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宫馆藏雕塑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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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三彩骑驼陶俑，约盛唐开元年间（713年--741年），高74cm、宽54cm             骑驼俑头戴唐人高踣圆头巾子幞头，深目高鼻，络腮胡。身服折襟窄袖、开骻过膝的胡服，下着袴，脚蹬高靴。骑双峰驼，手扶前肉峰，肩负一猴，抬头张望。骆驼昂首引颈，作嘶鸣状，四腿肌肉起伏，似有弹性，四足前后错落，作欲起步状。俑深目多须，为西域康国人形象。康国人善商贾，唐代强盛，于西域（新疆）各地置都护府，使汉代开拓的自长安京都经河西走廊、直至中亚各国到地中海东岸的“丝绸之路”重新畅通。骑驼陶俑塑造了盛唐时西域康国人东来中夏的情景，表现了他们在我国经商之暇，戏猴、骑驼漫游情趣。
    三彩釉配色自然，清丽匀净，俑和骆驼分别以深、浅的赭黄色为主色调，俑的折襟、衬衣和骆驼的头、颈及四腿的绒毛施以浅黄色釉，色彩对比鲜明而不强烈。双峰肉鞍披垫以绿、赭、黄三彩釉色，清丽而不浮华。釉色焙烧匀净无瑕疵，显示了我国唐三彩技艺之精湛。三彩骑驼陶俑的塑造艺术和三彩釉的烧制技术都达到了极其娴熟的高度，属国家珍贵文物。   河南洛阳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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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女舞俑，高21cm

    唐代舞蹈与音乐结合紧密，特别是从中亚、西亚及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传入的乐舞，深受人们的欢迎，成为时尚。不仅在节日庆典上有歌舞表演，富贵之家外出郊游也要带上伎乐。乐舞在人们生活中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     此女舞俑上穿翻领半袖衫，下著长裙，束腰，头微侧。两臂一上举，一下垂，双腿一侧伸，一屈曲，腰肢轻扭，翩翩起舞。从服饰与舞姿看，属于传统汉族舞蹈范畴内的“软舞”。
    与女舞俑相伴而出的还有乐俑5件。其中立者3件，分持琵琶、排箫、笙；坐者2件，分持钹、腰鼓。身份仿史籍中所称的立部伎与坐部伎。立部伎与坐部伎同时出现，在唐代考古中尚属罕见，它表明此组乐舞俑具有很高的等级。同时也说明，在高水平的乐舞表演中，软舞仍占有相应的位置。从雕塑技法与风格分析，它与洛阳孟津岑氏墓俑接近，出土地点应在洛阳邙山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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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彩骑马狩猎俑，高43cm
　　三彩马以褐色为主基调，足直立，微微前倾。骑马者尖鼻深目，颧骨突出，两鬓长髯，唇留八字须。其头罩黑色幞头，身著绿色翻领窄袖袍，足登乌皮靴，双手作持缰之态，双目凝视前方，似在寻找猎物，马鞍背后蹲坐一犬。
　　唐朝统治者有北方少数民族血统，性喜狩猎，并以善猎为荣。狩猎不仅是其生活习俗的客观反映，也从一个侧面映衬出唐人自强、自信之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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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陶卧羊，唐，高8cm，体长15.4cm
    卧羊头大，颈粗，眼圆睁，双角在头两侧卷曲，角上雕出较细密的线状年轮纹，颈部雕有较密集的点线状纹饰。羊身体各部位骨肌清晰，四肢匍匐呈卧姿。作品巧妙地采用局部点线纹饰来表现整体浓密的羊毛，颇具立体效果。
    继汉代之后，厚葬之风在唐代再度兴起。这一时期的随葬品陶羊较以前体态更为饱满健壮，肌肉感较强，造型亦较准确，整个作品趋向于写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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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釉画彩弹竖箜篌伎乐女陶俑，高15.5cm
　　伎乐女陶俑泥质白瓦胎，通体施黄釉，釉上画彩。女佣面部五官端正，墨画眉眼，高颧骨，唇点朱红，神态自然，头梳墨色高髻，肩披红色披帛，顺体下垂至地，身着窄袖高腰长衣裙，裙摆曳地。伎乐女俑跪坐姿，双手抱竖箜篌，作演奏状。竖箜篌造型完整，是研究古代乐器的有形资料。此乐器系从西域传入中原，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曾出土一件完整的木制竖箜篌。这件陶俑真实地再现了初唐时期中西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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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釉吹排箫女陶俑，高10.8cm
