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的趣闻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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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松龄路设大碗茶

　　清康熙初年的一个盛夏季节，在山东淄川（今属淄博市）的蒲家庄大路口的老树下，一位三十来岁的汉子摆了一个凉茶摊。他长得很瘦，开襟的粗布短衫显现出这人家道的清贫。而这个茶摊除了一小缸粗茶、四五只粗瓷大碗外，让人纳闷的是摊桌上竟搁着笔墨纸砚文房四宝，与卖茶怎么也不沾边。
　　这位瘦汉便是中国古典名著《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
　　蒲松龄（1640年-1715年），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人，为清代文学家。蒲家号称“累代书香”，蒲松龄出生时正值明末清初的大动乱之时，家道中衰，家境维艰。
　　蒲松龄一生刻苦好学，但却屡试不第，不得不在家乡农村过着清寒的生活，做塾师以度日。在艰难时世中，他逐渐认识到像他这样出身的人难有出头之日，于是他将满腔愤气寄托在《聊斋志异》的创作中。至康熙十八年（1679年），这部短篇小说集已初具规模，一直到暮年方才成此“孤愤之书”。
　　《聊斋志异》的故事来源非常广泛，有出自蒲松龄的亲身见闻和自己的虚构，还有很多则出自民间传说，其中设置茶摊便是蒲松龄征集四方轶闻轶事的一个办法。他将这个茶摊设在村口大路旁，供行人歇脚和聊天，在边喝茶边海阔天空乱聊中，蒲松龄常常捕捉到故事的题材和素材。后来蒲松龄干脆立了一个“规矩”，哪位行人只要能说出一个故事，茶钱他分文不收。于是有很多行人大谈异事怪闻，也有很多人实在没有什么故事，便乱造胡编一个。对此，蒲松龄一一笑纳，茶钱照例一个不收。也不知道耗去了多少茶钱，蒲松龄攒集到许多故事素材，最后以自己丰富的想象和生活经验，将许许多多牛鬼蛇神、妖魔狐仙充实、完美成一篇篇小说。
　　蒲松龄以茶换故事一事又通过许许多多的行人传播而声闻遐迩，于是又有许多人虽不曾喝过蒲松龄一口茶，却纷纷将自己的珍闻捎寄给他。蒲松龄又几经修改和增补，终于完成了这部不朽的文言篇小说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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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卫公“水递”惠山泉

　　李德裕是个颇有作为的宰相，但度量不宽。在有名的“牛李党争”中，他是李党的领袖，他与牛党领袖牛僧孺等人相互排斥、倾轧长达二十多年，最终败落被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东南）司户，郁闷而卒。而他当朝时在生活上的奢侈过度，也遭来了非议和抨击。
　　宋代唐庚在《斗茶记》中讲述了一则李德裕嗜惠山之泉成癖，而不惜代价以求的故事：
　　无锡惠山寺石泉水曾被陆羽列为天下第二泉，仅次于庐山康王谷水帘水（见张又新《煎茶水记》）。这李德裕除了雅好南零水外，还特别“垂青”于惠山泉。但无锡与京师长安远隔数千里，惠山之泉如何能得？像南零水那样请人顺便捎带则机会不常有，还得防人偷懒，弄些假冒伪劣产品搪塞。也许他想起在唐德宗贞元五年（789年）时，宫廷里为了能喝到上等的吴兴紫笋茶，曾传旨吴兴地方官，每年贡茶必须一日兼程，赶在清明节前到京，是为“急程茶”。后来，李郢有诗道：“一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终于，他看到了自己身为宰相的权势，便传令在两地之间设置驿站，建起了一条惠山泉的特快专递线，从惠山汲泉后，即由驿骑站站传递，停息不得。时人称之为“水递”。这也真有点像唐玄宗时杨贵妃的千里快骑送荔枝的穷奢极欲。
　　后来有位僧人对李德裕说：“我已为相公通了一条'水脉'，现在京师长安城里有一眼井，其水与惠山泉泉脉相通，汲之以烹茗，那味道没一点差异。”
