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晋书法

两晋书法，可分为西晋、东晋两个不同阶段，西晋的书法艺术远远不及东晋时代那么兴盛。西晋时期“隶楷”体受汉隶影响过重，字体中隶书笔意还很明 显，又缺乏才气出众、能够变革创新的书法大家，因此虽然处于汉字形体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却很少有优秀的书法作品出现，而且西晋不是提倡、甚至是禁止一般 人立碑，所以我们很难见到西晋的碑刻书法，唯有一件是为晋武帝曹丕即位的纪念碑《皇帝三临辟雍颂》比较著名。西晋书法中最著名的一件是传为陆机所写的《平 复帖》，一般人认为它是现存最早的文人墨迹，用章草写成，用笔劲健，行气自然。

东晋时代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一个光彩照人的历史阶段，它揭开了中 国书法发展史的新篇章，树立了行书、草书美的典范，其中，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二人顺应汉字形体的变化规律，以非凡的才华创造了被后世历代书法家尊为楷模的 “二王”书体。王羲之在行草书上的创造对于汉字书体演变的完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草书在汉代虽然已存在，而且把它作为一种与篆、隶楷、行并列的书体加 以总结，但到了东晋，草书应用范围才变得更广泛，介于草书、楷书之间的行书同样被广泛应用。正是因为王羲之以他的非凡才识。吸取了散见于前代和当时书法作 品中用笔、结字的优点，融合统一，创造出一种新而且遒丽的行草书风，可以说，他是书法创造的集大成者，他在行草书方面的贡献，与钟繇在楷书方面的贡献有同 等重要意义。王献之的书法在继承家法的同时，自创新意，相对于父亲王羲之的行草又是一变，多用外拓笔法，更加流便开张，大气磅礴，在当时书风变革中也起了 倡导作用。

鉴于传世晋代著名书法家的作品多为唐人摹本和历代刻帖等事实，近现代以来在新疆楼兰古城和甘肃敦煌石室等地出土的晋人简牍、残纸　、写经墨迹就成为十分可贵的文字资料，它们为中国书法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晋代是我国书法创作极其繁荣的时期之一，产生了一批水平很高的书法家，出现不少书法世家，有以“二王”为代表的王氏一门书法，以卫铄为代表的卫氏一门书法，以及郗家、庾家、谢家等都是一门多人擅长书法。当时书法爱好者争相拜师承关系和各自的流派，促进了书法的发展。

晋代书坛注重书法经验的研究和理论总结，用来指导创作实践，使书法成为更加自学的艺术活动，著名的在西晋成公绥的《隶书体》、卫恒的《四体书 势》和传为东晋卫铄写的《笔阵图》。五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笔势论十二章》、《用笔赋》等，这些书学理论文章的纷纷问世，正说明晋代是书法真正 进入了自觉的时代。

卫瓘《顿首州民帖》

《顿首州民帖》　传为西晋卫瓘所书，见于《淳化阁帖》和《大观帖》等历代丛帖。卫瓘是两晋时代“卫门书派”的代表人物，他师法张芝，继承家法，在草书艺术上取得了较高成就，当时与索靖一起被人并称为“二妙”。《顿首州民帖》是卫瓘唯一的传世作品。该帖书法基本上去掉了波势，同传世的晋人墨迹《平 复帖》在体式上有相近的地方，但较《平复帖》更流便，是一件较为可信的西晋时期章草向今草较变的典型作品。从本书所选的《大观帖》拓本看，笔意、体势都已 和今草接近，但也还留有一些章草遗意。由于书家功力深厚，使其流便而不浮滑，华美而有草书者所不能比肩的。

索靖

索靖（239—303），字幼安，敦煌（今甘肃敦煌）人，西晋书法家，曾任征西司马，人称“索征西”）。他是东汉末年书法家张芝姐姐的孙子，因 此有机会学习舅公张芝的笔法。他善于草书、隶书，尤其是章草，唐代张怀瑾《书断》列索靖章草为神品，隶书、草书为妙品。索靖书法险峻坚劲，当时的人评论 说，索靖书法与张芝书法相比，不及后者精熟，但比后者姿态生动，富于灵气。根据宋朝《宣和书谱》记载，索靖的书法在隋唐时代名气很盛，学写的人也多，唐代 的欧阳询自己本身就是一名书法家，最初对索靖的书法不以为然，路过索靖所写的碑文，只是粗看一眼，但后来看多了之后，发现其中有许多精妙之处，于是坐卧碑 下，终日欣赏，不忍离去。传为索靖的章草作品有《七日帖》、《月仪帖》。

索靖《月仪帖》

《月仪帖》　传为西晋著名章草书家索靖所书，也是传世题为索靖所书的各种刻帖中字数最多、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传世有单刻本和丛刻本。一般多认 为，此帖代表了西晋时代章草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准。全帖之字，以带有锐角的波磔为点画的鲜明特征，但点画的细微处也不失于纤巧；结体上生动精彩，要比皇象 《急就章》更富于变化。这是一件传世章草中别具一格的作品，以后世书法家影响很大。

