中国戏曲中词曲配置的手法等突出了重要的词与字，很好地体现了原诗中对周总理的怀念和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歌颂，其艺术形象感人至深，留下了永久的魅力,在当代中国艺术歌曲创作中也是一首水平较高的歌曲。

谱例102 《送上我心头的思念》
　　岩诗 钟夏改词 施万春曲

1978年9月由中国音乐家协会在武汉召开的“声乐作品创作座谈会”，可以说是粉碎“四人帮”后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号召全国歌曲作家要打破框框，解放思想，创作思想开始活跃起来。特别是同年年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拨乱反正，进一步清除“左”的思想，为歌曲创作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在此后的数年间，歌曲创作出现了一个崭新局面，各种不同题材、体裁的歌曲相继问世，我国的歌坛开始活跃起来。一批歌颂祖国、歌颂党的作品以其优美、抒情的旋律出现在人民中间。如《党啊，亲爱的妈妈》（龚爱书、佘致迪词，马殿银、周右曲）、《祖国，慈祥的母亲》（张鸿喜词，陆在易曲）、《我和我的祖国》（张藜词，秦咏诚曲）、《可爱的中华》（马金星词，刘诗召曲）、《在希望的田野上》（晓光词，施光南曲）、《我爱你，塞北的雪》（王德词，刘锡津曲）、《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火华词，阿拉腾奥勒曲）、《故乡是北京》（严肃词，姚明曲）等都以抒情的风格、流畅的旋律歌颂了伟大的祖国、可爱的家乡，充满了诗情画意。

《在希望的田野上》是这一时期众多歌曲中一首优秀的歌曲。原是一首合唱曲，后来作为一首女声独唱曲被广泛传唱。歌曲作者将我国南、北方民歌的风格揉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个极为生动而朴实的音乐主题，富有浓厚的乡土色彩，生动地描绘了80年代中国农村实行新的经济政策后所带来的兴旺景象和广大农民喜气洋洋对农业实行现代化前景充满希望的心情。

谱例103 《在希望的田野上》
　　晓光词 施光南曲

《我和我的祖国》也是一首歌颂伟大祖国的优秀歌曲。其歌词淳朴秀美，歌曲旋律流畅抒情，特别是采用了带有圆舞曲的结构，更为歌曲增添了艺术魅力，在广大群众中广为流传。

谱例104 《我和我的祖国》
　　张藜词 秦咏诚曲

在这一时期的歌曲创作中，还有一批歌颂青春的美丽和军旅生活的歌曲，这些歌曲也反映了这一时代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如《金梭和银梭》（李幼容词，金风浩曲）、《新的长征，新的战斗》（乔羽词，瞿希贤曲）、《再见吧，妈妈》（陈克正词，张乃城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魏宝贵词，铁源曲）、《十五的月亮》（石祥词，铁源、徐锡宜曲）、《血染的风采》（陈哲词，苏越曲）、《《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等作品以不同的角度和音乐风格歌唱了新时代青年的生活。

《新的长征，新的战斗》和《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等采用了合唱的形式，进行曲的速度唱出了向现代化前进的中国人民豪迈心情。而《十五的月亮》等歌曲则表现了新时期军旅生活的一个侧面，反映了革命军人和他们的家人为“祖国昌盛”和为“万家团圆”所作出的牺牲和贡献。曲调以沂蒙山区的民间音调为素材，风格鲜明，感情真挚，深受广大战士和人民的欢迎。

谱例105 《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
　　贺东久、任红举词 朱南溪曲

这一时期出现的《大海一样的深情》（刘麟词，刘文金曲）等歌曲则是在1979年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之后而创作的，歌曲具有闽南民间音乐特色，亲切柔和，表达了大陆人民对台湾同胞深切的思念和真挚的思想感情。

在80年代前后的歌曲创作中，还出现了一批大胆借鉴外国创作经验、探索新的表现技法的歌曲。最有成绩的要数《涉江采芙蓉》（《古诗十九首》之一，罗忠熔曲），这是一部运用十二音序列作曲技法，完全打破传统和声与调性、调式的成功作品。作品充分发挥了想象力和创造力，使歌曲的旋律乐器化，其演唱技巧的难度和表现力得到增强，开创了运用现代作曲技法创作艺术歌曲的新路。

