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的趣闻z

细雨如丝

茶的趣闻

老舍品味重“茶馆”

　　老舍，原名舒庆春（1899年-1966年），字舍予，出身于北京满族贫民家庭，现代小说家、戏剧家。
　　老舍最令人喝采的是写于1958年的话剧代表作《茶馆》。该剧作通过北京裕泰大茶馆的兴衰，生动地展示了新旧社会交替的北京风貌，并深刻揭示了其历史趋势。
　　茶馆古代有茶邸、茶坊、茶肆、茶舍、茶房、茶店、茶社、茶铺、茶亭、茶楼、茶寮和茶室等等名称。设馆饮茶始于8世纪初，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记载过最早的茶馆：“（开元中），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这有点像现代茶摊卖“大碗茶”，完全是平民化、大众化的。茶馆这个名词的出现，一直要到明代，张岱《陶庵梦忆》中记载说：“崇祯癸酉（1633年），有好事者开茶馆”，这是开在北京的一家茶馆。张岱还记述了扬州妓女在茶馆接客的情景。清代是我国茶馆的鼎盛时期，据各种文献记载，清代北京有名的茶馆就有30多家，江南茶馆更是遍布城乡，上海有66家，太仓璜泾镇有近百家，嘉兴新塍镇有80家，王店镇65家，新篁镇40家。茶馆文化到清代已成为中国特有的一种传统文化。
　　但是对这一传统文化历史上罕有文学著述。老舍的伟大贡献之处即以浓厚的北京味艺术地表现了北京一大茶馆的兴衰，展示了一幅真实、生动、深刻的北京市民生活风情图。
　　老舍在《茶馆》的开场白里说道：“这种大茶馆现在已经不见了。在几十年前，每城起码都有一处。这里卖茶，也卖简单的点心与饭菜。玩鸟的人们，每天在溜够了画眉、黄鸟等之后，要到这里歇歇脚，喝喝茶，并使鸟儿表演歌唱。商议事情的，说媒拉纤的，也到这里来。……总之，这是当时非常重要的地方，有事无事都可以来坐坐。”另外，老舍还描述了在茶馆里可以听到最荒唐的新闻，听到某京剧演员新近创造了什么腔儿，听到煎熬鸦片的最好方法，也可以看到某人新得到的文物奇珍。老舍说：“这真是重要的地方，简直可以算作文化交流的所在。”
　　老舍在《茶馆》中对茶充分解得“其中味”，但他在国外却碰到了一桩对茶不解其中味的事。老舍出访莫斯科时，当地人知道中国人好喝茶，非常周到地为他准备了一个热水壶。老舍每天一定得喝上一会儿茶，到莫斯科也不例外，他沏上一杯茶，美滋滋地喝上了几口后，将杯子放在桌上，正当他慢慢感觉、开始渐入佳境时，忽见服务员走来，二话没说，将茶收去倒掉了。
　　原来，外国人喝茶多是定时论“顿”的，除了俄国人外，英国人、荷兰人都是喝茶如吃饭，有专门时间，喝一定量。这位服务员只知道老舍要喝茶，却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全天候”的，更不知道茶味妙在第二杯，茶之至味要慢慢品悟，以至于看到老舍喝剩半杯茶，将杯子放置桌上，便以为先生已经喝完了。老舍对此哭笑不得，茶之佳境美味如烟消云散，只得懊丧地骂了一句“他 妈 的，他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

　　粗话在老舍作品中的粗人口中时有所闻，但在现实生活中的老舍口中这却是罕见的一句粗话。这也可以看出老舍对茶的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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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陶庵品茶鉴水