索靖《出师颂》

《出师颂》　相传为索靖所书，有墨迹本传世，宋代宣和年间曾藏于宫廷内府，并见于《宣和书谱》，原件现不知下落，但有墨迹影印本流传。本书所选 取的刻本在明代曾归文彭所藏，后面有文彭的15段题跋。虽然历代对此帖的真伪问题说法不一，但它的这种古雅书风无疑体现了晋人风韵。全帖书法用笔有侧锋、有扁笔，有浑厚凝重的，也有尖锐露锋的，往往有一点一画之内有一波三折之势。可以说，此帖书法气象万千，极尽笔法之微妙变化，而这种变化了非常含蓄，不给 人以锋芒毕露之嫌，显得质朴古雅。就是因为这种气象，所以文彭在跋文中称赞它是“太古法书第一”。

《三国志●吴书》

《三国志》手抄本残卷，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新疆出土了好几次。作为西晋时代的楷书墨迹，它们第一次被发现是1924年，在新疆鄯善县发 现了《三国志》的《吴书。虞翻传》、《吴书。张温传》残卷，后来又发现了《魏书。臧洪传》残卷；1965年1月在新疆吐鲁番英沙古城的一座佛塔遗址中又发 现了《吴书。吴主（权）传》。本书后选的《三国志。吴书》写本残卷是1924年的出土文物，本卷书法风格与出土的晋人写经残相类似，应该是当时颇为流行的 “写经体“，字体属于魏晋时代兴起的”新隶体“，结构内紧外松，字势攲侧生动，字距疏散，有着明显的燕尾式隶书重捺之笔，可以看出当时楷书蜕化于隶书的痕 迹和早期楷书艺术的发展方向。

陆机《平复帖》

《平复帖》　是现存最早的写在纸上的传世墨迹。墨迹没有署名和书写年代，一般认为是西晋著名文字家陆机书写，共9行，84个字，原本墨迹现藏于 北京故宫博物馆。陆机（261—303），字士衡，吴县华亭（今上海人），是著名的文字评论文章《文赋》的作者，他的祖父陆逊、父亲陆抗都是三国时东吴的 名将。《平复帖》文章内容是写给朋友的一封信，因为其中说到病体“恐难平复”等字样，所以后人称之为《平复帖》。书法介于章草和今草之间，起笔大多圆浑，竖、撇往往斜侧出锋；字体左高右低，形散而神不散，笔画使转自如，带有隶书的波磔笔法；线条短小丰腴，笔画简练朴实，字与字之间不像今草那样连绵不断，但 也不完全独立，笔意紧紧相连，上下呼应惯通。这幅作品融合了章草与今草两种字体的特征，大概是当时吴国一带的地域书风，它在汉字发展史上有着特殊地位，而 且其本身艺术成就也很高，具有朴质雄厚、古雅自然的风格。

《晋人草书残纸》

流传于世的汉晋草书，除单刻于帖外，还可在《淳化阁帖》中见到，但历代书法家、书论家中的很多人认为刻帖中的汉晋书迹有不少伪作，所以，近现代 以来不断出土的汉晋简牍、魏晋残纸为我们提供了最为可靠的实物资料，让我们今天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得以了解草书艺术发展的真实面目。这是一件在新疆楼兰古城 出土的比较著名的晋人草书残纸，用笔劲健，风格朴拙，笔画中很少用波势。

卫夫人

卫夫人（公元272—349年），名铄，字茂漪，河东安邑人，她是当时著名书法家卫恒的侄女，后来嫁给汝阴太守李矩，因此又称“李夫人”。她擅长隶、正、行三体。据《古今传授笔法人名》记载，她的书法师承钟繇，然后传给王羲之。

关于卫夫人的书法风格，《向文斋书画谱》曾引《唐人书评》说：“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舞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波浮霞。”张怀瑾 《书断》中列卫夫人的隶书为“妙品”，并加评说：“碎玉壶之冰，烂瑶台之月，婉然芳树，穆若清风。”唐代李嗣真的《书品》则把她的书法列为“上之下品”。

可贵的是，卫夫人不但工于书法，而且在书法理论上，也有极高的造诣。相传《笔阵图》1篇，就是她对书法实践的总结。文中所列“笔阵”7条，实开后世“永字八法”的先河。

在书法史上，有关卫夫人轶事的流传较多，如王羲之12岁时，曾偷读她父亲藏在枕头里的《笔说》，后来“不期盈月，书便大进”。卫夫人在重新看到 王羲之的书迹后，便对太常王策说：“此儿必见用笔诀，近见其书，便有老成之智。”并因此而流着激动的泪水道：“此子必蔽吾名。”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卫夫人 并没有因此而妒忌自己的学生，相反，当王羲之结婚生养王献之后，她还在王献之5岁那年，写了《大雅吟》赠给王献之，对于书法新苗的成长倾注了厚爱。