八十年代前后在中国大地上出现“通俗音乐”大潮，来势凶猛，几乎达到了铺天盖地势不可当地步。这是一股世界性潮流，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从不同角度都感受到了它的存在、蔓延的广度和深度。有人为此拍手称快，认为这才是“真正的音乐”，有的则认为这种音乐格调不高，其中有些庸俗之作与现实生活相差甚远，有的则认为这是“黄祸蔓延”而对此大批特批。

“通俗音乐”，也叫“流行音乐”，是一种轻松活泼、短小单纯而富有节奏性并具有独特风格的音乐形式。由于它的内容大多取材于人们日常生活，其表现手法和风格比较自由又富于变化，结构和织体比较短小精练又具有很强的即兴性，演唱上口语化，以情为主，音域不宽，节奏性强烈和以情为主等特点，再加上用现代电子工业高度发展的产物——电声乐器甚至是电子合成器、电子音乐以及其它特殊的音响和复合音响作为伴奏乐器，使之成为在世界范围内一种受到普遍欢迎的歌曲创作和演唱形式。

“流行音乐”就其形式和体裁而言，80年代前后在中国出现应无可非议。但当大潮涌来，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精华与糟粕俱存，与古典、传统音乐曾经历过历史检验不一样，来不及让历史去进行推敲，很难从整体上把其形式和体裁作以定论，所以应根据具体作品来进行区分，而不应一概定为“黄祸”。

早在本世纪30年代前后，由黎锦晖等音乐家把这种音乐形式引进中国，曾在中国流行，并在当时都市音乐生活中存在。但在当时民族危亡的情况下，它与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斗争显得格格不入，有些歌曲甚至还起到了很大消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种种原因，这种音乐形式也几乎处于“绝迹”的境况。

粉碎“四人帮”之后，随着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方针的贯彻实施，国门被打开，沉寂了几十年的“流行歌曲”乐坛也开始复苏。首先是港、台“校园歌曲”和“时代曲”的涌入，形成了对中国“通俗歌曲”兴起的强烈冲击和刺激，并把《乡间小路》、《赤足走在田埂上》、《外婆的澎湖湾》和《小城的故事》等歌曲以及台湾歌星邓丽君演唱的卡式录音带给了大陆，为年轻人带来了低缓轻柔的旋律和明快的节奏。这对于刚从“文革”的恶梦中醒来，听惯了“高、强、响、快”式的“文革”歌曲的中国大陆人来说，无疑是清新抒畅的。这些歌曲对我国80年代歌曲创作和其它音乐创作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配器成为日后我国不少音乐工作者创作可借鉴的有声教材，邓丽君的声音也影响了大陆许多歌星，成为摹仿的典范。

80年代前后出现的几部电影中的插曲，如《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电影《甜蜜的事业》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电影《小花》插曲）、《太阳岛上》（电视片《哈尔滨的夏天》插曲）等优秀歌曲，虽然是抒情歌曲，但也确实具有通俗音乐的品格，为后来我国的通俗歌曲的出现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由于这些歌曲通过电影和电视等传播煤介推向社会，立即受到了广泛欢迎。不仅如此，这种音乐形式也成为后来中国电影、电视音乐创作效仿的格局和模式。我国著名歌唱家李谷一、朱逢博、于淑珍、关牧村等对这一新形式歌曲的出现给予了热情支持，同时在对用通俗唱法与民族、美声唱法的结合等方面也进行的探索，也为后来中国通俗音乐大潮的出现起到了奠基作用。

但是，这股大潮来的太猛烈了，人们对它的到来没有来得及作迎接的准备，以至于谁也没有想到：在短短的几年间，我国音乐舞台几乎全部被通俗音乐占领。因此，困惑、耽心和不理解也随之出现，有的人甚至惊呼“‘黄祸’又要来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的一批专业作曲家认为中国必须有自己的通俗音乐，并开始进行创作尝试。1979年底，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歌曲》杂志联合举办的“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所评出的15首优秀歌曲，对推动我国的通俗音乐走向兴旺起了很大作用。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音乐茶座”的出现以及各种音像公司的建立，更为这一大潮的到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时期出现的《乡恋》（马靖华词，张丕基曲）拉开了通俗歌曲全方位展示的序幕。接着，《军港之夜》（马金星词，刘诗召曲）、《大海啊，故乡》（王立平词曲）、《请到天涯海角来》（郑南词，徐东蔚曲）等以其轻松、抒情的风格登上中国歌坛，在通俗歌坛上掀起了一个高潮。