　　晚明时期，出现了一部至今让人感到意味隽永的散文小品文集《陶庵梦忆》，它的作者是自称“茶淫”的著名散文家张岱。
　　明初，由于朱元璋对团茶的生产（如龙团茶）采取禁止手段，所以团茶、饼茶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散茶。明代中后期，出现了散茶的盛世，瀹茶之风大行，而张岱的一个突出贡献在于他记录了这个盛世的典型事例。
　　张岱（1597年-1679年），字宗子，号陶庵，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他精通历史，长于散文，著述颇多，堪称一代奇才。张岱出身富贵之家，故闲情极备，癖好极多，而诸多癖好中，嗜茶尤甚，自称“茶淫”，甚至以为七件常事中，可以不管柴米油盐酱醋，茶却是每日不可少的，视品茶为最大乐事。
　　在《陶庵梦忆》中，张岱叙述了他和善于瀹茶的名士闵汶水之间的一桩瀹茶故事。
　　闵汶水原籍安徽歙县，落籍福建，后居南京，极擅瀹茶，因其年事已高，人称“闵老子”。当时的名流雅士如董其昌、郎瑛等人，凡经过其地，识与不识，皆去拜访，以能尝到闵老子所烹之茶为人生一大快事。
　　崇祯十一年（1638年）秋九月的一天，张岱根据好友周墨农的介绍，乘船抵南京，前往桃叶渡拜访闵汶水。不巧，他一大早就出门了。张岱一等就是一天，直到天很晚这位闵老子才慢慢悠悠踱回家，好是散漫。
　　两人见过礼，张岱刚说了一句话，闵汶水忽然想起什么事，起身自语道：“啊呀！我的拐杖忘记带回来了。”也不与张岱说什么，径自出门去了。
　　空等了一大白天，现在又来而复走。不知啥时能回，让人焦躁不安。但张岱还是耐住了性子等待，并对自己说：“今日岂能空手而去！”
　　又等了好久好久，直到初更时分，闵汶水才回来。进门后，见张岱还在，他感到有些奇怪，仔细打量了张岱一番后说：“怎么您还在这里？您跑这里干什么？”
　　张岱恭恭敬敬说：“久闻闵老的大名，今天如不能畅饮您老的茶，我决不回去！”
　　闵汶水一听，乐了，想不到天下还有这样的“茶癖”。于是他亲自当炉煮茶，款待客人。
　　闵汶水将张岱请进一小室。张岱环视之，窗明几净，案上摆设古朴的荆溪壶和成化、宣德官窑瓷瓯十多种，都是片瓷千金的精绝之品。灯下再看闵汶水奉上之茶，但见茶汤之色与瓷瓯之色无别，而香气逼人。张岱禁不住叫了一声：“绝！”
　　张岱小呷一口，问闵汶水：“这茶产于何方？”
　　闵汶水随口回答说：“这是阆苑茶（产地在四川）。”
　　张岱再细啜了一口说：“你呀别骗我，这茶是阆苑茶的制法，但味道却不像。”
　　闵汶水偷偷一笑说：“那么您知道它产于何地？”
　　张岱举杯再品吸了一口茶后慢慢说道：“真像是罗岕山的的名茶（罗岕山在今浙江长兴）？”
　　闵汶水闻言吃了一惊，吐吐舌头说：“奇！奇！”
　　张岱又问道：“这水是哪里的水？”
　　闵汶水说；“是惠山泉（在无锡）。”
　　张岱道：“不要再骗我了！惠山泉运至南京路途遥远，千里致水而不见其水之老，这是什么道理？”
　　闵汶水道：“我实在不敢再向您隐瞒什么，这真的是惠山泉，只是在汲水前必淘净泉井，待后半夜新泉涌至才汲之，并非得江风满帆才行舟运水，所以这水新嫩不生杂物，即使寻常的惠山泉与它相比犹逊一筹，何况其他的水？”说罢，闵汶水又情不自禁地吐了吐舌头，自言自语道：“奇！奇！”
　　闵汶水言未毕即离席而去。过了一会儿，又持来一壶茶为张岱斟满上，说：“您再品味一下这茶。”
　　张岱细细品鉴后说：“这茶香气浓烈扑鼻，味甚浑厚，一定是春茶！刚才煮的茶则是秋茶。”
　　闵汶水哈哈大笑说：“我已七十岁了，所见精于鉴赏茶的人没有一个能比得上您。”
　　于是两人遂成忘年交。
　　从张岱的这则故事可以看出，明代瀹茶之艺实为茶的一种鉴赏艺术，它讲究品茶环境的幽雅洁净，所用茶具古朴典雅，追求名茶名水，更重要的是茶人要有涵养，谙熟品饮之道，注重鉴赏功夫。如果说，宋代斗茶偏重游艺，其艺术性是外在的话，那么明代瀹茶的艺术性则偏重于内在。另外，瀹茶还有这样的风俗，如果客人品出了味道，点出了蕴藉，则主人以更好的茶相待。
　　张岱后来把自己所撰的《茶史》手稿与闵汶水细细研讨。但就在书稿即将付梓时，清兵大举南下，明朝土崩瓦解，江南大乱，《茶史》稿本也不幸散佚，只有序文还存于其文集中。这是中国茶史上的一大憾事。
　　　　瀹yue4，煮。瀹茶，苏轼《仇池笔记》：“瀹茶煮药，皆美而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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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可简贡茶得官