王羲之

王羲之（321－379）字逸少，东晋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王导从子，王旷之子。出身于东晋门阀士家的琅邪王氏。其先祖可追溯到周灵王太 子晋。太子晋之子敬宗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于是以“王为姓氏”。秦末天下大乱，王氏迁至琅邪。西汉时，王吉这一支始家皋虞，后迁徙到临沂都乡南仕 里。魏晋时期，琅邪王氏宗族强盛起来，不乏清谈名士、廊庙权要、书画奕棋高手，多出自王吉这一支脉。

王羲之幼纳于言，人谓之奇，少有美誉，为太傅郗鉴所赏识，妻之以女。起家秘书郎，做过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或称“王右军”，亦称王会稽。他出身 于东晋门弟最高的王氏家族。本人具有深厚的文学艺术修养，他集汉魏以来书法之大成，隶、楷、行、草，无不擅长，并创造出新的书法风格，被后人尊为“书圣 ”，他的作品被列为“神品”，历来为人们所珍藏，并用作临池范本，从而陶治、造就出一代书法家。

刘宋羊欣赞其书法“古今莫二”。南梁陶弘景称　“逸少学钟，势巧形密，胜于自运。”庾户吾将其与张芝、钟繇相比，“功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 不及钟，功夫过之。”梁武帝说：“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唐太宗酷爱其书，赞道：“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唯王逸少乎，观其点划之功，裁减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不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 哉！”唐代张怀瓘将其行书、草书、章草等列为神品，并称其行书“动合规仪，洞谐金石，天姿神纵，无以寄词”；评其草书“损益合宜”、“风骨精熟”。东晋庾 翼赞其章草“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足见其在书壇的崇高地位。

王羲之这位中国书学史上最伟大的书法家，是古今公认的“书圣”。其子王献之，有“小圣”之称。父子“书圣”，在中国几千年书学史上，是绝无仅有 的。我们说王羲之是当之无愧的“书圣”，有如下几点理由：第一，王羲之的书法经历代很多书法大家和书法鉴赏大家的品评，堪称古今无二。对于其“书圣”的地 位，没有人表示怀疑。第二，王羲之是最伟大的书法艺术变革家，开一代书法新风。他的书法与前贤钟繇、张芝的书法有古与今、质与妍的区别，右军书一出，汉 魏、西晋之风尽，羲之变革钟繇楷书的作用尤大，为楷书字体的定型和成熟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这不但在书学史上，而且在中国文化史上，都是值得大书一笔 的。第三，王羲之是历代书法宗师，1600多年来大凡著名的书法家，几乎没有人不受惠于王羲之书法。王羲之书艺哺育出的后代书法家人数之多。他的传人书艺 之高，是没有人能望其项背的。第四，王羲之的书法具有可临摹性，被一代又一代人当作最佳范本临摹。这一点很重要，只有具备可临摹性，书法作品所体现的书道 才得以在历史的长河中传承。第五，王羲之的书论是中国古代书学理论的经典之作，古代多少书法家都是以王羲之书论作为最高指导来学习书法和从事书法创作。古 代多少书法理论家都是从王羲之书论出发来论述书法理论问题；他们可以多所发挥。但不能背离王羲之书论提出的法则。王羲之的书论，对现代人学习书艺及从事书 法艺术创作活动，仍有指导意义。第六，王羲之不但书品为世人所尊崇，而且以人品为世人所敬仰。人们仰慕其为人，从而更愿意学习他的书法。第七，王羲之是被 作为东晋初年有才能、有思想、有政治眼光、有作为的重要历史人物，以及被唐太宗大力表彰的伟大的书法家，写进作为“二十四史”之一的唐朝官修的《晋书》 的，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有助于他的书法长久地流传下去。

王羲之《十七帖》

《十七帖》　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在晚年写给亲朋子弟的一些信札的总汇刻帖，因为全帖开头有“十七”两个字，所以称它为《十七帖》。它不仅是王羲 之草书中的杰作，也是历代草书作品中的精品。晋代以后，有不少人写草书，尽管看上去是龙飞风舞，生动活泼，但往往过于奔放，反而轻浮通俗，不够含蓄，而 《十七帖》用笔有规有矩，极有法度，具有丰富的内在美。在用笔上大都藏头护尾，很少锋芒外露，线条朴实遒劲，特别是转折的地方，决不一笔带过，而是轻提重 按，顿挫有致；在结体上，粗看上去似乎很平正稳健，但仔细一看，在斜与正、断与连、粗与细等方面都有着许多微妙的变化；在章法上，虽然字与字不相连接，可 是收笔和起笔互相呼应，笔断意连，气势连贯。全帖字体有大有少，但大小相差不远；笔画有粗有细，但粗细区别有限，信手写来，浑然天成，整体上很和谐，《十 七帖》具有这样的艺术特色：点画厚重而不轻浮，结体稳健而有变化，章法生动而又自然，静穆而蕴含着情致，被人誉为“草书之龙”。