　　李德裕听罢十分惊异，问：“这井在城里什么地方？”
　　那僧人说：“昊天观常住库后面的那口井就是。”
　　李德裕将信将疑，为了一辨僧人之言的真伪，他派人取来惠山泉和昊天观井水各一瓶，混杂在其他八瓶水中，让僧人辨认。这僧人颇有些本事，他只取装有惠山泉和昊天观井水的两只瓶子，使李德裕大为叹奇。
　　这则故事的僧人通“水脉”一节自然荒诞。唐庚对李德裕“水递”一事评论道：“水不问江井，要之贵活。千里致水，伪固不可知，就令识真，已非活水。……罪戾之余（大动干戈、兴师动众以后），得与诸公从容谈笑于此，汲泉煮茗，以取一时之适（快活），此非吾君之力欤！”
　　明代屠隆在《考槃余事》中对此事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清致可嘉，有损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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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汝圭嗜茶拒赡养

　　清代文学家冒襄（字辟疆，号巢民）在《岕茶汇钞》一书中，记述了明代一位对茶有奇癖的老人。
　　这位老人叫朱汝圭，娄江（今江苏吴县东）人，是“吴门七十四老人”之一。他自幼嗜茶，打个比方就好比世人结脐于胎。他十四岁时即入岕山（即罗岕山，在今浙江长兴）采茶制茶，每年春夏两次，冒巢民给他算了下，在六十年中进山一百二十次，从未中辍过。当时有位对岕山茶极富研究的人叫于象明，号称"精鉴赏甲于江南"，并居家于岕山棋盘顶，每年其家人必亲自采制岕山茶，先后制成了庙后、棋顶、涨沙、本山等名品，冒巢民品尝后以为这些茶各有差等，但味道极真极妙，为二十年来不曾尝到的极品。
　　可是，有一年朱汝圭也携岕山茶来拜访冒巢民，让他大吃一惊，他发现，朱汝圭的茶与于氏之茶在味道上不相上下，但在种类上却要多出一种叫“花香”的茶。
　　更让人称奇的是朱汝圭嗜茶而轻家。他有位儿子在诸生中颇有点小名气，对其父也颇尽孝心，悉心赡养，但就是有一点让其父极不高兴--不喜欢喝茶。终于有一天，朱汝圭因儿子不嗜茶，觉得他一点也不象自己的后代，而宣布拒绝他的赡养。
　　朱汝圭以七旬之龄常常冒寒进山采茶，采回后即在街市大声叫卖。旁人经常见他一天到晚洗茶涤器，掇弄无休，完全到了一种痴迷的境界。后来又采茶供佛，金芽素瓷，精心治办，以求他生受报，往生“香国”。采茶供佛、为佛事，东西方均无此典，故始于朱汝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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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权行茶破孤闷 　　宋代大为兴盛的斗茶之风，到元代开始日渐衰落。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政的蒙古人对被征服者汉人的文化多加摒斥，世风已无意于那种偏窄繁琐的饮茶方式，另一方也因为新兴起的饮茶方式叶茶瀹泡法的推行，饼茶的制作开始迅速减少，而以饼茶为基础的斗茶技趣也随之消退。到明代初年，朱元璋下诏取消贡奉龙团饼茶，倡导叶茶，于是进一步促进了饮茶方式的转变，技趣性饮茶从此没落，同时也使自唐以来的以碾煎过程为主体的烹饮法渐趋消失，饮茶之道主要集中在品饮的过程中。 　　在这次饮茶方式的转变过程中，倪瓒是“先驱”，朱元璋是“后继”，真正确立新方式的则是朱权。 　　朱权（1378年-1448年），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七子，自幼体貌魁伟，聪明好学，人称“贤王奇士”。朱元璋为防御蒙古，将朱权分封为河北会州（今热河平泉县南），称宁王，与燕王朱棣等王子节制沿边兵马。洪武三十一年（1983年），朱元璋死，皇孙朱允炆即位，是为建文帝。次年，即建文元年（1399年）朱棣进军南京，发动了长达四年的靖难之役。朱棣起兵前，曾胁迫朱权出兵相助，并许以攻下南京后，与他分天下而治。