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的趣闻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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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足铭文及其寓意 　　第一足铭文是：“坎上巽下离于中”，寓意《周易·鼎卦》之象〓（下巽上离）。“鼎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中之第五十卦。鼎状风炉是既取鼎卦之象，亦取鼎卦之意。取其象，如将卦象符号〓稍加变形（如〓），很像一种容器。它的六爻是：最下一爻是阴爻（--），像器之足；二、三、四三爻是阳爻（-），阳为实，中实而容物，像器之腹；第五为阴爻（--），像器之耳；第六是阳爻（-），像器之铉。从上下两体来看，上体中虚，下体有足承之，正是鼎之象也。取其意，《周易·鼎卦》辞曰：“鼎，象也，以木巽火烹饪之。”因为古鼎的用途之一，就是作为烹饪之器具，所以，必有火与水与之相遂。按《鼎》卦的寓意，“巽”主风，“离”主火，“巽下离上”，就是风在下以兴火，火在上以烹饪之意。而七字铭中的“坎上”，“坎”主水，意思是煎茶的煮水容器是置于鼎器之上，风从下面吹入，火在中间燃烧。概括了煮茶的基本原理。此外，陆羽还在风炉支架鍑部的三个格子上，也分别铸上了“巽”、“离”、“坎”卦的符号和象征风、火、水的图象和花纹。 　　第二足铭文是：“体均五行去百疾”。这七字说的是饮茶的药效与功理。古代的中医学，根据：“水、火、木、金、土”五行的属性，联系人体的脏腑器官，并以五脏为中心，运用顺逆相生、相克的理论，来说明脏腑之间生理有机联系和对病理变化产生的影响，并用以指导临床治疗。这七字铭文，意在说明，如能经常饮茶，就可以使五脏调和，五脏调和就可以百病不生，人自然就会健康长寿。 　　第三足铭文是：“圣唐灭胡明年制”。这七字是说陆羽铸造风炉的时间。“圣唐灭胡”是指唐代宗在广德元年（763）最后平定“安史之乱”。是年，史思明之子史朝义因其部将田承嗣、李怀仙等相继归唐而在穷途末路之时自杀身亡，从而结束了长达七年之久的“安史之乱”。据此推测，陆羽设计的这个煎茶风炉，当在广德二年（764）铸造。陆羽时在湖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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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温宴客举清茶 　　如果说陆纳的以茶待客真如他所说的是一种朴素之风，那么，桓温宴客时所摆的清茶，就绝对不是秉性节俭的表现，而是借此提高自己在朝野的声望，最终达到代晋称帝的目的。茶在桓温手中完全是一种沽名钓誉的幌子。 　　桓温（312年-373年），字元子，东晋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西北）人，出身士族，娶明帝女南康公主为妻，拜驸马都尉。他曾三次率大军北伐，借收复中原来收揽人心，提高个人的威望，凯觎帝位。由于带有极端个人利欲目的，所以他的三次北伐均以失败告终。如永和十年（354年），他首次北伐率军进至与前秦之都长安仅一步之遥的灞上，便想坐待秦军自溃，以不战而胜来抬高自己的威望，结果是被秦军抢收了春麦，坚壁清野，晋军因军粮不继而被迫南撤。第二次北伐在攻下洛阳后，为了威胁朝廷，桓温建议迁都洛阳，并主张将东晋立国以来流寓江南的北方人全部迁回河南，因此引起了朝廷大臣的猜忌、牵制和南下士族的反对，力量内耗，洛阳终于得而复失。第三次北伐曾一路所向无敌，进至离前燕之都邺城仅两百余里时，桓温又一次妄图坐取全胜，以赢得朝野之口碑，结果坐失良机，敌援大至，惨败而退。 　　兴宁二年（364年），已位进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的桓温又被加官为扬州牧。此时的桓温，一举一动都顾及自身形象，为了表示在生活上一贯清廉节俭，每逢请客宴会，用以招待的只有七盘茶和果。