　　女俑通体施黄釉，泥质白胎。其头梳高髻，两肩袴披帛，下着裥裙，半跪半坐，探颈扬首，胸部微含，神情专注，双手捧排箫作吹奏状。这件女俑与常见的作规矩表演的伎乐俑不同，制作者刻意表现出女俑轻松随意的姿态，不似表演，如若自娱。唐朝妇女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繁荣的经济为多姿多彩的生活提供了物质保障，这件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妇女生活，颇具时代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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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陶女立俑，高44cm
　　女俑头梳抛家髻，面涂红粉，蚕眉细目，小口施朱，五官相对集中于面庞中央，略显紧凑，身著长裙，双手笼袖于胸前，大腹便便，似在缓步行走。
　　唐中期以后，特别是开元、天宝年间，社会上逐渐形成以肥胖为美的时尚，杨贵妃受宠于李隆基，更将此一风尚推向极端，此女立俑便是盛唐时期审美倾向的典型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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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彩女坐俑，高51cm
　　女俑头戴鸟状冠，五官清秀，眉、眼墨绘。上穿半臂短襦，内衬窄袖衫，下著长裙，足登云履。端坐于筌蹄上，手中持一小鸟。类似形象在西安王家坟村90号唐墓、西安西郊及洛阳等地均有出土。如王家坟村90号唐墓出土的三彩女坐俑衣裙与此像如出一辙，均为柿蒂纹，裙褶破数也相同，颜色以绿为主。唐代诗人皮日休“上仙初著翠霞裙”之诗句，所指应即此类长裙。持鸟的图像在陕西乾县唐永泰公主墓及西安南里王村韦泂墓的石刻线画中均有表现，前者立在贵夫人手背上，后者则由侍女所持，这些鸟都是供主人娱乐用的。由唐代壁画、线刻、陶俑等资料分析，这类陶俑身份特殊，应是墓室中的女主人，人物衣著、形象也有可能是按真容塑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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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食人俑，唐，高28cm
      俑头戴尖顶折沿帽，长脸，深目高鼻，满鬓胡须，其形象与《新唐书》卷二三八中记载的大食“男子鼻高，黑而髯”相吻合。俑身穿右衽衣，腰中系带，足登长筒靴，肩背行囊，手执水壶，身体前倾，作行进状。
      大食是唐朝人对阿拉伯人的专称。唐高宗时，大食人打败波斯帝国，占领了伊朗高原，并于永徽二年（651年）向唐遣使朝贡。之后，两国通过丝绸之路交往日益频繁。许多大食商人往来于陆路与海路，在做商品交易的同时也将伊斯兰教带入中国，并开始在中国的西安、广州、泉州等地定居。唐代墓葬中发现的大食人俑就是这一历史背景的产物。唐朝与大食之间的冲突也时有发生。天宝十年（751年），唐朝将领高仙芝在怛逻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附近）与大食将领吉雅德·本·萨利赫相战。此次战役由于唐朝的败绩而使大食兵掠走了大量中国俘虏，其中包括不少织匠、金银匠、画匠等，包括造纸术在内的多种中国工艺技术因而西传，对西方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个作长途跋涉状的大食人俑是我们见证唐代丝绸之路上漫漫商队的一个缩影，形象而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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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仑奴俑，唐，高24.5cm
    俑身材短小，头部扭向一侧，皮肤黝黑，发卷曲，穿窄袖右衽衣，腰系丝绳，双足外撇，为唐人所称的昆仑奴形象。
    “昆仑”一词，在中国古代除指昆仑山外还指黑色的东西。唐人沿用此义将黑色皮肤的人统称为昆仑人。《旧唐书·南蛮传》曰：“在林邑以南，皆卷发黑身，通号‘昆仑’。”这些黑人大多来自于南洋诸岛和非洲地区，所以昆仑是一个泛称，非专指某一地区或国家。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记载：“西南海上有昆仑层期国，连接大海岛，……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拳发，诱以食而擒之，动以千万，卖为蕃奴。”这些人大多数是被贩运到唐朝的，至中土后，或精习乐舞，供人娱乐，或为奴仆，供主人役使，所以时人称其为昆仑奴。
    目前考古发现的昆仑奴俑多赤裸上身，下著羊皮短裤。此件陶俑却身穿长袍，腰中系带，显然是接受了唐人的生活习惯。
                     
                       画彩女射俑，唐，高28cm
    女俑发髻梳成“丫”形，身穿翻领窄袖衣，腰系带，下著靴。头偏向左，双手作持弓射猎状。此俑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
    唐朝社会风气开放，许多以前只有男子才能从事的活动女子也纷纷参与，射猎便是其中之一。杜甫的《哀江头》：“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齿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王建的《宫词》：“射生宫女宿红妆，把得新弓各自张。临上马时齐赐酒，男儿跪拜谢君王。”便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不仅宫中女子能射猎，民间女子也有不少能骑善射者，李昌夔之妻独孤氏就有一支两千人的女军，穿清一色猎服，专门从事打猎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