经过四年战争，朱棣打败建文帝，夺取了政权，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年号永乐。 　　朱棣即位后，非但只字不提分治天下，而且还将朱权从河北徙迁至江西南昌，尽夺其兵权。朱权遭此巨创深痛，即求清静和韬晦，于南昌郊外构筑精庐，寄情于戏曲、游娱、著述、释道，多与文人学士往来，自号臞仙，又号大明奇士，涵虚子、丹丘先生。 　　朱权晚年信奉道教，耽乐清虚，悉心茶道，将饮茶经验和体会写成了一卷对中国茶文化颇具贡献的《茶谱》。 　　唐宋时期茶叶多以蒸青团茶为主，制法为先将鲜叶蒸一下，然后捣碎拍制成中间留孔的团饼，再串起来焙干、封存。朱权却不欣赏团茶及其烹饮方法，独创了蒸青叶茶烹饮法。他在《茶谱》序文中说：团茶“杂以诸香，饰以金彩，不无夺其真味。然天地生物，各遂其性，莫若叶茶，烹而啜之，以遂其自然之性也。”主张保持茶叶的本色、真味，顺其自然之性。的确，叶茶不但饮用方便，而且能让人享受到茶叶的色、香、味、形之美，更能品味到茶的本味。 　　清茶助清谈，清谈更品茶，所谓“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清言”，即刻画了饮谈相生的雅意。朱权还较为完整地构想了一套清谈开始前的行茶仪式： 　　先让一侍童摆设香案，安置茶炉，然后另一侍童取出茶具，汲清泉，碾茶末，烹沸汤，候汤如蟹眼时注于大茶瓯中，再候茶味泡出时，分注于小茶瓯中。这时主人起身，举瓯奉客，对他说：“为君以泻清臆”（义即为您一抒胸臆）；客人起身接过主人的敬茶，也举瓯说：“非此不足以破孤闷”。然后各自坐下，饮完一瓯，侍童接瓯退下，于是主客之间话久情长，礼陈再三，琴棋相娱。 　　这一焚香弹琴，烹茶待客的礼仪，是明代追求品饮境界的文人茶的生动写照。 　　朱权崇奉道教，嗜好茶学皆为自保之计。但是其后裔看来并未承袭这套家学，就在朱权死后70年，即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十万，争夺皇位。这次叛乱很快即被扑灭，朱宸濠被处死，宁王之藩也被撤除。 　　但朱权对茶的诸多研究却是影响深远。他创制的蒸青叶茶促成了炒青的制成，使叶茶从此进入生活，茶的饮法也改变为像今天开水冲饮的形式。更值得一提的是那套待客的行茶仪式，对日本茶道有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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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常不让南泉吃茶

　　北宋禅僧道源编撰的《景德传灯录》（成书于北宋景德年间，即1004年-1007年）记载了不少有关僧人饮茶的故事。其中卷七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禅师智常与南泉一同行脚，有一天，两人要相别了。临别时，他俩煎茶品茗，作最后的一会。烧茶时南泉问智常道：“从前与师兄研讨的一些禅语，彼此都已明白了，今后如果有人问起悟道大事，我该怎么回答？”
　　智常看着眼前一片地说：“这块地方太适宜建一座庵堂！”
　　南泉说：“筑庵的事我们暂且不谈，这个悟道大事该怎么办？”
　　智常一听，猛然将正在煎茶的茶铫打翻，自顾站了起来。
　　南泉不解地说：“师兄这是干吗？你已经喝了茶，我还没有喝哩！”
　　智常却说：“说出这样话的人，一滴茶水也不能享用！”
　　禅宗讲悟，既然是悟道之事，就该自己去悟，而不应该去问，比如一块旷地，为什么适宜建庵，也要自己悟，问旁人是问不出来的。智常见南泉相问悟道之事，便知平时两人所商讨的禅旨机语他根本没理会，白跟他费了许多脑筋、口舌，于是一怒之下，打翻茶铫，话说是不让他享用茶水，实际意思却是不值得与他讲禅。
　　智常禅师，生卒年未详，约8世纪下半叶至9世纪上半叶在世，俗姓陈，江陵（今属湖北）人。得法于马祖道一禅师，元和年间（806年-820年）住庐山归宗寺。他目有重瞳，曾用药去除，致双目皆赤，故人称“赤眼归宗”。圆寂后唐文宗谥号至真禅师。