王羲之《曹娥碑》

《曹娥碑》，又名《孝女曹娥碑》，或称《曹娥诔辞》，末尾题款为东晋穆帝升平二年（358年）。现由辽宁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是传世几种内容相同 的墨迹本中影响最大的一件，写于绢上。作者是谁，很难确定，大致有三种说法：一是由王羲之书法的；二是由晋代另一个不知姓名的人书写的；三是由南朝后期书 法家伪托王羲之所书的。现在一般认为它流传有绪，极可能是东晋时代的作品。但不论谁的作品，它作为一件优秀的楷书作品，是值得后代学书者学习的。《曹娥 碑》的书法风格与三国时钟繇的书风相近，撇捺等笔画有隶书的趣味，字形扁方，结体弯化自然，整幅作品清圆秀劲而又古朴天真。传世的有历代刻帖本。王羲之 《黄庭经》

《黄庭经》，传为东晋王羲之的楷书作品，内容写的是魏晋时代有关的道家养生修炼术的《黄庭经》，共60行1200多字。据说当年王羲之写成此 帖是为了同一位道士换一群白鹅，所以又称《换鹅帖》。王羲之的楷书受钟繇影响很大，但他不是死板而是有自己的创造的变化。历来都把《黄庭经》看作是王羲之 的重要小楷作品，真迹早已不在，传世墨迹本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唐人摹本。传世刻帖本很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明代嘉靖八年（1529年）出土于安徽省颍 上县的“颍上本”。“颍上本”字字笔墨饱满，笔力内含，藏锋起笔，中锋运笔，回锋收笔，没有尖锐细长的笔锋外露出来，没有棱角突出的折笔，没有轻浮的迦 笔。运笔沉稳而自然，笔画的粗细、长短、曲直富于变化，但不过分夸张，字体匀整，结构完美，比例搭配自然，相互响应，上下字之间气势连续。这幅作品具有内 在美，被认为是与王羲之的性格、修养、气质相一致的。

王羲之《乐毅论》

《乐毅论》　与《黄庭坚》、《东方朔事赞》等历来都被看作是王羲之传世小楷书法作品的代表。文章是三国时代魏国夏候玄写的，记述了战国时代燕国 名将长乐毅的事迹。相传王羲之抄写这篇文章是给他儿子王献之的。隋朝时王羲之第七代孙、著名书法家智永和尚认为《乐毅论》是王羲之楷书中的第一佳作。墨迹 本唐代初年还存在于宫迁，相传在武则天时代归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所有，后被一位老妇偷出宫外，由于官吏追查，老妇情急之下把它投入废窖中，从此真迹永绝于 世。此帖历来辗转摹刻极多，以“越州石氏本”和“余清斋帖本”最著名。我们这里所选的就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余清斋贴》本中的本子。虽然是小楷，但仍 然写得雍容大方，而且笔势精妙，行笔自然，很好地表现了楷书严谨的法则和优雅的神采。

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三帖

《平安》、《何如》、《奉橘》三帖，是王羲之的行书代表作之一，真迹没有留传下来，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唐人摹本。传世三帖装裱合为一帖，简称“ 平安三帖”，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平安帖》共4行27字，《何如帖》有3行28字，《奉橘帖》有2行12字。这三帖的用笔、结体和整个的书法风格都 比较相近，用笔以中锋为主，笔画圆劲流利，转折处圆中有方，字的结体变化多姿，疏密、斜正、大小、松紧随字体自然变化，在流动灵活的行书中夹杂着端稳的楷 书，动中有静，在变化中又和谐统一，字与字之间或断或连，或紧密或疏松，气势连贯。但由于三帖原来并不是书写于同时同纸的，所以三帖之间的风格也略有差 异，相比较而言，《奉橘帖》笔画较细，非常清秀，上下字也不相连，字距、行距都很大，布局上书朗宽敞；而《平安帖》的笔画比较粗，线条圆泣丰腴又不失遒 劲，字与字之间联系更紧密，连笔增多，布局上更加茂密；《何如帖》在布局疏密程度上介于这两者之间，笔画劲挺，字形修长风格俏丽清逸。

王羲之《丧乱》、《二谢》、《得示》三帖

《丧乱》、《二谢》、《得示》三帖　勾勒在一张白麻纸上，统称“丧乱三帖”，为传世王羲之书迹的著名唐人摹本。此卷勾摹精良，在唐代时就流入日本，现归日本皇室收藏。因为王羲之的这三通手札原来就不是书写于同一时间和同一张纸上的，所以三帖的体式和风格不完全统一。