谱例106 《乡恋》
　　马靖华词 张丕基曲

到80年代中期，由世界著名歌星演唱的《我们同属一个世界》和《明天会更好》的大型演唱会，以及1986年举办的“全国青年首届民歌通俗歌曲大选赛”，把中国的通俗音乐推向了一个新高潮。到这一时期，通俗音乐在题材上已不再是以单一的爱情题材为主，而是朝着多元题材和形式发展。特别是1986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献给“国际和平年”的全国百名歌星演唱会上推出的以世界和平为主题的通俗歌曲《让世界充满爱》（陈哲等词，郭峰曲），使通俗歌曲从此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的音乐舞台。到这时，“通俗唱法”已成为与“民族唱法”、“美声唱法”相提并论的一种唱法。

《让世界充满爱》是一首以世界和平这一现实生活中重大题材为主题的歌曲。全曲由三个对比性段落组成，结构庞大，口语化的歌词亲切动听，朴实自然，加上易于上口的旋律和轻松活泼的节奏，以及不拘形式的演唱方式，不仅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同时也显示了通俗音乐旺盛生命力和中国通俗歌坛的创作、演唱实力。

谱例107 《让世界充满爱》之二
　　陈哲词 郭峰曲

1986年以后的几年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通俗音乐的创作也异常活跃，以《一无所有》为代表的具有中国“摇滚”风格的音乐出现，使通俗歌坛又异常活跃起来。虽然《一无所有》具有明显的西方痕迹，但其中国风格鲜明，充满了中国西北高原那种苍劲悲凉韵味。紧接着，《信天游》（刘志文、侯德健词，解承强曲）、《黄土高坡》（陈哲词，苏越曲）、《心中的太阳》（李文歧词，李黎夫曲）等在中国通俗歌坛上刮起了一股强劲的“西北风”。这股“西北风”以其粗犷、豪放、略带有悲凉的音调，表现了居住在黄土高原的人们那坦诚、直率的性格。

随着通俗歌曲“西北风”的出现，又出现了“南国风”、“东北风”等。这些歌曲把通俗音乐与我国各地（包括一部分少数民族）的音乐相结合，使我国的通俗音乐摆脱了港、台歌曲的创作风格和前一阶段那种柔媚纤弱的歌风，并逐步与民间音乐相结合，形成了具有独特个性的中国通俗音乐风格。1990年在北京举办的“亚运会”以《亚洲雄风》为主题标志的一系列歌曲向世人表明，中国的通俗音乐已趋向成熟。

谱例108 《亚洲雄风》
　　张藜词 徐沛东曲

纵观从80年代前后出现“通俗音乐”大潮的涌起，我们从中可以看出，这是商品经济所带来的一种世界性文化现象。历史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一种文化现象充满活力与生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人们往往会身不由己地卷入其中，而无暇对其进行冷静地考证它的来龙与去脉，更无暇对其内含意蕴进行必要思索；当这种文化现象开始或已经退出人们的生活领域的时候，人们才开始对其进行研究和思索，但到这时，这种文化现象所带给人们那种实际、丰富的体验和感受已经没有了，留下的只是抽象的感受和经验。

从80年代前后开始到进入90年代，通俗音乐在中国已经经历了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在这十多年中，通俗音乐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勃兴，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严肃音乐与传统音乐，但严肃音乐和传统音乐经过了长期的历史积淀和检验，才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遗产和组成部分的，所以，它的生命力相对来说是长久的。同任何事物一样，有勃兴就会有萎顿，通俗音乐也不可能永远站在高峰中，在新的时期必然还会有新的音乐形式来取代它，这是历史的必然。但通俗音乐创作所蕴含的内容、风格、体裁应该是多方位的，只要我国的音乐工作者把自己的立足点踏在中华民族的民族民间音乐土壤之中，广泛地向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学习，就一定能够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繁荣我国的音乐文化事业。