陆纳出任吴兴太守之前，支向桓温辞行，谈话间问及桓温可饮多少酒，桓温说：酒不过三升，肉不过十块。桓温的这种虚伪的简朴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至少记载了宴客以茶一事的《晋书》的作者是受了他的蒙骗，以为桓温是“性俭”而有此举。 　　其实，桓温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利用茶来玩弄政治权谋的人。 　　太和六年（371年），桓温废晋帝司马奕，改立简文帝，自己专擅朝政。次年简文帝死，野心勃勃的桓温要求加九锡，作代晋称帝的最后图谋。此时，一代名臣谢安出山，他得知桓温已染重病，便与他巧妙周旋，拖延时间。桓温终于未能加九锡而“抱憾”病死。 　　桓温的“尚茶”之风在当时的影响或还可从一位督将的故事来见一斑。桓温部下有位督将因身体虚热，喝上了茶，后来越喝越厉害，经常非得喝上一斛二斗（即十二斗，一斛为十斗）才感到舒服，略减个几升便觉得不满足，以致后来家境贫困。有人问：这是什么病？一位“有识”之士说：这个病叫作“斛茗瘕”。 　　这事出于《续搜神记》，实属怪诞、夸张，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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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喝茶不认茶 　　茶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远没有受到普遍欢迎，在当时政治、经济的中心江南地区，虽然早已有栽种茶树的历史，但茶的引人入胜仅限于很少部分人中。这倒并不是人们不知道茶，实在是对茶的苦涩难以忍受。现在尚无法考证那时茶的采制工艺和煎泡手艺，但大致可以肯定，其工艺和手艺尚未达到能让人普遍接受的境地。 　　然而，此时的茶在山林寺观中却显示了不同寻常的美感来。 　　记述南朝刘宋史实的《宋录》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宋孝武帝时，新安王刘子鸾和他的哥哥豫章王刘子尚，一起前往八公山（今安徽寿县城北）访昙济道人。昙济以茶相待，两位王子饮后啧啧称奇，但他们不相信这就是茶，刘子尚说：“这真是甘露啊，岂能说是茶！” 　　这两位王子也曾饮过茶，但其茶苦口不堪。现在八公山上昙济之茶美如甘露，反而不相信这也是茶。可见当时好茶难见，佳茗难求，这从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当时为什么茶事不见繁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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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褒《僮约》武阳买茶 　　茶为贡品、为祭品，已知在周武王伐纣时、或者在先秦时就已出现。而茶作为商品，则现在知道要在西汉时才出现。西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正月里，资中（今四川资阳）人王褒寓居成都安志里一个叫杨惠的寡妇家里。杨氏家中有个名叫“便了”的髯奴，王褒经常指派他去买酒。便了因王褒是外人，替他跑腿很不情愿，又怀疑他可能与杨氏有暧昧关系，有一天，他跑到主人的墓前倾诉不满，说：“大夫您当初买便了时，只要我看守家里，并没要我为其他男人去买酒。” 　　王褒得悉此事后，当时就气不打一处来，一怒之下，在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以一万五千钱从杨氏手中买下便了为奴。 　　便了跟了王褒，极不情愿，可也无可奈何，但他还是在写契约时向王褒提出：“既然事已如此，您也应该向当初杨家买我时那样，将以后凡是要我干的事明明白白写在契约中，要不然我可不干。” 　　