王羲之《姨母帖》

《姨母帖》，是王羲之传世书札中最著名的唐人摹本之一，是现藏于辽宁博物馆的唐人《万岁通天帖》第一帖。“万岁通天”是唐代女皇武则天的年 号。万岁通天二年（697年），王羲之的后代王方庆以家藏“王氏一门书翰”真迹进献朝廷，武则天十分重视，命人以真迹作为底本，用硬黄纸双钩填廓的方法摹 下来，原迹仍然还给王方庆。现原迹已不知下落，大概早已散亡。现存《万岁通天帖》（又名《王氏一门书翰》、《五氏宝章集》）共收王氏一门七人十帖，作为“ 天下真迹一等”的唐摹本已是十分珍贵的墨迹资料。《姨母帖》摹本在明清两代曾遭火灾。均被人从火中救出，现在仍能看到它的四周留有火灾痕迹。现存王羲之的 字（摹本、刻本）面貌都不完全相同，但大致可以分为流便秀丽和质朴古秀两类。如果说《兰亭序》和《平安帖》等是前一类的代表，那么《姨母帖》就是后一类的 代表。它的书体虽属行楷，但仍留有隶书笔意，笔画厚实，没有华丽的笔调来修饰，结体和章法上也平淡朴实，整幅作品具有一种古朴高贵的艺术美。

王羲之《兰亭序》

《兰亭序》　或称《兰亭集序》，又称《禊帖》，是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代表作，被后世尊称为“天下第一行书”，为后世学习行书的最好范本之一。《兰亭序》用笔提按分明，既有藏锋，又有露锋，流美而不轻浮，中锋运笔，点画有粗有细，粗的健壮而不臃肿，细有清秀而不纤弱。字的结体变化多姿，重复的字 却各有姿态，其中“之”字就有20多个，但有的平稳，有的险峻，有的舒展，有的收敛，有的工整，有的流利，例如第一行“暮春之初的”的“之”字，因为“暮 春”两字都是长方形，所以“之”写成扁状；第九行“品类之盛”的“之”因为上下左右的字都很宽大，所以写得紧密，小巧玲珑；第十八行“俯仰之间”的“之” 字，因为一行当中没有捺脚，所以故意写出捺脚，显得婀娜多姿态。这么多“之”字没有两个是完全相同的。字与字之间大小参差，长短配合，点画相互映带，气脉 贯通；行与行之间的距离有宽有窄，整行字呈现出细微曲线状，增添了韵律美，章法自然，气韵生动，令人心旷神怡。据说，唐太宗李世民得到《兰亭序》真迹后爱 不释手，就命令当时的摹书高手韩政道、冯承素、诸葛贞等人用双钩填廓的方法摹拓了好几本，分赐给皇太子、诸王、近臣。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兰亭序》唐代临摹 墨迹本有虞世南、褚遂良的临本和冯承素的摹本，其中以冯素摹本最为有名，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冯承素摹本”因为是勾摹，所以一般认为它比较接近真迹，较 能保持本来的笔墨情趣和神态风貌，因为这摹本的卷首有“神龙”二字，所以又称冯承素摹本为“神龙本”或“神龙兰亭”，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除此之外，另外还有“定武本兰亭”，也很有名。相传这一刻帖是根据唐代欧阳询的临本刻成的，因为它是在北宋时期的定武军营（今天的河北省定县） 这个地方发现的，所以称它为“定武兰亭”。可惜这块刻石现在已不知下落。真正按原刻石拓印下来的本子有三本：一是元代吴炳收藏的《宋拓定武禊帖》，它是三 本中最早的拓本；一本是元代柯九思收藏的《定武兰亭真本》，其中“湍、流、带、右、天”这五个字残损；再一本是元朝独孤长老的藏本，曾经毁于火灾，只剩下 很少的一部分，史称“独孤僧本”。

历代《兰亭序》的临摹本和刻帖本很多，我们今天说《兰亭序》的墨迹本一般是指“神龙本”，我们可以领略到《兰亭序》当时的流秀俊逸；通过“定武本”，则可以领略到它的含蓄隽永。

王献之

王献之生于晋康帝建元二年（344年），字子敬。有六兄一姊，他最幼。王献之不象乃父王羲之讷于言，但他寡言，言谈则不涉俗事。性格峻整，意趣 不投和，或者门第相异的人，他绝不与之交往。还善写丹青，擅长书法，秉性作派修养，既合乎士族子弟的规范，又渗透着魏晋风度。所以，倍受王羲之的宠爱。东 晋后期的名相谢安，当时正隐居会稽，王氏兄弟中，他最赏识的是王献之。起家为州主簿，后为秘书郎、丞、长史、吴兴太守、建威将军、中书令，掌中枢机要（王 献之病，代中书令一职的是献之族弟王珉，二人向来齐名，所以世称王献之为“太令”，王珉为“小令”）。

