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故宫馆藏雕塑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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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鎏金文殊像，明永乐，高20.5cm，宽14.5cm

    文殊头戴宝冠，绀发，宝缯在耳后扎花结，呈“U”字形。面庞方形，修眉细目，眼睛微闭，庄重中蕴含慈祥，鼻高直，耳饰珰。颈有三道，胸饰璎珞，著披帛，下身穿裙，双手持莲茎，两肩各有莲花一朵，莲花上放置经箧和宝剑。结跏趺坐，臂、腕、足有钏。仰覆莲花座上饰连珠纹，座上部錾刻楷书“大明永乐年施”。
    明朝永乐、宣德时期，为了政治上的需要，铸造了一定数量的佛像及法器颁赐给西藏的高僧和政界要人。这类佛像，除现存西藏文物管理部门者外，故宫博物院尚收藏20余件，题材包括文殊、弥勒、观音、尊胜佛母等，其衣饰华丽精美、丰富繁缛，有明显的宫廷造像风格。

                        

                   黄铜鎏金释迦牟尼坐像，明永乐，高22cm

    此释迦牟尼像，绀青螺发，顶有鎏金宝珠，面庞圆润，额有白毫，修眉细目，双眼略向下视，直鼻，唇微张，双耳下垂，耳垂中空。颈施三道弦纹，身穿袒右肩袈裟，结跏趺坐，右手施触地印，左手结禅定印。底座为双层仰覆莲座，仰莲花瓣略短，覆莲花瓣稍细长，仰覆莲瓣之间夹成锐角，莲座底部略大于上部，平稳匀衡。莲座上下层各镶嵌一周整齐的连珠纹。基座上部中间錾刻“大明永乐年施”款。
    永乐款铜造像素以衣饰华丽精美、装饰丰富繁缛称著于世，尤其是宝冠、缨珞、项饰、耳珰的精细雕刻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此件造像简洁生动，质感极强，所用铜质之精，鎏金工艺之美，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神情表达之准确，洵为有明一代佛教造像的上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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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义造铜沙门像，明正统九年（1444年），高21cm，宽17.5cm

    造像铜质，作沙门形象，光头，眉间有白毫，双眉修长，两眼微闭，大耳下垂，身穿袈裟，袈裟幅边有装饰。结跏趺坐，左手平置腹前，手中托宝珠，右手握拳，中空，坐于须弥座上，座前正中有一小兽，仰头向上。座背面刻“大明正统九年岁次甲子，造佛人高义”款识。
    从形象上分析，此造像应为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因“安忍不动犹如大地，静虑深密犹如秘藏”而得名，他与文殊、普贤、观音并称为中国四大菩萨。他处于释迦涅槃之后、弥勒未生之前，发誓要尽度六道众生，拯救诸苦，始愿归成正果，因此也被称为“大愿菩萨”。供养地藏，可得土地丰壤、家宅永安、先亡生天、现存益寿、所求遂意、无水火灾、虚耗辟除、杜绝恶梦、出入神护、多遇圣因等10种利益。据《大方广十轮经》记载，地藏形象出现在北凉时期，唐、五代、两宋时期广为流行，并持续到明清。民间信仰尤甚。其形象主要有沙门、菩萨两种。沙门形一般身穿袈裟，一手持锡杖，一手持宝珠。此像左手托有宝珠，右手中空，推测原来所握者为锡杖。此为研究明代地藏信仰的珍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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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像铜板，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宽13.3cm，高20.5cm

    铜板正中神像头上束冠，眼睛略向下视，浓眉粗鼻，络腮胡须。身穿铠甲，飘带自头顶扬起，缠绕双臂，双手按于腿上，右手原持有物，现已失。双脚著靴，登在一轮状物上。像侧及底部铸刻“太上敕命，赤心忠良，直报无私，万历十六年五月弟子王全河发心，匠人王登选铸造”等铭文。铜板边缘饰三道弦纹，上部有二圆孔，当为悬挂之用。从铭文可推测，此神仙应与道教神祗有关。元、明、清时期，道教盛行，民间信仰尤甚，此神像便是这种信仰的真实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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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叟”款观音坐像，高14.6cm

　　观音直鼻，小口，目光慈祥，庄重娴雅，衣纹随形体处理，简洁流畅，手、足、发刻划准确、细致，嵌银丝，背嵌“石叟”款。像原藏于清宫。
　　“石叟”款铜造像区别于一般宗教造像，在于其高超的艺术性，对作品美的追求远远超出了供奉崇拜的实用要求，特别是对塑造对象神韵的把握，更非普通工匠所能企及。而造像所用铜质，系经过反复冶炼，剔除各种杂质而成，更增强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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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达摩造像，高19cm

    拨蜡法铸造。头顶光亮，四周毛发卷曲，唇、鬓蓄须。首微低，面容清癯，上身袒露，小腿一结跏盘坐，一直立，双手搭于膝上。
    对苦修的刻划，中国与印度略有不同，同是瘦骨嶙峋、突出筋骨，印度在表现释迦牟尼修行时，多以禅定形象出现，而中国在刻划达摩形象时，常出现舒缓自在之姿，给人以亲近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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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观音像板，明，高16cm，宽11.2cm