王褒这人擅长辞赋，精通六艺，为了教训便了，使他服服贴贴，便信笔写下了一篇长约六百字题为《僮约》的契约，列出了名目繁多的劳役项目和干活时间的安排，使便了从早到晚不得空闲。契约上繁重的活儿使便了难以负荷。他痛哭流涕向王褒求情说，如是照此干活，恐怕马上就会累死进黄土，早知如此，情愿给您天天去买酒。 　　这篇《僮约》从文辞的语气看来，不过是作者的消遣之作，文中不乏揶揄、幽默之句。但王褒就在这不经意中，为中国茶史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僮约》中有两处提到茶，即“脍鱼炰鳖，烹茶尽具”和“武阳买茶，杨氏担荷”。“烹茶尽具”意为煎好茶并备好洁净的茶具，“武阳买茶”就是说要赶到邻县的武阳（今成都以南彭山县双江镇）去买回茶叶。 　　对〓《华阳国志·蜀志》“南安、武阳皆出名茶”的记载，则可知王褒为什么要便了去武阳买茶。 　　从茶史研究而言，茶叶能够成为商品上市买卖，说明当时饮茶至少已开始在中产阶层流行，足见西汉时饮茶已相当盛行。 　　在此还有必要赘述一点，美国茶学权威威廉·乌克斯在其《茶叶全书》中说：“5世纪时，茶叶渐为商品”，“6世纪末，茶叶由药用转为饮品。”他如果看到王褒的这篇《僮约》，恐怕不会说如此武断的话，因为《僮约》提到“武阳买茶”这件涉及商品茶的事实的确切时间是公元前59年的农历正月十五，比《茶叶全书》所谓的5世纪要提前五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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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徽宗以茶宴群臣 　　茶屡屡作为赏赐之物，这是宋代君臣关系中的特有现象。不但赐给近臣（如宋仁宗赐小龙团予欧阳修），而且恩泽颇有好感的地方官。《宋史·苏轼传》记载说，元祐初，苏轼第二次知杭州时，高太后因为对他有所好感，遣内侍赐以龙茶和银盒，慰劳甚厚。 　　宋人笔记《随手杂录》中也记载说，苏轼知杭州时，有一天朝中一位使者突然来杭，悄悄对苏轼说：“我离开京师前向官家（即皇上，此为宋哲宗）辞行，官家说：'你向娘娘（此指高太后）辞行后再来我处。'我辞了太后再回到官家这里，官家带我到一个柜子旁，从柜里取出一包东西，悄悄对我说：'把这个赐予苏轼，不得让任何人知道'。”说着，使者取出那包东西。苏轼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斤茶，封口题字都是御笔。 　　但到宋徽宗时，赐茶的形式一变而以茶宴飨臣，在内涵上显得更为丰富，也更为奢靡。 　　宋徽宗赵佶（1082年-1135年），是北宋第八代皇帝，宋哲宗赵煦之弟。他在政治上腐败无能，生活上荒淫腐朽，最后成了亡国之君。但他在文化和艺术上却有多方面的成就，能书善画，书法上独辟一体称“瘦金体”，音乐、诗词俱通。 　　赵佶对茶艺也颇为精通，以皇帝之尊，写了《茶论》二十篇，后人称之为《大观茶论》（写于大观年间）。御笔撰茶著，这在历代帝王中是绝无仅有的。 　　当时，制茶之艺日精，斗茶之风日盛，分茶之戏日巧。北宋陶穀《荈茗录》记载说：“近世有下汤运匕（匙），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就散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茶百戏'。”宋徽宗这位皇帝，居然也擅这种分茶之道。 　　徽宗权臣蔡京在《延福宫曲宴记》中记载说，宣和二年（1120年），徽宗延臣赐宴，表演分茶之事。先是，徽宗令近侍取来釉色青黑、饰有银光细纹状如兔毫的建窑贡瓷“兔毫盏”，然后亲自注汤击拂。一会儿，汤花浮于盏面，呈疏星淡月之状，极富悠雅清丽之韵。接着，徽宗非常得意地分给诸臣，对他们说：“这是我亲手施予的茶。”诸臣接过御茶品饮，一一顿首谢恩。 　　皇帝设茶宴赐待群臣，后来在清代乾隆年间还每年例行一次。每年到了上元节后三日，皇上便钦点王公大臣中能歌善舞者，曲宴于重华宫内，演戏赐茶，赋诗联句。有时还专设茶宴，款待外国使节，以示国粹。 　　宋徽宗沉湎百艺，政治昏庸，最终导致灭国之灾。靖康二年（1127年），北宋都城汴京被金人攻破，徽宗与其子钦宗俱被俘，押解北上。