　　南泉禅师法号普愿（748年-834年），俗姓王，郑州新郑（今属河南）人。得法于马祖道一禅师，后住池阳（今属安徽）南泉院，故称南泉禅师。南泉后成禅学大师，善于启发后学，他的示众之语曾在各地禅院中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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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风雅倪云林绝交王孙

　　宋人于茶之道讲究在制茶和烹茶上，所以有宋一代贡茶辈出，名茶广布，并且还出现了极具技巧和艺术特色的斗茶和分茶等茶艺。而明人则似乎更是讲求品饮上的境界，注重碗中盏里的意味。这一点从元明之际的倪瓒身上可以看到最早的迹象。
　　倪瓒（1301年-1374年），元代著名画家，常州无锡（今江苏无锡）人，原名珽，字元镇，号云林。与黄公望、吴镇、王蒙并称“元四家”。
　　倪瓒性情孤僻狷介，绘画上则讲求表现胸中逸气，其“茶道”之追求也然。明代顾元庆的《云林遗事》中记有这样一则故事：
　　倪瓒素好饮茶，曾居于天下第二泉惠山泉之畔，经常研茶鉴水。有一天，他忽有心得，用核桃、松子肉和以一些真粉，做成园林假山叠石形状，置于茶汤之中，雅号“清泉白石茶”。于是，倪瓒的清致之名噪于一时。
　　有位叫赵行恕的人乃是宋朝宗室后裔，因为仰慕倪瓒这种品味，有一天便亲自登门拜访。
　　因是王孙之辈临门，倪瓒便大礼相迎，延请上座后，叫童子供上“清泉白石茶”相待。
　　此茶之品，在于品泉之清，品“石”之白，体味倚石之茗，晃如蕉影之韵，感悟明泉之清，犹以静心之适，品出一个林泉之中的闲情逸趣。
　　但是，赵行恕显然不是一个“茶人”，他像喝大碗茶似地大口连啖。这在倪瓒看来，无疑是“牛饮”。
　　一番盛情雅意迎来的是如此粗俗之举，令倪瓒怫然离案，变色道：“我因为你是王子王孙，所以取出这样的好茶来款待你，谁知你对茶之风韵致味一丝不晓，真是个俗物！”说罢，挥手送客。
　　从此，两人再也不相往来。
　　明代江南士人曾以家中有无倪瓒画来判雅俗和清浊。正如他的绘画格调和创作思想对明清两代文人画的影响一样，其茶道境界也为后人所推崇，影响了后世明清文人茶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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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武王茶称贡品

　　唐人陆羽在《茶经》中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三皇之一，也即炎帝）”，并且还引述了《神农食经》说，常常饮茶，使人精力充沛，身心舒畅。但有关神农氏之事毕竟太遥远，仅仅是传说而已，而且《神农食经》为何人所作、何时所写，也无可查考，所以，饮茶始于神农氏之说，并非确凿之事。就现在已知的可信文献史料来看，第一个把茶当回事的要算是周武王姬发了。
　　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大约在公元前1025年，周武王姬发率周军及诸侯伐灭殷商的纣王后，便将其一位宗亲封在巴地。这是一个疆域不小的邦国，它东至鱼复（今四川奉节东白帝城），西达〓道（今湖北宜宾市西南安边场），北接汉中（今陕西秦岭以南地区），南极黔涪（相当今四川涪陵地区）。巴王作为诸侯，理所当然要向周武王（天子）上贡。《巴志》中为我们开具了这样一份“贡单”：五谷六畜、桑蚕麻紵、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鴙、黄润鲜粉。
　　既是贡品，一定珍贵。但巴王上贡的茶却是珍品中的珍品。《巴志》在这份“贡单”后还特别加注了一笔：“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支，蔓有辛蒟，园有芳蒻香茗。”上贡的茶不是深山野岭的野茶，而是专门有人培植的茶园里的香茗。
　　《华阳国志》是我国保存至今最早的地方志之一，作者是东晋时代的常璩，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东南）人，是一个既博学、又重实地采访的司马迁式的学者，他根据非常宏富的资料，于公元355年前撰写了这本有十二卷规模的书。