　　贡茶一事在唐代就已有之，当时一些官吏为了得到皇帝的赏识，每年争先进贡新茶。如《旧唐书·刘晏传》记载：“江淮茶橘，（刘）晏与本道（当地之义）观察使各岁贡之，皆欲其先至。”
　　但是到了宋代徽宗时候，不但贡茶者越来越多，而且竟然以贡茶作“敲门砖”，走向谋官求职之途。
　　宋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等书记载说，宋徽宗嗜茶，宫廷斗茶之风盛行。为了满足其对茶的奢靡之需，各地的贡茶品目大增，数量日多，制作日精，而徽宗则对贡茶有功者重加禄用。
　　宣和二年（1120年），漕臣郑可简创制成银丝冰芽贡茶，做成方寸大小，因为这种团茶色白如雪，所以取名“龙团胜雪”。郑可简因此而倍受宠幸，官升至右文殿修撰、福建路转运使，专营“肥缺”。
　　郑可简有位侄子叫千里。受叔伯之命，千里不远万里到各地钻山窜谷，搜集名茶。终于有一天，千里访得一种叫“朱草”的名茶。
　　郑可简是个无情无义的流氓，听说侄子新获名茶“朱草”，便指使自己儿子郑待问巧取豪夺了“朱草”，上贡宫中。果然，郑待问也因贡茶有功而赢得了乌纱帽。
　　当时有人讥讽他俩说：“父贵因茶白，儿荣为草朱。”
　　而千里因被夺走了“朱草”心存嫉恨，堂堂喋喋不休，痛骂郑家父子心黑手辣，毫无亲友之情义。
　　有一天，郑待问得官荣归故里，大宴宾客以示庆贺，亲姻毕至，众皆赞喜。酒席宴上，郑待问酒酣耳热，春风得意，洋洋自喜道：
　　“一门侥幸。”
　　这时，宴席中遽然冒出一个愤愤不平的声音：
　　“千里埋冤。”
　　众人闻声只好含含糊糊打圆场说：“这句话对得真是工稳，妙！”
　　贡茶可以得官，宋徽宗的荒唐在此毕露无遗。而郑氏父子为得一官半职，不惜绝亲绝故，夺人之茶据为己有，冒名进贡。宣和君臣可谓荒谬透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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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婴以茶为廉 　　晏婴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字平仲，后人称之为晏子，曾在齐灵公（前581年至前554年）、齐庄公（前553年至前548年）时为官，在齐景公时（前547年至前490年）任国相。 　　他在植物研究上看来是颇下了点工夫的，譬如“桔过淮南是为枳”的故事和“两桃杀三士”的故事，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前者以桔枳之事回击了楚王对齐人的讥讽，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后者则仅仅以两枚桃子就为齐王除掉了三个飞扬跋扈的武士，取得了内政上的成功。这种智慧让后人钦佩不已。 　　晏婴任国相时，力行节俭，这点却为茶所证实。采集了晏婴事迹及其诤谏言词的作品《晏子春秋》中说，晏婴担任齐景公园相时，吃的是糙米饭，除了三五样劳菜以外，只有“茗菜”而已。唐代“茶圣”陆羽把《晏子春秋》这段文字引入了《茶经》中的《七之事》里。 　　但是，已故当代“茶圣”吴觉农对此却不以为然。 　　吴觉农在其《茶经述评》中说：在公元前六世纪的春秋时期，居住在山东的晏婴，是否能在吃饭时饮茶，是很值得怀疑的。这是因为从我国茶区扩展的历史来看，在春秋时期，除了茶树原产地的西南地区早已有茶 外，我国的其他地区，包括山东，是还不可能产茶的。即使由于他身居国相，可能有人把茶作为礼品馈赠给他，但在战国或秦代以前，基本上还是茶的药用时期，晏婴是不可能把作为药物的茶与饭菜同时进用的。除此以外，又没有发现关于晏婴饮茶的其他记载，自也无法肯定他曾饮过茶。因此，陆羽把《晏子春秋》条列入《七之事》中，作为春秋时代茶的史料，是不适当的。另外“茗菜”二字，有的版本作“苔菜”，认为晏婴所吃的不是茶而是苔菜，那就更不应该把这条列入《七之事》了。 　　古今两位“茶圣”对晏婴吃茶一事看法截然不同，煞是有趣。 　　但更有人认为，“茗菜”就是茗菜，而不是茶和菜，也就是说，承袭上文，晏婴不是饮茶，而是吃一种叫“茗菜”的菜。这一说法的依据是至今云南西双版纳的基诺族等少数民族仍爱吃“凉拌茶菜”。这种茶菜叶色黄绿鲜翠，有咸辣之味，又有茶香，用以佐食蕉叶糯米饭，味道非常爽口。另外还有南方的名菜“龙井虾仁”、“碧螺虾仁”、“樟茶鸭子”等茶菜。远的如果不说，近在山东的孔府名菜“茶烧肉”也是一例。 　　不过，茶在周武王是为贡品，在晏婴却为低廉之物，一珍一廉，真是天差地别。但其实今天的茶人既求珍，也讲廉，品质上求珍，茶礼、茶道中讲廉，一点不偏颇，这是今人胜古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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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万里嗜茶如命