八年后，徽宗死于金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 　　《华夷花木考》中记有一则宋徽宗被押送金国时的奇遇故事： 　　徽宗和钦宗在北上路途中经过一座寺庙，两人进庙一看，只有两尊巨大的金刚石像和石盂、香炉而已，别无供器。忽有一位胡僧从内出来，揖拜，问：“你们从哪来？”两人说：“打南边过来。”胡僧便叫童子点茶给客人。那茶非常香美，两人喝了还想喝，再欲索饮时，胡僧与童子已往堂后而去了。过了好一阵子，仍不见胡僧他们出来，两人便入内相寻。但里面寂然空舍，只有竹林间一小室，里边有一尊胡僧石像，一旁侍立着二童子的石像。两人仔细辨认，俨然就是刚才献茶的人。 　　北宋亡于金人，却以胡僧为二帝献茶，这则故事或许就是对宋徽宗在茶事上铺张奢靡、过于沉湎的一种讥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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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羽分辨南零水 　　茶税之法在唐德宗时的出现，标志着饮茶之风已真正广为播扬。而在此同时出现的一人一书，也同样成为饮茶盛行天下的一个标志。这就是陆羽及其《茶经》。 　　陆羽（733年-804年），字鸿渐，又名疾，字季疵，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号竟陵子、桑苎翁、东冈子。陆羽一生嗜茶，精于茶道，以撰写了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而闻名后世，对中国茶业和世界茶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茶仙”，奉为“茶圣”，祀为“茶神”。 　　有关陆羽的身世，据《新唐书》、《文苑英华》、《唐才子传》等文献的记载，陆羽三岁时被竟陵龙盖寺住持智积禅师在当地的一个湖水边拾得。积公以《周易》自筮为这孩子取名，占得《渐》卦，卦辞曰：“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于是按这一卦辞给他定姓为“陆”，名“羽”字“鸿渐”。 　　天宝十一年（752年），礼部郎中崔国辅被贬为竟陵司马。这年，陆羽和他相识，两人常一起出游，品茶鉴水，谈诗论文。两年后，陆羽出游巴山峡川，考察茶事，一路上逢山采茶，遇泉品水，目不暇接，口不暇访，笔不暇录，锦囊满获。乾元元年（758年），陆羽来到升州（今江苏南京），寄居栖霞寺，钻研茶事。上元元年（760年），陆羽从栖霞山麓来到苕溪（今属浙江湖州），隐居山间，闭门著述《茶经》。期间常身披纱巾短褐，脚着藤鞋，独行山野，深入农家，采茶觅泉，评茶品水。广德二年（764年），陆羽完成了《茶经》初稿，世人竞相传抄。大历十年（775年），陆羽根据参与湖州刺史颜真卿编篡规模宏大的《韵海镜源》一书时掌握的新资料，对《茶经》作了修订，并于建中元年（780年）正式付梓出版。三年后，唐德宗李适制定了我国第一部茶税之法。 　　晚唐曾任衢州刺史的赵璘，其外祖父与陆羽交契至深，他在《因话录》中说，陆羽“性嗜茶，始创煎茶法”。 　　陆羽嗜茶，更讲究煎茶之水，这可以从元和九年（814年）考取进士第一的张又新之作《煎茶水记》中得知。 　　《煎茶水记》引述了一位“楚僧”的《煮茶记》记载的故事说，唐代宗时期，湖州刺史李季卿在赴任路过扬州时，偶尔与陆羽相逢。李季卿因倾慕陆羽已久，一朝相逢，倍感欣喜，便邀陆羽一起到扬子驿吃饭。 　　席间，李季卿说：“陆君善茶，已是天下闻名：这扬子江的南零水也为天下第一名水，今天"二妙"相聚，可谓千载难逢，岂能虚度！”于是，命随军中一位可信之士带瓶坐船去取南零之水。陆羽则备好煎茶器具等候水至。 　　过了一阵子，那人取水来后，陆羽马上用勺取水，但看了一下后用勺扬了扬水说：“这水江是江水，却不是南零之水，应该是临岸的江水。” 　　那人答道：“这是我划船取来的水，有一百多人看见我取水了，怎敢说谎？” 　　陆羽没接话，默默地将瓶水倒出，至一半时忽然停住，又用勺取水扬了扬说：“这才是南零的水呢！” 　　