　　周武王接纳了茶这宗贡品后是用来品尝、药用，还是别有所为，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我们从《周礼》这本书中似可探知这茶还有别的用处。《周礼·地官司徒》中说：“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荼”即古茶字。掌荼在编制上设二十四人之多，干什么事呢？该书又称：“掌荼：掌以时聚荼，以供丧事；征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原来茶在那时不仅是供口腹之欲，而且还是邦国在举行丧礼大事时的必不可缺的祭品，必须要有专门一班人来掌管。
　　此外，《尚书·顾命》中说道：“王（指成王）三宿、三祭、三诧（即茶）。”这说明周成王时，茶已代酒作为祭祀之用。
　　由此可见，茶在三千年前的周代时，即已有了相当高的地位。而在《诗经》中，“荼”字何以屡屡出现在像《谷风》、《桑柔》、《鸱鸮》、《良耜》、《出其东门》等诗篇中，便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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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陟摆茶会

　　茶道兴起于唐代。
　　与陆羽同时代的太学生封演在他撰写的《封氏闻见记》中说：“因鸿渐之论（即陆羽《茶经》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这是最早提到“茶道”一词的记载。按封演的说法，最先总结和阐述“茶道”的是陆羽。
　　但是，当时“茶道”在生活中是如何具体展现的，却很难找到详尽的文献记载。只有北宋之初宋太宗敕撰的《太平广记》记载的奚陟摆茶会一事，尚可见唐代“茶道”之一二。
　　奚陟为唐代宗大历末年进士，唐德宗时累进中书舍人，也为陆羽同时代人。
　　《太平广记》所说的奚陟摆茶会一事即发生于陆羽宣扬茶道之时。这则故事说：
　　奚陟成为吏部侍郎的时候，饮茶已为世人所推崇。奚陟这人本性奢侈，他备置了一整套在当时即使是公卿之家也不见得会有的稀奇而精致的茶具，如风炉、越瓯瓷盏、碗托和角匕等。
　　有一天天气正热，他邀请了官署里的一批同僚来家中大厅里举办茶会。当时来的客人有二十多人，奚陟坐在东侧首位，奉茶劝进的人却从西侧的客人处开始敬茶。二十多个人喝茶却只有两个茶碗，茶量又很少，客人喝茶时还不时嬉笑、闲谈，所以茶碗的传递越发慢了。
　　由于天热口渴，奚陟望着迟迟不过来的茶碗，渐渐烦躁起来。正在这时，一位不知趣的下属抱着一大堆帐本和笔砚进来，摆在奚陟前面的案桌上，要他签押。奚陟打量这人，只见他满脸油汗，长得又胖又黑。正处极度焦躁的奚陟厌恶之意油然而生，猛地一把将他推开，怒道：“拿到那边去！”这位不幸的下属冷不防被猛推一把，人与案桌一起翻倒在地，砚墨四溅，他的脸上以及那些帐本都被染得乌黑一片，众人大笑。
　　从这则故事可以看出，这个茶会非同一般，而是很有些讲究的，比如要有一套很精致的茶具，二十多个人分坐在东西两侧，由专门的奉茶人按一定秩序为客人敬茶，客人只用两只碗悠闲地喝着，而且茶量不多。两只碗喝茶到底是像浓茶那样传递着喝呢？还是用两只碗替换着点一碗，喝一碗呢？这虽然不太清楚，但熟知现代日本茶道的人一定会看出，这茶会的礼仪和日本茶道中的一些“做法”是有相似之处的，如对茶具的重视、主客座位的位置、专门的奉茶人和敬茶的秩序等等。日本茶道从这一记载中似能看出其渊源。
　　当然，奚陟所摆设的这次茶会，离真正意义上的茶道还相距甚远，仅具茶道之形式，而无茶道之境界，更无茶道之精神，以这场茶会的主人溪陟的最后行为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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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皓以茶代酒

　　晋朝陈寿的《三国志》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吴王孙皓每次大宴群臣，座客至少得饮酒七升，虽然不完全喝进嘴里，也都要斟上并亮盏说干。有位叫韦曜的酒量不过二升，孙皓对他特别优待，担心他不胜酒力出洋相，便暗中赐给他茶来代替酒。