　　与陆游同时期还有一位著名的诗人，也留下了不少有关茶的诗文，他就是杨万里。
　　杨万里（1127年-1206年），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他一生作诗两万多首，传世者仅一部分。其诗与尤袤、范成大、陆游齐名，称“南宋四家”，而其诗体则自成一家，称“诚斋体”。
　　杨万里有关茶的诗文和陆游的诗作有一明显差异，就是非常浓郁地表现了一种嗜茶如命的心境。
　　杨万里有一首《武陵春》词，在词中小序中他说：“老夫茗饮小过，遂得气疾”，词中又说：“旧赐龙团新作祟，频啜得中寒。瘦骨如柴痛又酸，儿信问平安”。由于嗜茶，“茗饮小过”，“频啜得中寒”，弄得人“瘦骨如柴”，但他仍不愿与茶一刀两断，他在另一首诗中说：“老夫七碗病未能，一啜犹堪坐秋夕。”虽病不绝，只是少喝点罢了。
　　此外，杨万里由于夜里也好饮茶，故常常引起失眠，但他决不责怪饮茶。他在《三月三日雨，作遣闷十绝句》中说：“迟日何缘似个长，睡乡未苦怯茶枹。春风解恼诗人鼻，非菜非花只是香。”其《不睡》诗又说：“夜永无眠非为茶，无风灯影自横斜。”
　　杨万里嗜茶如命可见一斑。
　　但其嗜茶如命绝非是口腹之贪，他追求的是茶的味外之味。杨万里在《习斋论语讲义序》中说：“读书必知味外之味，不知味外之味而曰＂我能读书＂者，否也！《诗》曰：＂谁谓荼（即茶）苦，其甘如荠。＂吾取以为读书之法焉。”将读书与饮茶作比较，由饮茶而想到读书，从这段话中可看出杨万里深得饮茶的味外之味，因此，即使他病得瘦骨如柴，仍不愿放下茶杯。
　　杨万里嗜茶如命，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从清澄如碧的茶水中悟出了为人处世之正道。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中记载说，杨万里从常州知府调任提举广东常平茶盐时，将万缗积钱弃于常州官库，两袖清风而去。他致仕回乡后，“清得门如水，贫唯带（皇帝所赐的玉带）有金。”故居老屋三代未加修葺，只能挡挡丝风片雨。
　　杨万里一生清廉，其子杨伯儒也以清廉著称，在广东任官时，曾以自己的七千俸钱代贫户纳税。而杨伯儒病入膏育、临终之际，却连入殓的衣衾也没有。
　　“故人气味茶样清，故人丰骨茶样明。”这是杨万里《谢木韫之舍人赐茶》中的诗句，他将茶的清雅、明澈，来称道知心朋友的气质、丰骨，把茶在精神方面的地位、作用和价值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而即以其诗还颂其人，杨万里也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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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巧制姜盐茶