那人闻声大为惊骇，低下头说：“其实我的确是取了南零的水，可船回岸边时摇晃得厉害，瓶里的水洒了一半，我怕您嫌水少，于是就在江岸边将水盛满。处士您的鉴别力真神了！” 　　李季卿和宾从数十人听罢都大为骇愕。 　　这则故事也让今人吃惊，这种鉴别力确实到了神奇的境地。我们姑且不论其真假，哪怕是非科学性的，但此事却充分说明在茶的品饮中，择水、鉴水已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人们把陆羽视为茶神，当作茶博士来崇拜的这一事实。 　　《新唐书·陆羽传》也记载此事，说李季卿见陆羽时，“羽衣野服（不合礼节场所的粗衣），挈具而入，季卿不为礼，羽愧之，更著《毁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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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肃谬论“酪奴” 　　茶在南方名声不振，竟被人称之为“水厄”，在北方就更是为人所耻，打个比方，与那些北方人喜好的食品奶酪摆在一起，茶充其量只算得上是个奴婢。这就是两晋南北朝时期茶在中国大部分人心目中的地位。 　　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南齐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王肃字恭懿，是雍州刺史王奂之子，赡学多通，才辞美茂，任秘书丞之职。太和十八年（494年），王肃因父兄被齐武帝所杀而投奔北魏。 　　王肃原在南齐时便极好喝茶，投靠北魏后，饮食上初时仍习惯于喝茶，吃饭菜偏爱鲫鱼羹，对羊肉和奶酪之物碰也不碰。他因善饮，据说一次能喝茶一斗，所以洛阳（北魏之都）人给他取了个绰号，叫“漏卮”，意谓这张嘴好像破漏的杯子，喝了还要喝，老添不满，永无厌足。 　　几年以后，王肃对羊肉、奶酪之类已能接受。有一次，他在宫里用餐，居然吃了很多的羊肉和酪粥。魏孝文帝元宏见状甚感奇怪，于是问他说：“以你汉人的口味比较，羊肉和鲫鱼羹，茶和奶酪，究竟哪个味道好？” 　　王肃的回答很不一般，他说：“羊是陆产之物中味道最鲜美的，鱼则是水产中的第一美味，两者各有至味，都可称得上是佳肴珍馐。如一定要比一下，那只能说羊肉好比是齐鲁这样的大邦，鱼则是像邾莒之类的小国。这里只有茶是最不中用的东西，它最多只能给奶酪当个奴仆。”王肃这番“精彩”的奇谈怪论引得孝文帝哈哈大笑。当时在一旁的彭城王元勰对王肃说：“你不怎么看重'齐鲁大邦'，而偏爱于'邾莒小国'，这是为什么？”王肃仿佛乡情难忘似的说：“这是我们家乡最好的东西，我不得不偏好啊。”元勰又对他说：“那么你明天到我府上来，我专门为你摆一'邾莒之食'，还有'酪奴'。”“酪奴”作为茶的一个别称，因此而传开了。王肃如此这般地贬茶，在当时曾产生了极恶劣的影响。孝文帝是一个较为开明的皇帝，尤其心仪汉民族文化，如改原来的姓氏拓跋为汉姓元，请汉人做官，与汉人通婚等等。当时朝廷大臣中已有不少汉人，为了照顾像王肃这种喜好饮茶的人的习惯，朝中宴会上都设有茶水。但是因为有“酪奴”之比，居然所有的人都视茶为耻，决不再喝，只有一些新近从江南投奔来的人因不知此典才好饮茶。当时有位叫刘缟的朝臣钦慕于王肃的好饮之风，也专门研究起喝茶来。元勰知道后，对他好好冷嘲热讽了一番，说：“你不去仰慕席设八珍的王侯之风，而去追求奴才下人的'水厄'之事，太没出息了！古时候海上有逐臭的蠢夫，村里有学颦的丑妇，而现在你就是这种人。”把刘缟说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极为尴尬。 　　“水厄”一典出自东晋王濛，北方人原是不知道的，但因为元勰家中有来自江南的奴仆，所以他倒知晓这一典故。但奇怪的是南朝一些皇亲权贵者对此却毫无所知，以致闹出笑话来。如梁武帝之子西丰侯萧正德投奔北魏后，有一次宗室元メ打算以茶招待他，先问他道：“卿于'水厄'多少？”意谓你的茶量怎么样。却不料这萧正德肚中原来没一点学问，答非所问说：“下官虽出生于水乡之地，但从来没有在水上碰到什么灾难厄运。”元メ和满座宾客闻言皆为捧腹。 　　