2 合唱音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合唱音乐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了新发展，并在我国众多作曲家的努力下逐渐形成了中国自己的合唱音乐传统与风格，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合唱音乐由于其结构复杂，具有交响性，善于表现深刻的题材和内容，一直是作曲家们长于运用的一种创作体裁，同时也是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音乐文化水准的一种艺术。五、六十年代，随着我国音乐教育事业和音乐表演艺术事业的发展，合唱艺术及其创作有了一定物质基础和条件，并在长期艺术实践中，使其创作范围进一步扩大，形式、风格也更加丰富多样。许多作品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浓郁的民族色彩、强烈的生活气息和动人的音乐形象，表现出较高艺术水平，一部分作品走上了世界舞台。如《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魏风词，罗宗贤、时乐濛曲）、《江上的歌》（放平词、郑律成曲）、《森林啊，绿色的海洋》（金帆词，陈田鹤曲）、《祖国颂》（乔羽词、刘炽曲）、《幸福河大合唱》（肖白词、肖白、王强曲）、《飞虎山大合唱》（管桦词、张文纲曲）、《红军根据地大合唱》（金帆词、瞿希贤曲）、《英雄的诗篇》（毛泽东词、朱践耳曲）和《红军不怕远征难》（简称《长征组歌》，萧华词、晨耕、生茂、唐诃、遇秋曲）等。

《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是建国后不久流传最广的一部单乐章大合唱，创作于1951年，这部单乐章合唱描写了建国初期人民解放军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进军路上与大渡河的激流进行搏斗的英雄气概和战斗精神。在这部作品的第二部分，作者以川江号子的音调为基本素材，以领唱与合唱对答的手法，成功地塑造了人民子弟兵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谱例109 《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前半部分
　　魏 风词 罗宗贤、时乐濛曲

江上的歌》和《森林啊，绿色的海洋》也是这一时期优秀合唱作品。前者虽然也以川江号子作为基本素材，但与《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中的川江号子不同。在这里，曲作者所采用的是川江上悠扬的劳动呼声，抒发和刻画了劳动人民对生活充满了信心的开阔胸怀；而后者则完全摒弃了以音乐作任何状物的描绘，自始至终以明朗的笔调深情地抒发了人们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在合唱技巧、声部色彩的对比、情绪的转换、模仿复调的运用以及曲式结构的完整严谨等方面，都别具匠心，独树一帜。

在五、六十年代的合唱作品中，广大作曲家还以我国的民歌和少数民族音乐的音调为基础或素材来反映我国人民的生活和性格。在这些作品中，作曲家们以各具特色的音乐语言和概括性的艺术构思，加上对位化和声的合唱编配，使合唱这一外来音乐体裁在我国出现了质朴、清新的音乐风格，富有很强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合唱艺术作出了许多大胆尝试。如程云根据苗族民歌改编的混声合唱《炉边歌唱毛主席》、麦丁根据撒尼族民歌改编的混声合唱《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罗忠熔根据彝族民歌改编的《阿细跳月》、杨嘉仁根据新疆民歌改编的《半个月亮爬上来》和瞿希贤根据东蒙民歌《牧歌》所改编的无伴奏合唱等，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好作品。

谱例110《牧歌》
　　瞿希贤配伴奏

《牧歌》是我国东蒙昭乌达盟地区一首长调民歌。这首民歌曲调绵长、柔美、舒展、自由，经作曲家瞿希贤改编成无伴奏合唱后更具艺术魅力，已成为中国现代合唱音乐文献中得到国内外听众和音乐界一致好评和欢迎的曲目。

此外，这一时期还有一批根据汉族民歌、方言特点改编的合唱曲，在人民群众中间也颇有影响。如王方亮根据陕北民歌改编的合唱《兰花花》、《三十里铺》、《信天游》、《红军哥哥回来了》等。

1965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30周年而产生了由10个乐章组成的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萧华词，晨耕等曲。原诗作共12首，作曲者选取了其中的10首），是建国后一部成功的大型史诗性作品。8月1日在北京首演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了广泛欢迎。作品用严谨的格律，清新的词意，鲜明的形象，浓郁的民间色彩，和富有感染力的音乐，生动地表现了中国工农红军所进行的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10个乐章分别是：①《告别》（混声合唱）；②《突破封锁线》（二部合唱与轮唱）；③《遵义会议放光辉》（女声二重唱）；④《四渡赤水显奇兵》（男