　　陆羽在《茶经·四之器》中说：“赵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该文说的岳州窑所产青瓷茶碗，是仅次于越瓷的饮茶精品。而岳州窑就位于今湖南省的湘阴县，因唐代湘阴隶属岳州，故称岳州窑。
　　湘阴县地处南洞庭湖之滨，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楚国诗人屈原的自沉之地汩罗江，就离县城三十余公里，而此地更有趣的是出产之物与“岳”字特有缘，除了建有著名的岳州窑之外，还有一种特产叫“岳飞茶”，这是一种至今在此仍为盛行的姜盐豆子茶，当地又简称为“姜盐茶”。
　　当代曹进的《湘阴茶略考》（载于《茶的历史与文化》）中说：“湘阴的民俗学家及民众一致认为，姜盐豆子茶系岳飞所创，故又名岳飞茶。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岳飞被朝廷授予镇宁崇信军节度使，带兵南下至汩罗营田镇，准备与杨幺领导的农民军作战。岳家军多来自中原，驻军江南后因水土不服，士兵中腹胀、溏泻、厌食和乏力的病人日见增多，影响了军队的作战能力和士气。岳飞平日喜读医书，他见该地盛产茶叶、黄豆、芝麻、生姜，便嘱部下熬含盐的姜、黄豆、芝麻茶饮。果然，军中疾病大为减少。军营周围的百姓依法炮制，从此在湘阴流行开来。”
　　岳飞（1103年-1142年），字鹏举，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是南宋抗金名将，著名的民族英雄。岳飞治军赏罚分明，纪律严整，又能体恤部属，以身作则。岳家军号称“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掠）”，连金军也感叹道：“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姜盐茶健脾胃，驱风寒，去腻强身，至今仍盛行于湘阴的每个家庭。据曹进于1986年的调查，湘阴县城7个居民聚居区的101个家庭，其中长年饮用姜盐茶的有100户，惟一不饮此茶的是一个外省移民家庭。
　　但其实姜盐茶并不是到了岳飞之时才有的，它最早出现在唐代，唐人薛能《茶诗》云：“盐损添常戒，姜宜著更夸。”据此可见唐人煎茶已用姜和盐了。苏轼《和寄茶》诗也说：“老妻稚子不知爱，一半已入姜盐煎。”则北宋时也有姜盐煮茶之风，相传苏轼还曾用姜盐茶治好了宰相文彦博的疾病。苏轼之弟苏辙在《煎茶诗》中说，北方“俚人茗饮无不好，盐酪椒姜夸满口”。是当时的北方人在茶中除了添放姜和盐外，还有奶酪和辣椒等物，这茶真难以想象其味如何。而岳飞所制的姜盐茶除了姜盐“基调”外，不过再添了些黄豆、芝麻而已。
　　煮茶和以姜盐，其味不知会如何，但从中医而论，却不无道理，茶性寒，而姜性热，一寒一热，正好调平阴阳。杨士瀛《医说》中有姜茶治痢之方，其理正是本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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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观音与白牡丹