王濛嗜茶而被人称为“水厄”，王肃嗜茶又自贬茶为“酪奴”，可见其时无论南方、北方，茶之境地“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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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茶喻祸福 　　饮茶之风盛于唐代。传世的一幅唐代名画《唐后从行图》（张萱作）中，在雍容华贵的武则天被前呼后拥的出行场面里，画家“安排”了一个手捧茶托的侍女跟从在后。在宫廷里帝后的走动已离不开茶，需要有专人司掌茶具，饮茶在当时已成习俗由此可见一斑。武则天（624年-705年），名曌，唐高宗李治皇后，天授元年（690年）代唐称帝，国号周，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 　　武则天是否雅好饮茶，正史无有记载。但据明代屠隆《考槃余事》说，武则天博学有著述之才，但是对茶却生性讨厌，曾诋毁说：“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侵精，终身之害斯大。获益则收功茶力，贻患则不为茶灾，岂非福近易知，祸远难见。”从茶在短时间内对调理人体有益和长期饮茶可能导致耗损体质出发，来比喻福易见而祸难见，茶已不再停留在品饮的层次，而成为像武则天这样的帝王者在政治上的鉴戒。在此须说明的一点是，北宋赵令畤《侯鲭录》也记有类似的言论，“作者”却是唐右补阙綦毋焽，而非武则天，说他也是博学有著述之才，因不喜欢饮茶而曾著有《伐茶饮序》，说“释滞消壅，一日之利暂佳；瘠气耗精，终身之累斯大。获益则归功茶力，贻患则不咎茶灾。岂非为福近易知，为祸远难见欤。” 　　两段记载意思完全相同，文字小有差异，似《侯鲭录》所载较为确切。但从历史记载来看，武则天确实重视著述，自己著有《垂拱集》、《金轮集》，并召学士撰有《玄览》、《古今内范》、《青宫纪要》、《乐书要录》等十多种著述。而且，所谓“福近易知，祸远难见”，更附合素多智计、明于朝纲、通晓文史、卓有主见的武则天的“口吻”。关于饮茶的利和弊，唐以后有多人论及，如苏东坡的《茶说》云：“除烦去腻，世故不可无茶，然暗中损人不少，空心饮茶入盐直入肾经耳，且冷脾胃，乃引贼入室也。惟饮食后，浓茶漱口，既去烦腻，而脾不知，且若能坚齿、消蠹。”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也有同样的论说：“人固不可一日无茶，然或有忌而不饮，每食已，辄以浓茶漱口，烦腻顿去，而脾胃自清。”明代顾元庆在《茶谱》中引《梦余录》的一段话对苏东坡的“损人不少”一说反驳道：“东坡以茶性寒，故平生不饮，惟饮后浓茶涤齿而已。然大中三年（849年），东都（今洛阳）一僧一百三十岁，（唐）宣宗问服何药？云：性唯好茶。……以坡言之，必损寿，反得长年，则又何也？”从现代科学而言，饮茶利多弊少是毫无疑问的。 　　武则天在论饮茶的利弊时，显而易见认为弊大于利，这是她的局限之处。但从饮茶利弊之论引申到对祸福隐显的理解，这却是她的过人之处，让人领略到一个政治家的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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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俨“点茶与这僧” 　　此风一开，那些文化修养高的僧人便从饮茶过程中总结出一套选茶、鉴水、煮茶的技艺，又讲究饮茶的方法和环境，逐步形成“茶艺”或“茶道”。于是茶从物质转变为精神，成为一种文化艺术和一种思想修养。 　　南宋有位高僧叫普济（1179年-1253年），俗姓张，字大川，浙江奉化人，他编撰了一部以记述禅师法语为主的重要典籍《五灯会元》（“五灯”指《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联灯会要》、《嘉泰普灯录》，中国禅语精华大半载于其中。在这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有关茶的禅机禅趣。 　　