女声独唱与合唱）；⑤《飞越大渡河》（混声合唱）；⑥《过雪山草地》（男高音独唱与合唱）；⑦《到吴起镇》（齐唱与二部合唱）；⑧《祝捷》（男声独唱与合唱）；⑨《报喜》（女声独唱与合唱）；⑩《大会师》（混声合唱）。这10个乐章把红军在长征中10个不同的战斗生活画面环环相扣地结合在一起，生动地描绘了长征这一举世闻名的壮阔图景，展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英雄性格，塑造了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是一部史诗性和抒情性相结合，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结合，形式新颖、风格独特、民族性极强的大型声乐套曲。

在“文化大革命”中，合唱艺术由于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也与其它音乐创作一样，处于一种同样境地。1971年，政治形势开始有些松动，出现了像《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陕西文艺工作者集体重新填词和改编）等合唱歌曲。《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虽然其合唱手法比较简单，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部合唱以其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高亢、清丽的陕北民歌旋律，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反响。

此外，像《三湾来了毛委员》（山樵编词，焕之、颂刚编曲）、《浏阳河》（徐叔华词、湖南省文工团歌舞队改词编曲）等也在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文革”中出现的合唱作品中，以田丰《为毛主席诗词谱曲五首》的大合唱格外引人注目。这部把毛泽东的五首诗词——①《沁园春·雪》、②《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③《忆秦娥·娄山关》、④《清平乐·六盘山》、⑤《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组成的合唱，气势雄伟， 带有很强烈的史诗性和戏剧性。作者在合唱中成功地运用了交响乐队的烘托作用和京剧音乐的组织结构及唱腔特点，以其丰富的合唱技巧形象地体现了毛泽东这五首诗词的意境和诗人博大胸怀。其中的《沁园春·雪》、《忆秦娥·娄山关》和《清平乐·六盘山》写得尤为成功和出色。

在“文革”中被奉为“革命样板戏”的交响音乐《沙家浜》以及后来出现的交响乐《智取威虎山》，实际上都是一种大型清唱剧形式。交响音乐《沙家浜》虽然被奉为“革命样板戏”，但就其利用我国戏曲音乐作多声创作来发展我国民族特色的大型音乐体裁，所作的探索和实验可以说是成功的。无论是合唱，还是独唱、重唱，包括在素材的剪接，结构、层次的安排等方面，都具有较高艺术水准。后来出现的交响音乐《智取威虎山》在艺术上基本承袭了交响音乐《沙家浜》的模式，没有什么创新之处，所以也没有《沙家浜》在群众中的影响大。

80年代前后，我国的合唱音乐有了一定发展，但是由于受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和“通俗音乐”在全国流行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经受了严峻考验。我国作曲家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尝试，出现了一些好作品。特别是1986年全国合唱音乐评奖活动，对繁荣我国合唱音乐创作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不仅如此，随着我国音乐教育的普及和中、小学音乐教育的发展，合唱音乐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和欢迎，全国和地方性的“合唱节”等活动的开展，也为我国合唱音乐艺术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首先出现的几首作品在题材上呈现出多样趋势，如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出现的《周总理，您在哪里》（柯岩词，施光南曲），《密林深处的歌声》（王森词，刘敦南曲）、《把我的奶名叫》（黄宗英词，瞿希贤曲）、《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芦芒词，贺绿汀曲）等，这些作品已闯出“大颂扬”的禁区，为后来的合唱音乐创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周总理，您在哪里》是粉碎“四人帮”后出现的第一首合唱作品。作品成功地吸收了生活中的呼喊、倾诉等音调，特别是“回声”效果和“卡农”手法的运用，把亿万人民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和歌颂表达得极为深刻，其主旋律成为非常受欢迎的独唱曲。