　　一片芳茶，竟何以南海观音大士和名贵高雅的白牡丹来命其名呢？说来还是饶有兴味的。
　　铁观音，重要产区在福建安溪，一般称之为“安溪铁观音”。另在永春、南安、晋江、长泰、同安、龙溪等地亦有生产。闽南乌龙茶首推安溪铁观音。其名之由来，相传在二百多年前，清乾隆年间，安溪县松林头乡有一位信仰佛教的人，姓魏名饮。每天清晨必以清茶一杯敬奉在观音像前。他一日上山砍柴，在观音庙旁山岩上一石隙间，发现一株奇异的茶树，叶片闪闪发光，油绿肥壮，便将其挖回家，栽于庭院，精心管理，并以无性繁殖方法，插枝条加以繁殖。从这些茶树上采摘鲜叶制成的茶叶，色泽褐绿，重实如铁，冲泡品饮，异香扑鼻。于是魏饮更信为这茶是观音菩萨所赐，便取名为“铁观音”。他繁殖的茶树也称之为“铁观音”了。
　　故事之二：传说这个茶树品种是安溪尧阳南岩山王士琅发现的，移栽于南轩之圃，后制成茶，芳香越凡，进贡乾隆皇帝。因其条索紧结，身骨重实如铁，色泽乌润，香气清高，滋味醇厚回甘，乾隆赐其名为“铁观音”。
　　这些故事，孰是孰非，姑且勿论。但以“观音”象征其品高圣美，真可谓名符其实、无与伦比了。铁观音成品茶在冲泡时有馥郁的兰花香气。行家称誉其：“绿叶红镶边，七泡有余香；既有天真味，又有圣妙香。”
　　白牡丹，于1922年以前创制于福建省建阳县水吉乡。白牡丹是以绿叶夹银白色毫蕊，形似花朵；冲泡后绿叶托着嫩芽，其形优美如蓓蕾初放，因而得此高洁雅称，其成品茶，毫心肥壮，叶张肥嫩，呈波纹隆起状，叶缘向叶背垂卷，叶背遍布白色茸毛，香毫显露，甘醇清鲜，汤色杏黄清澈。白牡丹，味温性凉，有健胃提神之效，退热降火之功。海外侨胞，视为珍品，常作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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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奇的武夷大红袍 　　大红袍，产于福建省武夷山。武夷山在崇安县城南15公里，是我国著名的风景区，素有“奇秀甲于东南”之誉。这珍奇的大红袍古茶树，即生长在这三十六岩峰、九曲溪水和古刹错落的天然美景的中心--天心岩。天心岩--据山志记载：全山百二十里度之，是峰居其中央，犹天之枢极也。故曰“天心”。天心岩是武夷山的产茶区之一。大红炮茶树即生长在天心庵（又名永乐禅寺）之西九龙窠山岩之上。古茶树现仅存四株，是我国岩茶中之珍品。素有“茶中状元”、“茶中之王”的美誉。 　　大红袍，属于乌龙茶，其名始于清代。关于这一茶名的来历，还有一些近乎神灵般的传说：有一副联语云：“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自古栽。”有的说，这株茶树生长在悬崖峭壁之上，人们只能望茶兴叹，无法攀登采取。于是有心计的农夫，便驯养了一只猴子，当春茶刚刚吐嫩芽之时，他便让这个贯善攀援的灵猴，身穿红衣，登上悬崖，采下了青翠鲜灵的嫩茶芽，焙出香茗，鲜醇异常。因为此茶为红衣灵猴所采，故称之“大红袍”。 　　故事之二：传说，清代有一位县官，得了一种无名之症，虽广求四方名医，均不见疗效。后来天心寺（即永乐禅寺）的一位禅师，采得此茶，制好送给县官，此茶味极美，县官只饮数次，久治不愈的病却很快好了。县官便请来僧人问何处得此仙茗？僧人告之。于是，这位县官便选择吉日良辰，亲临茶崖，焚香礼拜，并将自己的红袍披在树上。从此，人们便称此树为“大红袍”了。 　　故事之三：有的传说，则更加神奇了，说大红袍树上所产之茶，只在杯中放上一叶，泡开后，再把一粒米放入杯中，立即便消化了。 　　上述这些逸闻传说，都给“大红袍”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有些也就难辨其真假了。现在给予“大红袍”的科学解释是，因其春芽萌发时，嫩梢芽叶呈紫红，远望颜色如火，若红袍披树，故名。大红袍之所以品质超群，当然不是什么“红袍加身”之故，而是在于它生长在独特的自然环境里。这几株茶树，晨可沐朝阳，夜可沾玉露，终年云雾迷漫，且有一线岩泉滴滴滋润，真可谓独得天地之钟爱而成为稀世之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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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戏说“茶令”