据《五灯会元》卷五记载说，唐朝有位和尚从江西赶到湖南澧州（今湖南澧县）拜谒惟俨禅师。惟俨打量了他一番后问道；“从哪里来？” 　　和尚即答道：“从江西来。” 　　惟俨闻声用拄杖敲了三下禅座。 　　和尚见状仿佛明白什么似地说：“我大概知道了去向。” 　　惟俨抛下拄杖，看这和尚怎么说。 　　和尚无言以对，傻在那里。 　　惟俨回头召唤侍从说：“给这位客人点茶（泡杯茶），他赶了很多路走累了。” 　　禅师对话讲究禅机，“从哪里来”即是富有深刻禅意的问语。这位和尚不明禅语锋锋，木木讷讷直问直答，惟俨以拄杖敲禅座提示，他仍答非所问，惟俨只好让他在茶中自己去醒悟了。这和尚如果真的以茶解乏，那就辜负了惟俨最后的“挽救”了。 　　惟俨禅师（751年-834年），俗姓韩，绛州（今山西新绛）人。他十七岁出家，先后参礼石头希迁禅师和马祖道一禅师，悟法之后往澧州药山，法席很盛。当时朗州（今湖南常德）刺史、文学家、哲学家李翱非常仰慕他，入山拜谒请教后，作《复性书》，把禅教义理融入儒学之中，开宋明理学的先声。惟俨圆寂后，唐文宗谥号弘道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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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宗始创茶税 　　饮茶在盛唐时期出现了空前的盛况，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当时除了四川地区和江南地区茶风日盛外，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也是盛行饮茶，大凡交通沿线，随处都有茶摊、茶铺、不分道俗，投钱可饮，十分方便。江南各地的茶则源源北上，舟车相继，所在山积。不只江南和江北产茶，中原地区以至黄河之北也出产名茶了。 　　这时，有一位皇帝在大臣们的议论中，看到了茶已与盐、铁一样为百姓日常所需，有利可图，便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茶税征收。这位皇帝就是唐德宗李适。 　　唐德宗李适（742年-805年）是唐朝第十代皇帝。大历十四年（779）唐代宗李豫死，李适即位。在即位之初，唐德宗就颇思励精图治。当时安史之乱平定后不久，天下依然纷乱，朝廷势弱。为了改变这一局势，必须强兵强政，加强中央集权。唐德宗宣布废除租庸调制及一切苛杂，实行两税法，按户等征居人之税，按土地征田亩之税，每年夏秋两征。这一新税制适应了土地集中、贫富不均的情况，具有进步意义。 　　建中四年（783年），户部侍郎赵赞敏锐地看到，饮茶的风气已在百姓中普遍形成，便向德宗提议征收茶税，十税其一。德宗很快就采纳了这一建议，于这年开始对茶叶征税，由负责对盐铁征税的盐铁转运使主管茶务。当时除茶之外，还有漆、竹、木等也被列为征税对象。茶税之法从此被建立起来，以后历朝历代多有修订，逐渐完善。 　　唐德宗开始征收茶税后的次年，由于改元为兴元（784年），大赦天下，大摆“阔气”，干脆把新开不久的茶税也免了。直到九年以后的贞元九年（793年）才恢复了茶税的征收，在产茶的州县和茶山外商人所经要路设置税场，每年即得钱四十万贯，茶税一举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 　　唐德宗茶税一征，财源滚滚，却不知有人因此付出了生命。当时的益昌（今四川昭化）令叫何易于，开征茶税的诏令下达后，使他陷入了两难的困境，因为益昌是个穷困之地，不征茶税这里的百姓已不太活得下去，若要再强征什么茶税，百姓必定是死路一条。何易于对这首诏令审视再三，便叫一小吏把诏令搁置一边，不征茶税。但他们非常清楚，违拒诏令，这是要杀头的罪！ 　　小吏思虑再三说：“如果我来顶罪被杀头后，你能否免除被流放之罪？” 　　何易于却说：“我既然不以保全自身一命来移害于百姓们，也决不会让你们来为我替罪。”言罢，他做出了令人决不可想象的举动：自焚。 　　何易于死后，其上司因平时对他颇为赏识，也就没有再上本参劾他。 　　这是由茶税之法引出的第一个死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