1986年前后出现的一系列合唱作品，可以说是对新时期合唱音乐创作的一次检阅。这些合唱作品用不同的题材和不同的风格，表现了新时期我国人民的现实生活，也反映了这一时期我国合唱音乐新风格和新特点。如合唱组歌《云南风情》（张东辉词，田丰曲）、合唱套曲《南方有这样一片森林》（向彤、贺东久词，王祖皆、张卓娅曲）、《黄山，奇美的山》（晏明词，香港屈文中曲）、音乐抒情诗《蓝天，太阳与追求》（廖代谦、任卫新词，陆在易曲）、合唱音诗《森林日记》（于之词，张敦智曲）、清唱剧《大劈棺》（高行健词，瞿小松曲）、《生命宇宙的春天》（刘念勋词曲）等。
合唱组歌《云南风情》是田丰于1985年为风俗片《她从画中走来》所写的配乐中选取组成的一部洋溢着浓厚民俗风情合唱作品，全曲由“洱海渔女”、“赶摆路上”、“摩梭葬礼”、“舂米谣”、“火把节之夜”等五段合唱组成，分别反映了我国云南的白、傣、纳西、景颇、彝族等少数民族风俗民情和自然景色，反映了作者对祖国大自然的热爱和对生活的感受，充满了诗情画意。作品中采用了“离调”、“多调性”、“调式混合”、“重叠”以及对位式的相互呼应，手法新颖别致，充满了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活气息和诗情画意。

《黄山，奇美的山》是香港作曲家屈文中于1983年完成的一部大型声乐套曲，七段歌词连续演唱，曲调优美动人，和声色彩丰富，是80年代以来在台湾、香港等地很受欢迎的合唱作品。

在80年代前后出现的合唱作品中，还有一部分是用我国的古代题材进行创作和改编的优秀作品。如《秦王破阵乐》（李焕之改编）、民族交响合唱组歌《诗经五首》（金湘曲）、琴歌合唱套曲《胡笳吟》（选自《胡笳十八拍》，李焕之编曲）、交响合唱《蜀道难》（李白词，郭文景曲）、《李白诗组歌》（香港 屈文中曲）以及《白石道人词意组曲》（关乃中曲）等。这些作品在用现代创作手法来表现我国传统历史文化，在发掘中国古代文化的情致、韵律和文化精神等方面所作出的探索和努力，具有深刻的历史、哲学意蕴，令人瞩目。

《胡笳吟》是李焕之于1984年根据古代琴歌《胡笳十八拍》所写的大型合唱曲。在这部合唱曲中，作者成功地运用了我国传统琴歌所特有的神韵，并对其伴奏音乐进行了丰富和扩展，使作品在保持琴歌韵味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其中合唱部分也写得十分细腻精致。而《诗经五首》则是这一时期的一部非常有特点的合唱作品，作曲家从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选取了五首古诗作为歌词，并用作曲家自己的感受和对古诗词的理解来进行创作，合唱的写作精致细腻，音乐语言古朴深刻，作曲技法使用了现代音乐的许多因素（如双调性、偶然音乐、吼喊等手法），使作品生动而具有特色，所呈现的是一种凝重、粗犷的古典美，所获得的艺术效果十分动人。

在80年代后的合唱音乐创作中，《大劈棺》和《生命，宇宙的春天》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两部清唱剧。

瞿小松的《大劈棺》是在自己创作的舞剧《冥城》音乐的基础上重新改写的一部清唱剧。舞剧以我国古代“庄子试妻”故事为脚本。在创作中，作曲家用四川方言和川剧音乐素材及表现手法，笔调简洁畅达，使这部清唱剧具有戏剧性和传奇色彩。全剧由“祭灵”、“诱惑”、“惊变”、“杀妻”、“怨魂”、“吟梦”、“超度”等段落组成，从中可以看出作曲家运用现代作曲技法来探寻中国古典文化中的民族精神和底蕴方面所作的努力是成功的，但用这种创作方法而引起的“文明之忧”批评也较多，为此也引起了一些争论。

《生命，宇宙的春天》 是由刘念勋作词作曲的一部大型清唱剧，由四个乐章组成，具有极为深刻的哲学意蕴。第一乐章中“生命”的动机由管钟奏出，男声合唱唱出：“白雪茫茫的严冬，将旷野冰封；千里萧素的大地，在凝固沉寂之中”。第二乐章用回旋曲式描写冬去春来，用五声化的12音序列技法写成的宣叙调，神圣地宣告春的到来；第三乐章用合唱来感叹春夏秋冬的往复循环，7 拍子的使用也很有特色。第四乐章中“春”的主题变型，明媚有力，特别是5位领唱者以宣叙调所展开的“哲学讨论”，再现部中欢乐的、生命的舞蹈音乐转入凯旋的广板，歌颂生命的春天和新世纪的生命之光，“生命，宇宙的春天，迎来新世纪的黎明……”向人们揭示了人生应以有限的生命从无限的宇宙中争取光明这一哲理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