　　这件事出现在该书的《吴志·韦曜传》。韦曜字弘嗣，原名韦昭，陈寿为了避晋武帝之父司马昭的违，所以改为韦曜，吴郡云阳人，以博学多闻而为孙皓所器重。
　　但孙皓却是一个暴君，他是吴国的第四代国君，也是末代君主，在位之前被封为乌程侯，景侯死后他继为国君，性嗜酒，又残暴好杀。当他对韦曜颇为欣赏时，可以酒席之间暗中作弊，偷偷地用茶换下韦曜的酒，使之得过“酒关”。但是当韦曜一旦违逆其意，便翻脸不认人，拔刀以对。
　　韦曜为人却是耿直磊落，他可以在酒宴上暗地里玩些“偷梁换柱”、“暗渡陈仓”的把戏，但一旦事关国是，却一是一，二是二，实事求是。于是当他在奉命记录关于孙皓之父南阳王孙和的事迹时，因秉笔直书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触怒了孙皓，竟被杀头送了命。
　　但是“以茶代酒”一事直到今天仍被人们广为应用，并称得上是一件大方之举、文雅之事，这无论是孙皓还是韦曜，都是始料未及的。
　　在此顺便再提一下，孙皓早先被封为乌程侯的乌程（今浙江湖州南）也是我国较早的茶产地。据南朝刘宋山谦之《吴兴记》说，乌程县西二十里有温山，出产“御荈”。荈即茶也。一般学者认为，温山出产“御荈”可以上溯到孙皓被封为乌程侯的年代，即吴景帝永安七年（264年，是年景帝死，孙皓立）前后，并且还有当时已有御茶园的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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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帝饮茶治头痛

　　在南北朝之前，从目前已知的文献记载来看，饮茶之事以四川和江南地区相对为多，这与我国茶叶生产以长江流域以南地区为主相关。而在黄河流域，尽管三千多年前蜀人曾向周武王贡茶，还有春秋时齐国晏婴食茶之说，但从《洛阳伽蓝记》中那则王肃"酪奴"的故事以及其他很多文献来看，北方黄河流域的茶事相对要落后。
　　那么，黄河流域饮茶要到何时才比较普遍呢？隋文帝杨坚在此是个“关键”人物。
　　杨坚（541年-604年），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人，北周武帝时袭爵隋国公，大定元年（581年）代周称帝，国号“隋”，改元开皇，是为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隋朝大军渡过长江天险，攻占陈都建康（今南京），俘获后主陈叔宝，陈朝灭亡。至此，西晋末年以来延续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宣告结束，这是隋文帝的一大历史功绩。
　　茶之行世，常以廉俭为本。而据史籍记载，隋文帝勤于政务，自奉甚俭，茶却也侍于左右。《隋书》中曾记有一个颇为怪诞的事：某夜，随文帝做了个恶梦，梦见有位神人把他的头骨给换了，梦醒以后便一直头痛。后来遇一僧人，告诉他说：“山中有茗草，煮而饮之当愈。”隋文帝服之以后果然见效。因为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所以当时人们竞相采啜，并有一赞云：“穷春秋，演河图，不如载茗一车。”意为做人苦心钻研孔子的《春秋》，殚精竭虑去演绎谶书《河图》——想出人头地——还不如有许多茶喝来得快活。
　　南朝齐武帝也是一个尊茶的君主，并明文规定天下无论贵贱，有祭奠必须供茶，但因南齐地偏南方，其上行下效的影响和成效却远不如隋文帝。隋文帝一统天下，结束了南北朝长期的对峙局面，南北的饮茶等风俗文化才得以迅速交融。而且以他帝王之尊而嗜茶（《隋书》的记载过于神化），于是普天之下（尤其是黄河流域）茶不再被卑视为“酪奴”。从茶文化角度来看，隋文帝同样立有一大历史功绩，尽管他当时对饮茶未必自觉，对其历史功绩也未必有意识。
　　　　茶之品鉴，唐始流布。陆羽称神，茶经作书。
　　　　逮宋奢靡，君臣乐乎。茶艺工绝，茶人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