　　《中国风俗辞典》有这样一段叙述：“茶令流行于江南地区。饮茶时以一人令官，饮者皆听其号令，令官出难题，要求人解答执行。做不到者以茶为赏罚。”
　　酒有酒令，茶也有茶令，这是一个非常富有文化意义的创举。应该说，茶令最早出现在宋代，它是宋代兴盛斗茶的产物。斗茶之初乃是“二三人聚集一起，煮水烹茶，对斗品论长道短，决出品次”（见宋人唐庚《斗茶记》）。随着斗茶之风遍及朝野，尤其是文人更为嗜好，斗茶由论水道茶变异出一种新的形式和内容，即行茶令。而茶令的首创者当推易安居士李清照。
　　李清照（1084年-1155年），号易安居士，济南（今属山东）人，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女词人。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李清照与金石考据学家赵明诚结为伉丽。婚后，她以才智协助赵明诚编撰《金石录》，收集了大量的金石文物和图书，其间，夫妇诗词唱和，悠闲自得。在“酒阑更喜团茶苦”的生活中，李清照独创了一种我国特有的妙趣横生的茶令。
　　李清照在为丈夫所著《金石录》写的“后序”中，记叙了她与赵明诚品茶行令以助学问的趣事佳话：
　　为了撰写《金石录》，她与赵明诚回青州（今山东益都县）故第而居。夫妻俩每得到一本好书，即共同校勘，重新整理。得到书画、彝鼎等文物，也一起把玩赏析。在治学著文过程中，李清照对自己的强记博学颇为自负，于是忽发奇想，推行一种以考对方经中典故知识为主的茶令，赢者可以先饮茶一杯，输则后饮茶，与酒令之行大相径庭。
　　两人每次吃完饭，坐于“归来堂”中，烹好茶，然后一人指着成堆的书籍，要对方说出某一典故出自哪本书的第几卷、第几页甚至第几行，以是否说中来决胜负，并确定谁先饮茶。两人在行茶令中，常常是李清照获胜，有一次赢后她举杯大笑，结果得意忘形，乐极“翻杯”，一杯满茶倾覆在怀里，非但“头口水”没得喝，还连累了一身衣裙。
　　饮茶行令，启智助学，使人兴奋，对著书立说大有裨益，赵明诚终于写出了我国第一部考古学专著《金石录》，成为考古史上的著名人物。
　　靖康元年（1126年），金军南侵，李清照夫妇先后背井离乡，逃往江南。建炎三年（1129年），赵明诚不幸病故，李清照只身漂泊，晚景更是凄苦。但茶令一事并未因李清照的落泊而绝迹，相反，它又在江南地区广为盛行起来。
　　南宋王十朋有诗道：“搜我肺肠著茶令”，其自注云：“余归，与诸子讲茶令，每会茶，指一物为题，各举故事，不通者罚。”
　　茶令之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茶文化

细雨如丝

松山请茶“何必再招呼” 　　僧侣之间以茶说禅之外，僧俗之间也有以此相对禅机的事。《景德传灯录》卷八记载说： 　　有一天，松山禅师请居士庞蕴喝茶。庞蕴忽然举起茶托子问道：“这茶人人都能喝上，人人都有份，为什么其中的禅旨不能说？” 　　松山答道：“正因为人人都有，所以不能说。” 　　庞蕴话锋一转，问道：“那么老兄你为什么却能说？” 　　松山随机应变说：“总不能不说话罢！” 　　庞蕴找不出松山话中的破绽，只好说：“那当然，那当然。” 　　松山回过头顾自己喝茶，庞蕴见状忽又发难问道：“老兄喝茶为什么不招呼客人呢？” 　　松山反问道：“谁是客人？” 　　庞蕴脱口而出：“就是我老庞。” 　　松山淡淡一语道：“何必再招呼呢？” 　　松山也是马祖道一的弟子，生平未详，约8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上半叶在世。庞蕴，字道玄，衡阳（今属湖南）人，在世之时与松山相近。他曾参见马祖道一领悟禅旨。后游历至襄阳（今属湖北），爱其风土，与妻子儿女躬耕鹿门山下，后世称之为襄阳庞大士。 　　庞蕴仗着学过一点禅学，想以对应禅机难倒松山。佛家讲普渡众生，庞蕴即以茶为人人皆有之物，逼使松山点出茶中禅意。松山针锋相对，指出既然人人皆有，人人就能悟道得佛，所以不必多说。庞蕴无理取闹，继续发难，你说不必多说，这分明已经开口说了。松山却认为，就你庞蕴不知茶禅一味，所以我不能不说。 　　第一回合败阵后，庞蕴并未善罢甘休，还想反扑扳回，见松山自顾自喝茶，便挤兑说他只知喝茶，不知对客人的礼数，这茶不喝也罢。谁知松山机智地反间道：“谁是客人？”大家喝茶都想了悟禅旨，又何来主人客人？面对庞蕴毫无禅机直言“我就是客人”，松山只能相告说，对你这种不知禅机的人，我何必再费劲和你打招呼！ 　　松山以其学识和机敏，阻止了庞蕴的捣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