    观音居中，半跏趺坐于莲花上，高梳发髻，圆形头光，右手扶膝，左手持柳枝。善财居左，足踩莲花，双手合十，拜向观音，其头上方的仙鸟口中衔手珠一串，展翅飞翔。龙女居右，双手捧净瓶，背后衬以竹子。观音所坐的莲花之下波涛汹涌。像板背面铸刻阳文6列，列8至10字不等，铭文为：“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南无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怛只哆，唵，伽囉伐哆，伽囉伐哆，囉伽伐哆，娑婆呵，天罗人，地罗人，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灰尘。”观音与善财、龙女及净瓶、仙鸟等一同出现为明清时期常见题材之一。此像板之构图与铸刻技法在同类题材作品中属上佳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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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塑人物像，明代，高59.5cm，宽18cm

　　人物头戴乌纱帽，身穿圆领衣，衣饰描金红彩，腰佩方带，带左侧挂流苏垂至膝下，右手腕套一串念珠，双手合十于胸前。此像原藏北京房山上方山兜率寺，明万历年间，司礼兼掌印太监冯保等人曾施舍重建该寺，据传，此像便是冯保的供养像。
　　在封建社会，宫廷太监信奉佛教者不乏其人。明代由于许多帝后信佛，太监们更是踊跃出资修庙立寺，塑造真身。法国集美博物馆所藏的30余幅水陆画即为明景泰五年（1454年）御用监太监尚义、王勤等奉命提督监制；法海寺壁画为英宗朝太监李童募捐修造；故宫博物院所藏明代铁罗汉像则是弘治年间太监姚举铸造；北京大钟寺古钟博物馆陈列的古钟里，为太监集资铸造者亦数量不少。此类事例不胜枚举。太监们的如此举动，一方面是为了讨好主人，得到现世的荣华富贵；另一方面则期冀来世投生朱门，不再为太监，免受世人的讥讽与嘲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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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琉璃持钵佛像砖，明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高21.5 cm，宽14.6cm

    佛螺髻，大耳，面颊略长，左手下垂，右手持钵，身穿蓝色袈裟，结跏趺坐于仰覆莲座上。砖上侧有印文 “永乐寺佛塔”，两侧各有印文一列，右为“京西宝君山永乐寺烧”，左为“大明永乐二十一年造”，砖顶部尚印有“大明官窑”4字。砖背面有6道凸起横棱，为与塔体镶贴之用。
    明永乐时期，盛行使用琉璃修造佛像、佛塔，南京著名的大报恩寺塔便是永乐皇帝为其生母所造。有关京西宝君山永乐寺目前尚未发现文献记载，故宫所藏两件永乐寺琉璃持钵佛坐像可填补文献之阙。从时间上分析，永乐寺应建于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而所烧琉璃又皆出自官窑，很可能与政府佛教政策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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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瓷塑送子观音像，高33cm

　　该像头束螺式发髻，披斗篷式袈裟，胸间饰缨络，手腕饰玉镯，赤双足呈半跏趺坐姿坐于高座上。神情娴淑，姿态端庄。其怀中抱一小儿，小儿呈立姿，左手执元宝，右手扬掌偏外作与人状（即满愿状）。在观音右侧饰有经函卷，下设紫檀木雕底座（后配）。瓷塑胎质略显粗糙，釉料乳白中微泛青。此像将人物雕塑的生动传神，在衣饰和手势的处理上颇具匠心。送子观音题材的造像在北宋时期即已有之，到明清时期大量出现。《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云：“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送子观音像即典出于此。从该像的胎质、釉色及人物形象特征看，与康熙年间德化窑所出作品相似。人物造型接近生活，为人们喜闻乐见，具有较强的艺术观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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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化窑达摩立像，清，高25cm

    达摩头戴巾帽，虬髯卷曲，面侧向右，拱抱双手。袈裟下部外侈，似被风吹动而翘起。下著裙，左足呈露于外，足下为汪洋大海。达摩明眸深邃，凝视远方。
    德化窑佛教人物瓷塑吸收了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造像的优秀传统，表现出超凡绝俗之轩昂气宇、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聪明睿智，令人仰之弥高。同时，又根据各种神祗的不同特性大胆创新，兼顾了平民百姓的审美取向，和蔼可亲却无媚俗之态，融神之品相、人之魅力于一体，令人凛然起敬却不生畏惧。
    德化窑之所以生产出优秀的瓷塑作品，与其使用的瓷土及烧制技术密切相关。
    首先，德化窑瓷土中氧化硅含量较高，其在高温作用下常常呈出玻璃的光泽，胎体细密，透光度好。其次，从釉色上看，一般窑址的胎釉由于氧化铁的含量较高，所以白瓷或泛黄，或泛青。德化窑使用的胎釉氧化铁含量低，氧化钾含量高，烧造时采用中性气氛，克服了白瓷纯净度不够的缺憾，其釉色更加纯净，光照之下，尤为明亮。再次，瓷塑家充分掌握了瓷土烧制过程中的收缩度，利用这种收缩度使作品的立体质感更加突出。
    此达摩立像色泽单纯晶莹，雕塑的艺术美与材料的质地美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以纯白为基调，摒弃彩饰，更强化了达摩不同凡响的精神境界。此件立像在有清一代众多的瓷塑精品中独具风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