太元十一年（386年），王献之去世，时年四十三。追赠王献之待中、特进、光禄大夫、太宰，谥曰宪法。

书法家的王献之，自幼便得到父亲王羲之的直接指导传授。他在书法方面的训练，据记载，七岁左右即永和六年（350年）便开始。王羲之擅长各体 书，王献之也是如此，那么王献之基本技法能力的训练，特别是各种体势及其笔法的学习，都是在他父亲的亲授下完成的。在王献之学书阶段即十八岁以前（王羲之 逝世那一年，献之正十八岁），王羲之以他遒劲雄逸的书法卓然自立，并已经成为时风所追随的宗师。在笔法私相传授视为珍秘的当时，王献之能得到父亲的教授，王羲之书艺的机枢旨趣，自当比常人有深刻得多的领悟，功力自然坚实，从而为他在父亲身后迅速地脱颖而出奠定了他人所不可企及的基础。

流传至今的王献之书作，数量远远没有王羲之那么丰富。王献之传世的作品，不管是墨迹还是刻本，基本上不出楷书、行书、行草书、草书等体势。就文 献的记载而言，他所擅长的书体并非仅此而已。南朝宋虞龠禾《论书表》有王献之善飞白书的记载。《晋书》本传称“工草隶”。唐张怀　《书断》记载得更为全 面：“子敬隶（楷）、行、草、章草、飞白五体俱入神，八分入能。”王献之的八分书、飞白书、章草书，我们已经无缘睹其风采。关于飞白书，王羲之曾经叹发过 “子敬飞白大有意”的感慨。梁武帝评价王献之飞白书说：“顷见王献之书，白而不飞。”至于章草书，南朝宋明帝《文章志》中说：“其章草疏弱，殊不及父。” 但是，宋明帝时的中书侍郎虞龠禾在《论书表》中则称赏道：王献之“绝笔章草，殊相拟类，笔迹流怿，宛转妍媚，乃欲过之（羲之）。”飞白书与章草书的风范，还能在文献中留下鸿爪之迹供人推想，而八分则杳然无迹，只能依据《书断》留下一个入能品的空泛印象。

王献之对后世产生重要的长远影响的作品，以书体论，主要是楷书和行草书。他的楷书，唐张怀瓘《书断》曰：“能极小真书，可谓穷微入圣，筋骨紧 密，不减于父。”王献之的楷书作品，仅存者乃小楷《洛神赋》。虽然仅余十三行，宋朝以来，是书家争相称颂效法的名作。草书是王献之书艺的建树所在。在王献 之的心目中，行草书是自创风格的新体势。道理何在？唐张怀瓘《书断》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记载：“献之常（尝）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颇异诸体。今 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体。”

文中所谓“藁”，张怀瓘的解释是“藁亦草也，因草呼藁。”藁“行之间”的书体，即指行草书。在王献之看来，这种体势既能“穷伪略之理”，又能“极草纵之”，之而且与“往法固殊”。

那么，王献之提出的“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正是他创制自家风格的艺术纲领。“草纵之致”，是对张芝今草“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而隔行”特征而言，他洞察到气与势的贯通是书艺的精髓所在。“穷伪略之理”，伪者，不拘六书规范；略者，省并点画屈折。既然是 快速的一笔书，为着顺应笔势的流畅，势必省并点画，改易点画的形态和位置，当然要“破”六书的规范了。“草纵”和“伪略”裨上是章草衍化为今草的旨要。王 献之以艺术家特有的敏感和洞察力，准确地把握到古人变法自新的机枢，无怪乎唐朝人说，张芝今草的一笔书，“唯子敬明其深指”，这也是他超越其父王羲之的所 在。

是艺术家而非理论家的王献之，其书艺对后人之所以产生了开源决堤般的诱导力，过人之处在于：合“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于“藁行之间”的 行草书创作中。这在书法体势上就可以区别于张芝一笔书的今草了。既取彼精华而异于彼。然而，王羲之所写的大量尺牍书作，也是行草书体，即用草书的笔法和字 法作行书。王献之欲创制自家风格，也规避王羲之，所以，王献之又充分汲收张芝一笔书的草纵样式，以别于王羲之字字独立的行草书。于是，王献之驰骋艺术才能 的天地便豁然展现出来。

王献之书艺的魅力，不仅在于多所伪略，务求简易的外观体态上，其创意核心是笔法上的，而他的笔法，是外拓而不是内扌厌。外拓笔法是解散隶体以后 产生的，是笔法发展的必然趋势。南朝时，人们曾讨论过“古质今妍”的问题，裨上是个笔法上问题。魏晋书家，以“钟王”而论，王羲之的笔法比钟繇外拓，所以 钟王之间呈现出威信之别；以“二王”而论，王献之的笔法又比王羲之外拓，所以二王之间又有古今之别。王献之的贡献不在于开创了外拓的笔法，追根溯源，这种 笔法（古人在汉代简牍的草书中就已经运用着）而在于将这种笔法作了淋离尽致的发挥。并且超越了魏晋名家，达到那个时代的极致。笔法是直接作用于书法风格 的，只有当运用这种笔法创制出新的格调，造出新的书法样式，才具有实在的意义。王献之运用外拓笔法创造的典型风格样式，是逸气纵横，优游神骏的行草新体，唐朝时，张怀瓘在《书议》中的对他的新体作了高度概括的评价，他说：“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 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　与王羲之相比，王献之“执行草之权”，风格“ 神俊”，他的书法流美、诡谲、谊逸，从而为魏晋风韵开拓出新的书法样式和境界。

王献之是魏晋书家群体中的一位巨子。由于他是魏晋名家中晚出的一位，客观上为他提供了博采众家之长、兼善诸体之美的机遇；父亲王羲之的悉心的传 授和指导，使他奠定了坚实的笔法基础，并催其早熟。所以，王献之本人就是魏晋风韵最典型最集中的受益者。而他创制的书法形象出现于魏晋末年，则是魏晋时期 书法风格样式嬗变过程中最后一次成功的推陈出新。从而赢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和声望。

王献之《鸭头丸帖》

《鸭头丸帖》　是东晋书法家王献之写在绢上的一件优秀草书作品，也是王献之书法作品中唯一的传世真迹，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共有两行15字。这幅 作品运笔非常熟练，笔画劲利灵动，风神散逸，主要有以下一些特征“笔锋人纸灵巧而又变化多姿，方笔、圆笔、侧锋、藏锋都有，如“鸭”、“当”两字起笔处是 顺着笔锋直接入笔，“故”字起笔是侧锋，“头”、“不”等字与上一字相连，所以是逆锋起笔，但也有以顿笔和藏锋起笔的，如“明、君”等字。字与字之间气脉 贯通，连中有断，如第一行“明当必”，第二行的“集当与”笔画连绵，而“佳、明”，“与、君”等字之间重新起笔，调整笔锋，但暗中还是有呼应，，断连结合 使整幅字有疏有密，空白灵活。帖中的10多个字曲直结合：横竖较直，有刚劲之美；又有圆转外拓的曲笔，有遒婉之美，用墨巧妙自然，墨色有枯有润，变化丰 富。章法上行距很宽，显得萧散疏朗，堪称是一幅不拘法则而又无处不存在法则、妩媚秀丽而又散朗洒脱的草书精品。

王献之《中秋帖》

《中秋帖》　相传是王献之的草书墨迹，共3行22字，清代乾隆皇帝把它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唐摹本）、王珣的《伯远帖》作为稀世珍宝藏在 皇宫中，合称“三希”，并一起刻入著名的《三希堂法帖》中。传世墨迹本现收藏于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有学者怀疑它是宋代书法家米芾从王献之的《十二月帖》中 节临出来的作品。整幅作品气势磅礴，雄迈飞动，与传世的王羲之书法作品中那种含蓄、古雅、流美的草书风格相比，显得神气外露；与王献之传世真迹《鸭头丸 帖》、刻帖《十二月帖》等相比，也略有差异。墨色浓重，转笔圆转外拓，起笔或藏锋或侧锋，提按自然，整幅字的笔画偏于丰肥，但又有个别瘦劲的连笔和字作补 充，显得疏密得当、粗细变化。用笔宛转流动，一气呵成，有“一笔书”的妙处，写到最后一个“军”字，竖画向下延伸舒展，显得气势奔放，但没有一连到底。在 草书中穿插了行楷，如第一行的“相”，第二行的“胜”等字。写的时候有快有慢，运笔有疾有缓，富有节奏感。

王献之《夏金虎墓志》法帖（局部）

《夏金虎墓志》于东晋太元十七年（392年）刻，砖质，1966年于南京出土，现藏于南京市文保会，《文物》1972年第11期刊布。此志先书 后刻，似照文稿信手刻出，点画减省，率意真实。字势攲正跌宕。疏密有致，妙在斜正相宜。细观点画，刀痕书意，金石气息，巧妙融人：篆的圆浑，隶的朴厚，行 的随意，充满着音乐节奏旋律。粗放中见质朴，跌宕中含“醉意”，别有美感，别有意趣。

总而言之，王献之善书，正如《书估》所支：“峻险高深，起自此子。然时有败累，不顾瑕庇。可谓子为神逡。父（羲之）得灵活，父子真行，故为百代之楷法。”评之在理。

王献之《洛神赋十三行》

《洛神赋十三行》，简称《洛神赋》，东晋王献之的小楷书法代表作，原来的墨迹写在麻笺上，内容为三国时期魏国著名文学家曹植的著名文章《洛神 赋》，但流传到唐宋时代就已经残损并亡佚了。流传下来的刻本为宋代根据真迹上石的拓本，包括“碧玉版本”和“白玉版本”两种，其中“碧玉版本”较好，它于 明万历年间在杭州西湖葛岭的半闲堂旧址出土，现藏于辽宁博物馆。这本刻帖中的字用笔挺拔有力，风格秀美，结体宽敞舒展。字中的撇捺等笔画往往伸展得很长，但并不轻浮软弱，笔力运送到笔画末端，遒劲有力，神采飞扬。字体匀称和谐，各部分的组合中，又有细微而生动的变化，字的大小不同，字距、行距变化自然。王 献之的楷书与王羲之相比有所不同：羲之的字含蓄，运用“内扌厌”笔法；而献之的字神采比较外露，较多地运用”外拓“笔法。他们都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董迨《广川书跋》说：子敬《洛神赋》，字法端劲，是书家所难。偏旁自见，不相映带；分有主客，趣向严整。与王羲之《黄庭经》、《乐毅论》相比，一反遒紧 缜之态，神化为劲直疏秀。

王献之《地黄汤帖》

《地黄汤帖》，又名《新妇帖》，东晋王献之的草书作品。现存墨迹本是唐人摹本，晚清时期流入日本。此帖在《淳化阁帖》、《大观帖》、《三希堂 法帖》、《筠清馆法帖》等历代著名丛帖中多有摹刻，受到广大学书者的重视。用笔外拓，笔画圆腴而纵逸。整幅字富有节奏感，开头“新妇”两个字是行书刚落笔 速度较慢，写得凝重端稳，“服”字以后，渐渐放开，到第二行用笔已经很洒脱，笔画连绵宛曲，提按自然，轻重变化，充满韵律感，墨色浓淡、枯润相间，使得全 帖个有散朗舒展的特点。

王献之《十二月帖》

代表着王献之行草书中独创风格的典型作品是《十二月帖》。此帖开笔的“十二月”三字作行楷书，第四字便转为行草书，笔势连属。第二行共七字，前 六字一笔贯通而下，优游疏爽。其后连多断少，形势宏逸。现在所能见到的《十二月帖》是刻本，笔画映带的细微变化，墨色泣燥的质感，已损失良多。如果是毫发 毕见的墨迹本，草纵之致，宏逸之势当更显神骏。最得王献之笔法、笔意并发扬光大，卓然成为大家的米芾认为《十二月帖》「运笔如火筋画灰，连属无端，末如不 经意，所谓一笔书。天下子敬第一帖也。」

《爨宝子碑》

全称《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碑》，立于东晋大亨四年（405年），因为爨氏地处偏远的西南，不知东晋早已改了年号，仍署大亨，而实际 上应该是义熙元年，清代乾隆年间在云南出土，原碑石现保存在云南曲靖县武候祠内。此碑的书体表现出从隶书向楷书过渡时期的特点。爨氏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中 的一个大族，世代承袭为本地土官，由朝廷册封管理当地。它是东晋的碑石，字体介于隶楷之间，基本上属于楷书，但仍有许多隶书笔意，比如撇捺有波磔和挑钩；横画收笔时向右上方斜出，呈隶书中的燕尾状，转折处方正劲利。用笔方圆结合，有的以方笔为主，就显得雄强方拙；有的较圆浑，含有篆书用笔，就显得外柔内 刚。结体上，生动奇特，不具有一般楷书的横平竖直、布白均匀的特点，而是有大有小，有伸有缩，有收有放，产生紧密内敛与疏朗外拓的对比。《爨宝子碑》朴厚 古茂的书法特色，受到后代学书者的喜受，而且它在汉字发展史上也有重要的价值，这种兼有隶书、楷书特点的字体向我们展示了当时汉字的发展状况，它对于后代 书法和汉字学的研究都有参考价值。

《李柏文书》

20世纪初以来，我国西北地区出土了数以万计的古代竹木简牍和纸帛文书，在书法史上《李柏文书》（如图，本书所附图版为该文书的第二稿）就是 其中最有价值和代表意义的作品之一。它出土于新疆，共有三张纸，是一封信札的三次草稿，文稿现藏于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根据史书可知，书写者李柏与王羲之 同时代，大约生活在东晋咸和至永和年间（330—350年），所写的字基本上属于行书，仍带有明显的隶书笔意，笔画提按分明，尤其是第一稿，墨色较浓，笔 画较粗重，隶意最多；而第二稿、第三稿的书写比较随便，连笔增多，气势更加连贯畅达，行书的特点更鲜明。《李柏文书》的出土，为研究东晋时代的书法提供了 可靠的实物资料。

王珣《伯远帖》

《伯远帖》，它是东晋王珣的行书墨迹，共5行47字，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朝乾隆皇帝非常喜爱这一作品，把它和王羲之《快雪时晴》、王献 之《中秋帖》合称为“三希”，一起编入《三希堂法帖》。而传世《快雪时晴》是摹本，《中秋帖》是临本，只有《伯远帖》是真迹，所以尤显宝贵，是研究东晋时 代书法面貌和当时笔、墨、纸等书写材料的珍贵资料。《伯远帖》笔画转折处大多方正刚劲，行笔遒劲，停顿自然，较多地保存了楷书用笔的严谨性，笔画还略微带 有隶书的韵味，显得潇洒古淡，体现了东晋时代行书艺术走向成熟形态的丰富面貌。王珣是王羲之的侄儿，他的书法继承了家学传统，典型地代表了东晋时代以“王 氏一门”为主的书法风格——遒逸雅致、秀逸潇洒。